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随谭

10-08-10

Permalink 05:46:47, 分类: 藏书札记

“黄书”随谭


  所谓“黄书”者,黄裳所著之书也。泡在孔网日久,不知不觉也成为准“黄迷”了,收罗了不少黄裳的旧版书。

  黄裳初登文坛,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前期。黄裳还在交通大学读书,给汪伪汉奸刊物《古今》写了不少稿子,“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与编辑周黎庵始终保持了距离,用了诸如南冠、楮冠、鲁昔达、何戡、吴咏、韦禽等众多笔名,周黎庵始终不知道这个才华过人的电机工程科学生的真实名姓。黄裳不愿意接近汉奸文人,自然是事实。这一连串古怪的笔名,却不免让人想起阮大铖从魏忠贤门房买回名刺的一手,意味是颇为微妙的,然而平心而论,这也是没有法子想的事。

  四十年代后期,黄裳通过巴金的关系,出版了《锦帆集》、《锦帆集外》、《旧戏新谈》等散文集,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黄裳第一本结集的散文集《锦帆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华书局初版,中华文艺丛刊本,在孔网上曾出现过,黄迷们一拥而上,早把我挤出来了。我以为自己做事情是讲求随缘的,力所不能及,也只好算了。藤荫书屋藏有两册民国版“黄书”,可以聊作寄托,也就足矣!

  《锦帆集外》,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初版,文学丛刊本。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资料室旧藏。年轻时候的黄裳游记,是我最喜欢读的,四十年代的荒凉,青春的消沉,寄托晚明史迹的无奈心情,是不复再来的末代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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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戏新谈》,开明书店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再版。广东舞蹈学校图书馆旧藏。不佞僻处浙东一隅,难以接触到国剧、昆曲等高雅的门类。剡溪一曲的越剧,似乎节奏太舒缓了。无聊之时,只能看看央视戏曲频道,与黄裳当年的风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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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有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版三印的《音尘集》,书趣文丛本,囊括了黄裳少作三种《锦帆集》、《印度小夜曲》、《关于美国兵》。这书从特价书店淘来,价钱便宜得紧,却是很可爱的一册小书。黄裳自述“《锦帆集》记录了我从一九四二年冬离开上海后二年中间的流浪生活”,却不收在《古今》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黄裳游记中关注晚明人物,始自《锦帆集外》。《贵阳杂记》记述杨龙友、马士英事迹甚详。《昆明杂记》,颇为愤恨吴三桂之逼死南明永历帝,至于寻访陈圆圆的香冢而不果,那更是令人惆怅的事情了!

  鼎革以后,黄裳的创作似乎进入低潮。现在不少人热心歌颂****前十七年,以为天朝新气象,但是从文艺思想界的成果而言,却是颇不乐观的。旧文人被改造成半新不旧的样子,只知猛唱颂歌,如姑苏周瘦鹃,写了许多不伦不类的园艺小品。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新文人却被改造得惶惑不安,难以自处。藤屋收集了黄裳五十年代著作三种,从中可见黄裳“被转型”的笨拙和尴尬。

  《和平鸽的翅子展开了》,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黄裳在后记中说,“自从一九五零年十月份开始,文汇报的第四版增添了一栏短评的地位,叫做‘文娱杂谈’,目的是配合每天的新闻撰写评论,帮助读者做进一步的了解。由我每星期写五次,题目虽然决定了是有关‘文娱’的才可以写,有时候也谈得比较广泛一点,有关文化的也都包括了进去。迄今已将九月,自己检查一下,觉得实在惭愧得很。由于思想水准的不够,恐怕很少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从这些文字里倒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事实,自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曾经有那么许多重要的宣传教育运动继续发动,文艺界的同志的努力是显然可见的。我自己重读了这一些文字,也好像重新回忆了一下每一个运动的过程,实在是很使人兴奋的事。”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作《和平鸽的翅子展开了》后记的黄裳,还觉得政治运动“实在是很使人兴奋的事。”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黄裳写成《海滨消夏记》,回忆五九年到六一年自己在奉贤、宝山海边顶烈日筑海堤的往事,已经从“兴奋”到“莫名其妙”,进而是“芒刺在背”了。

