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民间的“国家记忆”

15-09-09

Permalink 12:27:34, 分类: 佳作转载

来自民间的“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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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朽的图片,记录了这场战争中,中国国民身体里迸发出的百死不屈的精神力。

消失的记忆
找寻一场战争的记忆之难,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写过这么一件事:“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天,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军围绕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这场战争的说明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

诺门罕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烽火中颇不起眼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是日本和苏联,地点却在两者境外的中蒙边界一片几乎没有人烟,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荒原上,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争的残酷程度。村上春树后来旅居美国时,阅读了大量有关此战役研究的书籍,发现这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在诺门罕战役中丢掉性命的日本士兵约两万人,多数士兵的死法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但因为没有正式宣战,也因为失败战役中士兵死亡的无意义,日本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对这场战争遮遮掩掩,仅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的字眼称之,也鲜有多少有关此战役的史料。


这就是战争记忆的吊诡之处。明明是一架残暴至极的血肉磨盘,其间发生的所有细节,放在和平的当下都触目惊心,却又偏偏被扎扎实实湮没在历史的尘雾中,看不清究竟。当村上春树喟叹无效率消耗数万日本士兵生命的诺门罕战役发生时,中国境内的大半领土已经沦为日本入侵的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被战火吞噬,可以说至今每个中国家庭的家族史都或明或暗地带有那场战争的阴影。但有关战争真实确凿的记忆,却扑朔迷离。就像若干年后一些抗战老兵回忆在滇西作战的热带丛林一样,雾气蒸腾,10米外就看不清究竟,只能依靠后来人对战场上逝去亲人的牵挂和想象,摸索出那场战争的寥寥余印。

深圳建筑师晏欢的父母都来自抗日军人家庭。他的外公潘裕昆将军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师长,曾率部与美军部队联手攻克了日军据守的缅北重镇密支那。他的祖父晏福标1944年8月8日在衡阳保卫战中殉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祖父战死湖南后,没有给沦为孤儿寡母的祖母和时年仅9岁的父亲留下一张照片。晏欢直到2006年9月,才在长沙湖南省档案馆“敌伪人员”的专柜中找到了一张祖父的照片。这是一张泛黄的标准照,只是一张影本,但晏欢一家仍然对档案馆这个奇妙的机构和独特的功能感激不尽。因为在过去的62年里,晏欢的父亲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样貌,晏欢对于祖父的认知更是一片空白,“连做梦也没有可梦的物件。”

与那些能在战争中留下点滴印记的将领相比,战火中的平常士兵就更无迹可寻,他们没有战绩,没有形象,甚至没有姓名,只是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一段与战争无法割舍,却又自顾不明、无力追寻的线索。“在我的家庭史里,爷爷就是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存在。他曾是贵阳市狮子山附近中学的一个教员,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远征军,远征滇西,从此一去不返。爷爷出征时,我的父亲才刚出生。家中失去了维系生计的男主人,母亲又乳房溃烂无力喂养,只能将孩子抱养给一位从重庆往来贵州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将我父亲带回重庆,从此再没见过亲生父母。成年后,父亲去贵阳找过当地公安户籍部门,希望能得到有关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军人的点滴信息,却一无所获。如今人近古稀,知道的身世信息仍然微乎其微:父亲姓金,参加远征军后一去不返,不知道部队番号,更无从猜测最终是战死沙场,还是在时代更迭的浪潮下流浪终老何方。”

找寻记忆
在《诺门罕钢铁墓场》一文中,村上春树记述了自己为追寻诺门罕战役,“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旅居美国时把所属大学图书室中相当数量的有关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统统借阅,还专门去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实地探查诺门罕战场。对于为何要这样做,他的解释是:“不知何故,自看到那张照片以来,这场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这是战争记忆的另一个神秘之处——它有着相别于其他记忆更为强大的感染力。不管如何难于追忆辨认,却总在冥冥中影响着今天,牵引着一些人不远万里对当年发生过什么穷追不舍。


