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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邓三篇及篇外篇

17-06-28

反邓三篇及篇外篇

15:45:56, 分类: default

反邓三篇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如何走向谬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分精炼,而精炼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过于笼统,笼统的结果是被误导谬用。实际上有时候仅有“认识”和“实践”这两个概念来诠释“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的运动是十分不够的。

泛泛而言:人通过自己的器官运动来实践,实践改造了实践对象(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精神领域),实践对象的改变是客观的,这种改变后的客观信息通过诸种信息通道被人脑捕获,人脑对信息通过一系列逻辑程序进行整理归纳评估核对,并借此对旧认识修正和孕育新生认识,但这一系列过程也仅仅是“认识和实践”矛盾中,“实践作用于认识”的部分,整个矛盾体的运动至此只是旋转了半圈。

这里难以理解的要点是检验,检验是什么?我对检验下的定义:“实践反馈的客观信息”和“旧有认识所作预言部分”之间的评估核对工作,并借以作为对旧有认识修正补充创新的依据。检验过程本身也可看作是一种人的实践,是实践的组成部分,更是实践连接认识的纽带。人类社会的实践往往带有利益特征,即使面对同一个实践,不同利益群体检验后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群众和精英检验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谁的结论更趋向于真理?无休止地实践?可你总也跳不过检验这一环,而检验过程又无法回避争论。于是不争论出台了,似乎有这么个解决之道,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真理,如果真是真理,那么她却的的确确是经历了一场大辩论后的产物。不争论,检验过程也未必完善。

回过头我们来看:实践并不总是成功的,成功与否是有概率的,这概率大小有部分因素是和指导理论真理成分的多寡相关,属于“认识和实践”矛盾中,“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部分,经历作用和反作用,整个矛盾体的运动至此才算是旋转了一周。我之所以关注实践成功的概率,那是因为实践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有时严重至威胁到你失去了再次实践的本钱和无法修复的恶劣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对指导实践的理论成形慎而又慎,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回过头去注意检验中争论的价值,争论多少可以剔除个人主观认识上的偏差。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争论和实践都有时效,无限制争论和无限制实践,就如同一个人总握着拳头或总张开手掌,佛家认为都是畸形,收放必须有度有节。真理本身既不是决定于实践,也不是决定于认识,而孕育于“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交互运动之中,以任何一方作为起点运动半圈后嘎然而止,都无法使矛盾自旋运动得以永续,而真理也便无从诞生。事实也便如此,给你一根绳套,你永远无法在地上摆出一个完美的圆圈,只有让绳套在当空旋转起来,一段时间后你才能得到一个近似完美的圆形。马克思认定“认识和实践”是对矛盾而非“真理和实践”,这本身就说明单纯依靠实践要检验出真理根本不可能,检验真理需要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检验是一种矛盾自旋运动。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可以看作是矛盾的自旋运动,有自旋便有自旋周期,这种周期可以称作是“反馈周期”、“互动速率”。不同自旋周期在量子力学中,足以作为区分不同粒子的特征。人类社会中,针对不同层次的事物,按轻重,定缓急,把握实践认识这对矛盾不同的互动速率,这足以作为判断是否掌握真理的标准。对于不同层次(宏观和微观)事物的实践,我们必须问应该多长时间检验一次,多长时间修正一次?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并没有回答这个关键问题,于是人人都可以随口定个什么10年20年50年的改革计划,再加上个不争论,实践成为没人必要对代价承担责任的混混日子,最可气的就是200年的初级阶段,简直是掐指算命,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做一个某人有生之年看不见结果的实践,对这个人而言又有多大现实意义?如果漫长的错误实践积累成难以挽回得代价,我们又去哪里再筹集起庞大的资源来弥补?如果错过了修正实践所允许的时效,我们又如何获得下一个可欲而不可求的时机?如果始作俑者在漫长的实践中死了,我们又找谁去清算追究责任?

反邓三篇之二:“基本矛盾”其实根本就不“基本”

“通货膨胀”,曾经如此固执地宣传为是和社会主义社会无缘的罪恶,如今却是日常中最频繁的聊斋,尽管我们被无数次告知生产力已经如何如何发展,而云山雾罩的御告数据之下,现实是大部分人都被物价挤压而对基本矛盾中阐述的美好愿望调低了预期,物质需求已不渴望增长,但求不要降低得太低太快,至于文化需求,哈,在论坛跟贴发泄算不算?

历史学家可以告诉你早期人类发展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体现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但要推论人类社会因此进步却远非如此乐观,第一次分工伴随着剥削的出现,第二次分工奴隶制被普遍确立,第三次分工诞生了货币和高利贷,没有证据证明生产力发展可以让社会变得更有亲和力,事实上人类历史更象是一连串战争衔接的链子。幸运的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对职业工种的细化影响依然有限,人的需求依然受到基本生存物质生产能力的压制,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人依然离不开土地的出产而保留着农技,如果不是天灾人祸,便不会发生政治上的激烈反抗。政治模式飞跃式变迁实际上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

很容易直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物质需求增量得益于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工业革命似乎证明了这点,工业革命也是职业结构革命,激增的非农工种也意味着新兴城市和全新生活,人们果腹之余能享受更多的物质和劳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享用便利的家用电器和数码消费品,出入灯火阑珊的夜市和琳琅满目的卖场时,实际上得益于基本生活成本的低廉,从而保持着对更高物质和额外服务的消费能力,这是支撑新兴行业的利润源泉,从这点来说,分工越是细化,非农工种越多,社会反而越是脆弱。城市人口不能解甲归田自给自足,他们之中很多人没有土地也没有农技经验,技术单一,因此在经济危机中一旦基本生存成本激增便无退路,必然掀起一波政治浪潮,科技发展已经使我们把天灾的影响降为最低,而工资购买力的锐减、公司的倒逼、失业者的绝望却因为社会制度问题而随时出现,宪政民主体制和福利保障制度的产生并非偶然,那是为了可预期的稳定生活。

