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法律体系(五)

15-10-25

三十二、法律体系(五)

 

人们常常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一点儿也没有错。但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或者说这句话所隐含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法律尽管是僵死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影象存在的范畴。它只是人或社会组织的创造物,但它对应着存在,对应着人与人类社会。因此,法律条文如果阻碍人或人类社会的变迁发展,我们应该重新制定法律,而不是绕过法律,或者说完全不理睬它,该怎么做怎么做,完全不顾及法律。这种做法完全是人治社会的做法,蔑视法律活动。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完善的法律会经常出现依据法律而失去公平正义,因为它是不符合真实的法律。但我们同样必须承认,这不是法律活动的错误,而是法律不够完善的过错。这与愚忠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忠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背平等的,而不是说,忠的行为本身没有错,错在一个不是明君。这是形式相似,而本质相去甚远的两种情况。
法律无情是一种误解。法律本身无所谓感情,但法律活动是讲求情感的。情感的本质是一种保护,而法律活动是保护人的生活。情感重在理解,法律只有在不符合真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表现为无情,一种主观法律,一种主观臆断。符合真实的法律体系必然是建立在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之下,对人与社会组织的尊重,就不会是干瘪的法律条文,而是依据实际情况遵循法律精神的饱满的理解与引导约束。法律不是干瘪的法律条文,法律活动更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实际活动,更不是干瘪的。
法律无情完全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律精神本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犹如道德一样,本来就是讲求情感的地方。只不过,讲求情感不是偏向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社会组织的,而是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偏向特定的情感是违背思觉情感的,感觉情感因极其有限而往往是偏向特定的,这是感觉情感的先天不足之处。在思觉约束下的情感没有这样的偏向,是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之上的情感,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性情感。事实上就是思觉约束下的情感,就是思觉情感。感觉情感的先天不足来源于感觉的局限,所谓意志则是情感的范畴,是一种情感的自控特征。
法律活动中的陪审制度,其本质是一种法治下的适度的人治,允许个人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实有的影响。社会治理离不开良性的人治。何谓良性的人治?遵循符合真实的法律约束下的人治即是良性的人治。我们在人治制度登峰造极的帝制社会,皇帝的权力无限化。扭曲的社会形态也创造出法律,但极度公然地维护皇帝的情感意志。在欧阳修等一些具有独立人格的官吏那里,人治体现出了一丝丝良性。极度的人治也会披上“法治的外衣”,这里的法治法律当然是依据一些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社会组织炮制出来的主观法律,目的是来统治社会,把法律公然扭曲成统治工具。
建立符合真实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当然,这并不仅仅需要遵循求实精神,还要遵循务实精神。因为法律活动是调整人的关联,人的优越的独立属性体现为人的高度的情感意志。不尊重人的既成事实的生活形态就不是尊重,同样也不符合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法律与道德接受双重引导,即接受求实精神与务实精神的引导。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在建立符合真实的法律时都必须顾及自身的历史,但依然以求实精神为根本。其实,法律作为知识,是一个逻辑体系。只要它符合一个思辨逻辑体系的根本特征,那么它就是开放的;哪怕它是落后的,它也会破茧化碟。尽管这个变迁发展不是法律本身做到的,而是法律虚拟引导下的社会做到的。对于一个知识体系,思辨与开放是其逻辑体系的根本特征,只要符合这两个本质因素,这个知识体系就会自动地“生长”,会长久地变化发展。它具有永久的“适应能力”,哪怕最后的蝴蝶与当初的虫茧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同。
一个社会要建立符合真实的法律只能依靠其内在的法律精神,可以接受外在的影响,但内在社会的法律共识是根本的。
也许有些诸如李光耀之类的社会精英阶层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掌控社会的变迁发展,而无须获得人民的赞同。有一种情况似乎让李光耀们看起来非常成功,人类社会似乎就如同他们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也成就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理不在人多。当社会处于变迁的拐点,社会的多种趋向冲淡了其本质趋向的清晰,一些社会精英首先认识到社会的本质趋向,而沉默的大多数却仍然处于迷茫之中,前方的路还是迷茫了一点。这时候,李光耀们手中掌握着依据其求实精神而获得的认识成果,对整个社会采取高压态势,由于其遵循求实精神的引导,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李光耀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光耀们的成功,其根本原因不是威权,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变迁趋向的符合求实精神的认识。如果威权是成功的根本因素,那么秦始皇就不会因专制而遭人唾骂。
也许,有些人仍然肯定即使威权不是成功的根本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这也是威权政治,甚至是集权专制仍然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得不肯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战争中,统帅如果没有高度的领导力对打赢一场战争是非常不利的。但社会凝聚力不是威权、集权或专制,它来源于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压制。当然,简单粗暴的、形式上的社会凝聚力似乎可以从威权、集权与专制中获得,但这样的方式要比没有社会凝聚力好不到哪里去;而且一旦形成,将阻碍真正的社会凝聚力的形成。
人们常常有一种愚蠢的认识,认为韩信的成功是由于忍受了当初的胯下之辱,因而对忍受程度无限放大。对于韩信这个人来说,这个因果判断也是不成立的。韩信有很多缺陷,尽管他非常有军事才能。也许,人们的理解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韩信的人生来说,不忍受胯下之辱,死了,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韩信。这是一种对韩信个人的相关性逻辑判断,但如果韩信不忍受,他一定会死吗?另外,如果韩信这个人在当时死了,那么在后来的那个建立赫赫军功的像后来韩信一样的人就不会有吗?如果我们肯定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那么就会肯定当时的韩信死了,还会有平定战乱的韩信。当然,这两种观念都是有局限的,历史不能假设,但也不能胡乱作出因果判断。社会形态依然是决定性的,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依然是粗放式的,所谓必然与偶然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判断而已。真实的历史变迁只有一条线,只是这条线不是笔直的,但方向只有一个。
法律体系的思辨与开放是针对建立法律知识体系而言的,在法律活动中则只能体现为法律精神。因此,苏格拉底对法律活动的尊重并不是愚蠢的。法治社会依然需要长久的努力。


鲍宇

我是出生在安徽农村的70后,生活在社会底层。我热爱知识,渴望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于1999年初形成实体发展哲学基本体系,并于2014年基本完成《实体发展哲学》初稿,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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