201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就迎来了这样一批中国人。这是一支颇有些特别的队伍。每天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是一个人来,而这支队伍最多的时候是9个人排成一队进去,他们带着电脑和扫描仪,每天一早就进入收藏“二战”影像的档案馆5楼,戴上白色的细棉纱手套,对着一堆堆装影像的盒子埋头翻找。

这是一支来自中国民间的队伍,成员职业各不相同,有摄影师、建筑师、商人、学者……队伍中的摄影师牛子是这次影像寻找的发起人之一。他在2006年拍摄一位曾在滇西战场上留下足迹的美国少校纪录片时,偶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得了近200张有关滇西战场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高清晰度的中国战场上的图片,包括运输兵、医疗、作战等很完整的镜头。”牛子回忆道,“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有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说明。”根据这批照片的完整和清晰程度,牛子推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的抗战时中缅印战区的照片,总数估计有2万多张。几年后,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民间抗战史搜寻者一起回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希望将这批照片完整地复制回中国。

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组建了专门的影像兵种,使用当时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和胶片摄影机全方位拍摄战争。1942年,当美军进入中缅印战区,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时,随军进入此地的便有一个第164照相连。与之前惨烈却缺乏记载的内地战场相比,这个战区有幸留下了更详尽的影像资料。“与同时期的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相比,中缅印战区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相片质量也不如其他战场。欧洲战场的照片都是对比非常清晰的黑白色,中国战区的照片因为药水不好,颜色明显不同,色调偏黄。而且大部分照片是摆拍的。”牛子对记者说。因为当时使用的照相机器也不如欧洲战场,用的还是沉重的老式单页片底片,一个照相兵的设备几十公斤重,每次照相都要经过摆三脚架、装机器、找焦点,再装胶片、曝光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因此最后留下来的照片大多是静态的,或者是距离战场较远的炮兵、通讯运输后勤等兵种和后方生活场景的照片。



即便如此,对渴望拨开那段历史迷雾的追寻者来说,这些影像已是时间难得的馈赠。晏欢也在这支赴美搜寻战场影像的队伍中,因为精通英文,负责找寻图片和翻译。他曾为了寻找自己的家族记忆,在国内各省级档案馆搜寻多年,但所得不多。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第一天的收获就让他喜悦得叫出声来,他欣喜而神秘地告诉同伴,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但要将这些图片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忆中打捞出来,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回忆当时复制2万多张照片的经历,牛子说:“完全是一个体力活儿。”档案馆中的影像资料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二战”时期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亚洲战场等不同地点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影像放置在一起,需要找寻者一张张将属于中缅印战区的相片筛选出来,再逐张扫描。负责这项工作的牛子还做了一个决定,要用最好的像素来复制这批影像——这个要求又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如果像素要求不那么高,一版照片15秒就能扫描完。但最后我们选的是比照片还清晰的像素,扫描一版照片要3分钟。”

如此庞大的队伍和工作量,使这支打捞滇西战场历史的小分队成为当时档案馆中引人注目的一景。他们在那里工作了约3个月,档案馆五楼已经迎送了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他们对这支队伍从好奇到尊敬,常常有别的国家的研究者,拿着自己偶然发现的照片过来问:“这一张你们需要吗?”

物资、技术和精神力
红岗路是深圳罗湖区一条普通的街道,随处可见的都是这个现代城市最常见的街景:路上车水马龙一刻不停,路边售卖五金件、汽车配件的商铺鳞次栉比。越众历史影像馆就隐藏在这平常的现代城市一角。2014年,深圳当地一位企业家出资修建了这座影像馆作为历史记忆的容器,当年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回来的2万多张照片就存放在这栋外观大气朴实的铁灰色建筑里。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展馆正在忙着为8月的一场展出精心布展。展览是“国家记忆”系列之一——这是自2010年照片回国后就建立的一个公共展览名字,迄今已经成为一段抗战历史记忆的代名词,在深圳、腾冲、重庆、台北、北京、华盛顿、纽约等地多次展出。