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特立独行,因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额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和劳务,而被用作是对基本生活物质涨价的最好理论和数据支撑,于是统计部门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发布收入增长的可喜信息,随后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商们默契地接下绣球后便是涨价一片,在宣传媒体上最常见的涨价理由是老百姓工资在增长(当然撇开了分配结构的论证),甚至是先知般预言老百姓预期工资会在未来增长,虚实结合一锤定音。尽管这些近似神学的噪音能带来涨价的亢奋,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当民生品成为勒索品,当地产商和政府要求我们贡献出现在和将来所有已知和预期的积累花费在赎买民生品时,我们看到的是顺差、通货膨胀、失业几乎难以控制。见鬼,中国究竟赋予工资增长何种意义?

目前我国共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而第5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占具其中121个细类(职业),有1717个行业的人员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技,当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土地建房,基本生存离不开稳定、恰如其分的民生品供给系统,而他们所处的公司也需要人们在安排生活成本之后的剩余购买力来支撑,(是否该扣除地产业、垄断业和公务员?),一旦基本生活成本变得高昂,挤出效应对那些非农行业人员和公司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尤其相对目前暴利房对消费能力的渴泽而渔而言。民生品的暴利和通货膨胀,其效果等同于把社会状态又打回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实践活动仅能竭力维持基本生存,甚至连基本生存都不可得,原本借助技术革命和需求扩张而暴芽舒展的行业,相继因缺乏养分而枯萎断裂。

回过头来看,那个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其实根本就不“基本”,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你的需求美好预期在绑匪环视之下根本无法实现,社会文明层次更多还是体现在政治架构上。


反邓三篇之三:直选是马克思政治平等逻辑的必然推导

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根据现实来发现问题和完善认识和方法。而不会纯粹根据理论化的推导,否定现实。

选举人的选举层次越高,权利的执行就更加直接而体现出充分和真实。环节越多中间层次越多,最初的意志越是容易被窜改。直选是马克思政治平等逻辑的必然推导。

封建专制下,各级政治层官僚被上层授予的现实权力把持所有参政议政的环节,掌握国家机器的执行权,推行上级意志或者自身意志,任何一个政治层的博弈实力都呈现官民不对称,这种代表制,根本无法实现文章中所承诺的民主溯求,甚至和马克思主义的初衷相违背。现实也正是如此,如果百姓无法首先控制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层,又如何来控制其下的多级官僚?

基层发生的矛盾在不可调和时必须通过上一层来作裁决,这时就是上层政治和低层民意的博弈,因此下层的公平度取决于上层的公平度,博弈的关键点就是把上层政治尽可能少受干扰地纳入低层民意的掌握监控之中(封建社会也有告御状,直接承情可以避免信息扭曲),层层推导,最终直选的逻辑显示出现实的合理性。同理,最高政治层如果在机制设定上不直接被最广泛的公意来构建,意味着国家至高权力不受控制,下层各级民意根本无实力与之对抗,整个社会政治形势也会向专制演变。

民主,首先体现在国家最高权力的博弈上,社会一切政治演变由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来推动。擒贼先擒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古而有之的道理。

阶级斗争出现在普通民众并没有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机制的时候,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原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权力,不愿和民众分享,不愿至自己于民众之下。在这种无法妥协的态势下,马克思不得不提出阶级斗争,本质上就是从最高政治层面打倒旧国家机器,为各级政治层面重新洗牌打下基础。

在民主体制下,政权更替没必要这么激烈,但是一朝皇帝一朝臣的忧患还是有的,直选就是重新调整最高政治层,让政治在下一个周期运行内脱离原有人事架构和原有行为特征,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变革,假如需要作变革的话,民主体制一般情况下没这么激烈。

直选和阶级斗争,在变革最高政治层的立足点上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从现实博弈出发的行为逻辑。


反邓篇外篇:根本不存在什么初级阶段

2008/12/23 10:12:15

根本不存在什么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对历史划分段落,是因为历史已经成形,可以设定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但人不可能对未来划分段落,因为未来没有成形,你不可能知道终点在哪里。

预先给人类还没有完成的发展进程划分段落,并规定某一阶段的特征,这是宿命论,而事实上,未来永远不会定型,他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博弈之中,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主观能动性。某些人的目的正在于此,以宿命论剥夺我们对反道德反伦理行径的置疑和反抗。

如果国家权力在人民手中而非权贵,一旦博弈态势被改变,黑窑就不可能存在。可见黑窑是体制选择的产物,是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选择的产物,是专制体制下的一种必然现象,而非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选择。

我们本可以不去模仿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血腥积累,事实上正因为人类不愿意承受这种宿命,人类智慧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晶。对被压迫宿命的反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繁荣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现在民主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力量源泉。

某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想干一些违反人类价值观的事,而且恰巧他们具有这样的博弈优势,但为了掩盖自己主观上的险恶用心,就把干的坏事意图推给尚未出生的历史,打上历史客观性的标签,号称这是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从而掩盖自己的罪恶。实际上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很多事人之所以会这么干,取决于这些人的价值观和博弈地位。未来是白纸,书写的是人。

我再提一下:福利制度取决于人的价值观,任何生产力发展阶段,人都有能力建立起福利制度,这取决于你以何种价值观去安排分配。多想想上甘岭坑道内是如何分配一只苹果的。所以贫富悬殊的差距决不是因为我们处在什么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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