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之天台游记

10-08-11

Permalink 08:13:27, 分类: 台山陈迹

傅增湘之天台游记


  民国初年,是社会风云激荡、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留学东西洋的新派文人,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酝酿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出身科举的旧式文人,面对皇权终结、政治凋敝、民生维艰,也是同样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思索出路所在。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民国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傅增湘结伴张元济、蒋维乔等好友作名山之游,来到天台山,下榻国清寺。

  傅增湘(1872年~1949年),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现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一年任直隶提学使,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教育总长。1922年退职家居北京,潜心研究古籍。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著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校书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双鉴楼藏书杂咏》、《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以及游记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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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屋所藏《藏园游记》,傅增湘撰,印刷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一印。年代虽属晚近,印数却只有一千二百册,甚难寻觅。卷首有傅氏之孙、建筑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所撰《藏园游记整理说明》曰,藏园居士雅嗜游山,履迹遍海内,夙慕郦道元、徐霞客之高致,历年所撰游记三十余篇,包括五岳、黄山、九华、天台、雁荡、天目、径山、庐山、崂山、灵岩、五台等。

  藏园居士《天台游记》载,“天台为教宗发源之地,祖庭规范,至今恪守不衰。国清为山中首刹,规模既壮,戒律尤严,历代住持皆选名德夙著者任之,故四方缁众争来讲习,常年聚徒率三四百人。余于丙辰来此,下榻于客座西楼,每当夜半梦回,万籁皆息,钟鱼忽动,梵诵琅琅,使人尘虑都消。即长昼之间,亦复内外严寂,不闻喧杂之声。游客来者,恒望而生敬。及乙亥再至,公路已通,游屐杂沓,入室升堂,然清净之风与二十年前宛然无异。余设榻之地仍在西楼,旧梦重寻,巢痕未扫,所留字幅尚悬壁间。惟访寻禅友,多已不存,与寺僧华宗、海照追话昔游,不禁感慨系之。洎昨岁偶过北京法源寺,适遇海照于客堂,因与访问国清近况,始知寺中忽于伽蓝殿侧大起高楼,题曰‘迎塔’,瑶窗绮户,皎洁玲珑,其中几榻精丽,帷帐鲜华,尽仿欧风,力求新异。来客亦多贵显豪俊之流,车骑所至,侍从如云,往往酒食高歌,呼卢竞博,嚣氛四彻,达旦不休,非复往时严净之风矣。”可见,傅氏对兴建迎塔楼于千年古刹清静之地,是颇有腹诽的。再如蒋维乔《天台山纪游》,“过(横山)岭后,见路旁又有大松林夹立,风过时声如波涛。自此以至天台,大松林已数见不鲜,即此可见天台之气象不凡!”可惜沧桑之后,万松径只留其名,更无论大松林了。

  傅熹年《整理说明》云,藏园居士游记,个别篇章三十年代曾发表于《艺林旬刊游山专号》。四十年代初,曾以十四篇雕板,惜只印样书少许,无力刷印行世。浩劫以后,手稿复归,据手稿整理编为《藏园游记》十六卷。藤屋藏有藏园居士撰《衡庐日录》、《南岳游记》民国刻本,白纸线装二卷分装全二册。牌记分别为“乙亥九月藏园刊成”、“乙亥十月藏园刊行”。两记均雕版刊行于民国乙亥即1935年,与傅熹年所记时间有所出入。傅熹年根据****后发回之傅氏手稿整理《藏园游记》,据不佞推测,其时傅熹年应未见到藏园自刻本《衡庐日录》、《南岳游记》。即如傅熹年所说,藏园自刊本游记,当时仅印了少量样书,藤屋所藏《衡庐》、《南岳》两记初印本,当入民国新善本之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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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与傅增湘同游天台山,翻检《张元济日记》,1916年10月16日,“是日午后告假赴雁荡、天台,约一月可返”;同年11月4日,“是日由天台返沪,午后到馆”。翻检《张元济诗文》,1916年10月有五律《冒雨由华顶至上方广寺,答沅叔见怀,即步原韵》,“山中晴雨事,今夕最关情。恍入朦胧境,重闻淅沥声。夜寒乡梦促,地迥楚音清。便欲冲云去,相将笠屐行。”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现代杰出的出版家、目录学家。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与蔡元培、叶德辉等同科,旋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后兼南洋公学总理。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翌年任编译所所长。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会主席;创设涵芬楼,后为东方图书馆。鼎革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中华民族的人格》等。民国年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先后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百衲本二十四史》、《涵芬楼秘籍》等,为保存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元济与傅增湘均为现代藏书大家,合著有《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同为晚清进士出身,傅氏注重个人之名山事业,趣味偏于旧派,与长沙叶德辉情谊甚笃。傅氏《衡庐日录》回忆叶德辉:“忆昔己未之秋,与奂彬同客吴门。余每日晨起即蹀躞於玄妙观、护龙街左右,冷摊破寺,踪迹殆遍。名钞古椠,僻册残编,兼收并蓄,目之所过,殆无留良。往往徒手而往,饱橐而归。偶得佳书,必就君质证,赏奇析异,日以继夕。时或所见相左,辩论锋发,各据一垒,抵隙蹈瑕,争求制胜。君既纵横四出,齗齗自持;余亦罗数家珍,娓娓不倦。已而片言居要,或两说沟通,又复欢洽无间,抵掌狂诙,谓两贤何用相阨也。嗣后薄游海上,访古燕台,亦复时相过从。或频岁一再相见,然语及版刻,往往抗不相下。……前岁闻君身罹奇祸,为之惊悼,累夕不怡。其后藏书散出,或辇至都下,余摩挲把玩,恒动武康山中白昼鬼哭之嗟。”张元济则关注社会公共文化,以传统文化之承续为己任,与蔡元培志向接近,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筚路蓝缕,孜孜不倦,终成一代文化巨擘。

  己丑孟冬月,记于白云山藤荫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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