1939年,当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战场时,他看到的中国军队是这样的:“多年的僵持局面,已使中国军队成为软弱的、军心不振的、没有组织的一大批人,被敌人鄙视,被它自己的人民视为外人,被它的政府忽视,被它的盟军嘲笑。谁也不会怀疑中国士兵的勇敢,但中国军队本身却没有运动力,并没有实力,并没有领导。”

但越众历史影像馆中的照片却展现出了一个历史的转机——1942年后,中国战局虽然还没有出现决定性好转,人们的心理状态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像馆中有一张士兵的肖像,全身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着,脸部大半被藤蔓蒿草的枝叶遮盖,杂乱的枝叶间透出刺刀的长刃。他面对镜头,微微昂首,紧抿双唇,双眼直视远方,整个脸部有着坚定向上的表情。一位曾看到这张照片的滇西抗战研究学者感叹:“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酷’的中国抗战军人影像。那身伪装和他从心底散发出来的自信,绝不输于那个时代任何战场任何国家手持任何现代化枪械的军人。”

这种果敢自信的精神力不仅在军人的脸上出现,也在日常的市井生活中存在着。越众历史影像馆执行馆长黄丽平在将这些照片编辑成书出版时,喜欢挑选表现当时生活场景的照片,一方面是“希望现在的读者知道,我的亲人曾在战场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还因为照片上日常生活中散发出的积极的精神气息,与以往我们对这场战争的传统认知有所不同。“看照片会觉得当时的人心理更独立,精神上更自尊自信、更乐观,有不卑不亢的内在。”黄丽平对记者说。摄影师牛子也从专业的角度注意到了这些照片中的乐观情绪。“因为设备原因,大部分照片都是摆拍的,所以我看照片更多注意的是背景里的人,他们的表情和状态是不会伪装的。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是带着笑的。1942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但生活中是有笑脸的,人们没有失去希望。”

精神力的崛起与当时中国正在摆脱“孤岛”状态有关。当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陆上交通被全部切断后,美国人的空中支援给滇西战场带来了生机。1942年白修德跟随美军再次回到中国,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运转不停的昆明机场。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所有美军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云南的省会昆明。美国人到达该城时,通常在城南一个大飞机场降落。这个机场在两三年里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忙的机场之一。它要处理驼峰运输线的大部分工作:中国民间航空线的全部工作,中国航空公司的货运、邮件,以及十四航空队的全部工作。当你躺在跑道边的草地上眺望天空,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各种飞机,从C54和B24式起,到L5和L4式为止,混在拥挤不堪的半空中,除了雨季大雨完全停航外,这个机场从没有一刻钟没有飞机马达的吼叫。”

为了从空中突破日军的封锁,当时全国各地大约有30万民工参与了由中美两国工兵规划设计的机场修筑工程,以建立攻击日军并接收物资的空军基地。因此飞机和机场是当时滇西战场的一类重要影像:修建成都新津机场时,妇女在河边挑选鹅卵石,砸碎后装入簸箕,再由年幼的孩子抬去工地;待飞的轰炸机旁,中国民工一加仑一加仑地为飞机手动加油;三位中国民工巧妙地用两根竹竿交叉在肩膀上,抬起一只硕大的饭桶,穿过田野给机场上艰苦劳作的工友送饭……最令人动容的是众多中国民工俯身拉动一个巨石碾子滚过跑道的照片。画面中,上百位中国民工分成两列,埋着头,身体弯成弓形,像长江上的纤夫,以血肉之身拉着沉重的石碾子,平整出飞机起降的跑道。在他们匍匐弯曲的凝重身影后,一架轰炸机正腾空而起。黄丽平在昆明上大学时,曾听说过抗战时修建巫家坝机场的艰难,但直到看到这张照片,那些历史的传言才真正有了温度和形象。“每次看到它,我总会起鸡皮疙瘩。”黄丽平对记者说。