  《谈水浒戏及其他》,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五月一版,印数七千册。改版后记云,“所收的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零年夏半年中间所写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份。当时江南刚刚解放,戏改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各地的演出不免存在着一些混乱的现象。个人企图通过对水浒戏的讨论,对当时普遍存在于戏曲演出中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一些批评。”新朝初建时期的黄裳,对文艺服务政治的态度是坚定的,以阶级二元论作为思想工具也是明确的。以武松为例,他说,“在西湖上,就矗立着一座伪造的‘宋义士武松墓’。再看看那建墓者就正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勾结得非常紧密的封建社会里的流氓代表人物,这不是偶然的事。他们是想奉武松为‘祖师’的,至少,武都头是他们心中认为值得佩服的人物是无疑的。他们所了解的‘义’,和人民心目中所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我们是有责任给予明确的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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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与白蛇传》,平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一月二版,总印数二万八千五百册。钞录一段后记,“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两年中间陆续写下来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份。……一九五二年夏,我在总政文工团的越剧队里工作了一个时期。……越剧队演出过两个节目,《西厢》与《梁祝》,准备过一个节目《白蛇传》。在讨论与演出中间,不断的修改与排练中间,我记下了这些笔记,加上了我自己的意见,写成了……三篇文章。这半年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是亲切的、不易忘记的。在这半年中间,我们走了很多地方,从北京到定海,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遇见了豪迈、热情的首长,他们的又亲切又严肃的指示与鼓励,到今天还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又遇见了那么许多可爱的战士,看见了那么许多朴质无华的英雄。使人感到有机会为他们服务是异常光荣的。……在每一个演出的夜里,无例外地我们都能看到千百个红红的、充满了欢笑的、有着最丰富的表情的、勇敢的战士的脸。从后台的幕布后望出去,一看到那么许多可爱的脸,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时,就得到了最大的欢愉与满足。”从戏曲为政治服务,更直接到为工农兵服务,黄裳的笔触是真诚的,充满了热情的。但我更想念的是十年前于烟雨迷离时候在重庆扬子江边茶馆上给“小妹”写信的黄裳,还有日暮时分在南京鸡鸣寺怅望后湖芰荷的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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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前期黄裳的几本小册子,都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巴金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平明出版社,巴金任董事长兼总编辑,主要翻译出版旧俄、苏联时代的文学名著,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被迫停业。

  六、七十年代是非常时期,黄裳无书可出了。进入八十年代,禁锢思想的“极左”铁幕松动,一批老辈文人焕发了创作第二春。黄裳可算其中翘楚,出版了《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等一系列文集,确立了当代书话大家的地位。可以说,八十年代是黄裳创作最重要的十年,其次则是四十年代。

  《榆下说书》,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一万六千册。开篇《书的故事》,写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那么黄裳之被抄家,大约在一九七三年前后。然而,“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悦乐,……”,这可算是黄裳创作书话的缘起了。集中,黄裳按部就班,说了许多诸如善本、题跋、集部、禁书等关于书的事。更重要的,经历****之后,黄裳积累了不少可供写作的生活素材,不过黄裳对****的反思还是浅层次的,停留在揭批康生和“四人帮”罪行的阶段。引人注意的是,黄裳重新拾回了关注晚明人物的兴趣,如《陈圆圆》、《杨龙友》、《关于柳如是》、《春灯燕子》、《马瑶草》诸篇,接续了中断四十年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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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步集》,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一版一印,印数一万二千五百册。后记云,“上小文三十九篇,除去三篇旧作,两年来的纪游文字几乎都在这里了。……从四年前祖国大地重新恢复了生机之日开始,……在我自己是拿起了弃置二十多年的笔,并开始到处去走走、看看。”全书包括《苏州的杂感》五篇、《湖上小记》八篇、《白下书简》十三篇、《京华十日》九篇以及零章《过灌县•上青城》等四篇。这些写于七、八十年代的游记,艺术性明显不如四十年代,或许如黄裳所说的,是由于情感变粗了的缘故。后记中还有这样的话,“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折的时代,是很大的幸福。我们每天都在送走旧的,引来新的。祖国的大地上有一片耀目的阳光”,得到解放和自由的黄裳是难免兴奋的,表述类似感情的文字重复多了,可能也是贻人“抒情过甚”之讥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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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一九八二年六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万六千五百册。后记云,“将过去所写有关南京的文字编在一起,重看一过,长长短短也有了四五十篇,自己都不免觉得有些奇怪。我在南京只住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又曾来往路过若干次,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知如何,竟对这个城市表现了一种并不一般的感情。”文章按纪年顺序编排,最早是一九四二年《白门秋柳》,然后一九四六年《旅京随笔》五篇、一九四七年《金陵杂记》二十二篇,然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看江南》三篇,最后是一九七九年《白下书简》十一篇。就游记的水准而言,则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书末附晚明遗民余怀诗两种《咏怀古迹》、《味外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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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足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万八千六百册。后记云,“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编一本散文集。踌躇了许久不敢动手。我过去写过一些散文,不过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一直当记者,就少有机会再写过去的那种散文;或虽偶然写,风格、笔墨都逐渐起了变化。……中间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断。等到重新拿起笔时,忽然发现自己已很难追寻过去笔下的影子。”黄裳回忆自己的文字生涯,是符合事实的。八十年代,最出色当行的黄裳文章是书话,而不是寓情于景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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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鱼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一万零九百册。后记云,“一年将尽,将积下的旧稿整理了一下,编成了这本集子。和《榆下说书》一样,所收也大抵是同类性质的杂文。”集中,重头戏是明末清初人物,如张宗子、余淡心、吴梅村、吴昌时、阮大铖、淡生堂祁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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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还记幸》,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五月一版一印,印数九千六百册。后记云,“从一九七八年冬重新发表作品以来,前后曾编过几本集子。除旧著重印不计,这本《珠还记幸》算下来该是第六本了。回顾几年来所写的文字大致不出以下三类:读书笔记、纪游文和随感。”集中,作者系统地回忆了与近代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如郭沫若、朱自清、茅盾、许寿裳、乔大壮、冰心、王统照、冯至、废名、周建人、巴金、曹禺、李广田、浦江清、俞平伯、郭绍虞、张元济、柳诒徵、周叔弢、沈尹默、马衡、邓之诚、贺昌群、马一浮、李一氓、沈从文、钱锺书、杨绛、张奚若、邓叔存等,黄裳好集近代文人手迹,以上人等,都是题中已有之物。其他,如谈掌故、影印本、全集、校对等,可以归入“榆下说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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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墨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三千九百册。此书承续《榆下说书》、《银鱼集》一路,如作者后记所说,“多年来的习惯,一书入手,总是要在书前卷尾写一点题跋之类的话。这中间百分之九十说的大抵是空话,这是受了《荛圃藏书题识》一类书影响的结果。偶有数种,读过一遍,查考过一点史实,产生了一点感想,空话的成份少些。抽暇整比,勉强算是读书杂记。”此集乃黄裳书话系列的殿军之作,照例有明末清初人物的份量,如钱栴、钱默、徐湘苹、陈之遴、李因、王茂远、恽寿平等。《藏书题跋》、《残本九种题记》、《云烟过眼新录》诸篇,则是黄裳受了《荛圃藏书题识》影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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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祸史谈丛》,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一版一印,印数四千册。此戋戋小册,乃黄裳有感于****文字狱之惨烈,借清朝故事以为讽喻也。如后记云,“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试拿来和清朝的文字狱比较一下,其荒谬与离奇又哪里是雍正和乾隆想象得到的。……一场昏天黑地的大动乱开始了,同时又出现了无数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其内容之丰富离奇,受害者命运之悲惨,也决非几卷‘文字狱档’所能相提并论。但寻踪觅迹,却都能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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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九十年代,黄裳少有力作问世。作为藏书家,黄裳专门研究了清代一朝的雕版之术,著有《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这是黄裳的第一种版本目录学专著。黄裳曾经说过,买好书只有出善价,别无第二种方法。黄裳藏书的年代,作为普通记者,经济实力是难以与富商巨贾竞争的,只能望宋刻元椠而兴叹。来燕榭藏书的多数,还是清刻本。卷尾有黄裳《清刻之美》一文以代跋。此书首印只有一千册,甚为稀罕。原本不佞已在特价书店淘到九六年二印本,又在孔网偶遇此首印本,内容尽管全无差别,还是花了“重金”拍得,这也是讲求“版本”之学的流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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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寅孟春於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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