1942年后,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工业国家的物资和技术源源不断地通过滇西注入中国战场,到1944年,照片上展现的中缅印战场已经在软件和硬件上都具备相当技术水平。影像馆中有很大一部分照片是中国士兵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接受培训的记录。他们使用的是30口径重机枪,每人每天训练使用的子弹量就有400发,而在此之前,一个中国士兵在战场上只有10发子弹。从缅甸战场上失利撤退下来的中国士兵,已经在接受现代的心理治疗。他们围着一张工作台做缝纫,看起来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平和画面,其实是为酝酿反攻做的心理准备。美国的心理治疗师正在用做缝纫手工的方式,帮助这些因战败背井离乡、遭受身体和心理双重折磨的士兵们重新成为一个战士。

失语的老兵
在越众历史影像馆的外墙上,贴着几幅抗战老兵的大幅黑白肖像。相片是由著名摄影师杨延康拍摄的。他的父亲也曾是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18岁时离开家乡,南下投军,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任第五军某汽车连文书,走过“野人山”,去过印度。杨延康记得小时候家中有两个常年锁着的大铁箱子,有一个箱子里放着本钢皮的老影集,里面装着父亲的老照片。他曾经偷看到一张年轻的父亲身着军装的照片,用讲究的相角夹存着,照片上的父亲年轻英俊,神态威武。“看着他,我有几分喜悦和几分胆怯。我把父亲的记忆装在了心里,永远也挥之不去。”杨延康后来这样回忆。他把对父亲的记忆和情感带入自己拍摄的老兵照片中。越众历史影像馆外墙上的老兵们姿态各不相同,但都年近古稀却毫无龙钟老态。衣着简朴,面对镜头腰杆笔直,眼神淡定平和又带着坚毅的神情。看着这些照片,不由得想起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说过的名句:“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但记忆中不死的老兵们,正在慢慢凋零为一个失语的群体。他们承受了战争的苦和痛,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再提起它。杨延康记得自己的父亲从来没有细说过在滇西丛林中作战的岁月,儿女们只能依靠父亲偶尔流露的只言片语拼凑记忆。作为追忆往事唯一凭借的那张军装照,也在“文革”中化为灰烬。当亲历者禁言后,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就渐渐沉入了时间的黑暗甬道中。罗亚君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这个基金会从原来纯民间的“关爱老兵网”发展而成,以发现并资助生活贫困的抗战老兵为己任,几经波折才有了今天更职业化的公益身份。但因为社会民众对抗战历史的模糊认知,基金会的筹款工作并不轻松。“在中国,有关孩子和灾难的公益是最容易得到公众支持的,但历史性的公益却很难做。”罗亚君对记者说。孩子代表着未来,灾难代表着现实,而老兵代表的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罗亚君在做基金会的工作之前,曾经是一名记者,她对抗战历史也所知甚少,以至于“第一次看到‘国家记忆’的影像时很吃惊,甚至对自己产生了失望和怀疑”。

如今还在世的老兵平均年龄已经94岁,新的时代的重担又劈头盖脸压在他们年迈的身上。罗亚君曾陪同杨延康去湖南拍摄抗战老兵的照片,看见“一个老兵就住在一间窝棚里。床上是一堆烂棉絮,因为长久不见阳光,地上满是青苔。桌上是他的食物:咬了一口的肥肉,几粒发霉的荔枝,一碗散发着馊味的饭,两块硬豆腐。老兵坐在黑糊糊的床上,总在挠自己的身体。因为太久不见阳光和没有洗澡,他的身上也长出了类似青苔的东西”。与国内一些同类的基金会相比,关爱抗战老兵基金会做得相对低调。因为眼看着那些让人震惊的贫困,“会让人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情怀,而是首先帮助他们生活”。罗亚君对记者说。

但对这些老兵来说,怜悯并不是他们最渴望获得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抓住和表达那段历史。罗亚君告诉记者,有的老兵只愿意领取一个月的补助,因为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个抗战老兵的身份证明。还有的老兵虽然生活清贫,却成为基金会的捐助人,为曾经的战友捐款。虽然过着艰难甚至不堪的生活,当寻访历史记忆的镜头对准他们,他们老迈的身上又会浮现自尊不屈的神情——这是那段历史的表情。历史或许永远无法完整地表述了,但印记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脸上。1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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