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师生到底有多穷?

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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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师生到底有多穷?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饭里菜里吃出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是很平常的事了。”——走幸田《我住在新校舍》
“乡下人的东西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有法子拼得太紧密,所以,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所免不了的气味也可以自上升到这件厢房里来。”——费孝通《疏散》
“梅校长:鼎于六七月间患痢,由全绍志先生及徐行敏医师共同诊治,幸告痊愈。因价格过昂,校医室不能供给,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之谱……请代向教部洽办为祷。”——庄前鼎《致函申请困难补助》

1938年4月28日,黄师岳团长点名完毕,在昆明圆通寺将花名册交给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此时,徒步行走了两千多里路的师生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是怎样的生活。

自日寇切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后,由于物资运输困难,昆明经济几乎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

当时昆明通胀,用蒋梦麟的话来说,“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联大的教授们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以1942年为例:设1937年生活费用指数为100,则1942年11月的昆明是14828。也就是说某教授战前每月最低生活费50元,来到昆明后就变成了50*148.28=7414元。而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助教是100到200,讲师是180到300,副教授是240到400,教授是300到600。无怪乎当时有人说昆明只剩下了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和助教”。
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列举一下同年昆明的物价,或许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大米7元1斤,蔬菜9元1斤,豆腐16元1斤,猪肉28.7元1斤,牙膏18元1支,毛巾35元1条,士林布25元1尺,房租21.6元1平米……也就是说西南联大领最高工资的教授,一个月竟然买不起40斤豆腐!

1943年5月,费正清来到昆明,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都不想做。”老朋友萧蘧“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俨然一个叫花子。在费正清的努力下,美国陆军特别处划拨5千美金,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军演讲,实为补贴。但即使这样,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在日记中写道:“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
当年教授们一大堆申请困难补助和变卖家产的文件,至今还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里。法律研究所的费青,于1941年将英德汉文全部藏书出售,只拿到三千块国币;历史系的吴晗,因为急着送妻子到上海治子宫瘤,也只得用十六箱藏书抵押给学校换机票钱(1946年黑市票价至少一百万元);中文系的闻一多于古文字颇有造诣,为了补贴家用,便在教学之余给人刻章卖钱。他不好意思自己写广告,就由其他教授操刀:“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广告,它的落款署着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唐兰、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二位先生的名字。

老师如此,学生境遇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1938年的国共关系非常微妙。一边是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总裁,一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土地条例》。西南联大的生源主要是家境优渥的二代,原先几乎不需要发放奖学金。然而自1939年开始,他们发现教育部不仅每月发放8元的贷金,连学费和宿舍费的都免了。这个计划是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来的,目的很明确,“跟共产党争取青年一代”。
联大初成立时,学生自办大众厨房,每月6元;包饭,每月6.5元;小厨房包饭,每月9元。其中大众厨房食客最多,占文理法三院人数一半。早餐是前一天剩饭熬的稀粥,配一点萝卜丝和花生米,午餐晚餐也不过八人合吃四个小菜。学生往往是三月不知肉味,但如果幸运地找到了家庭教师之类的工作,就会约上好友去街上吃几碗黄焖鸡米线或卤饵块,权当过节。

1938年,每月7元能过上吃肉吃蛋的日子;到了1945年,贷金变成1400元,而基本伙食费已飙升至3000元以上,学生们只能勉强果腹。当时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访问联大,同学们便在食堂门口贴上了一副春联:“望穿秋水,不见贷金,满腹穷愁度旧岁;用尽心机,难缴饭费,百般无赖过新年。”横批“天官赐粥”。有个同学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窘境:“学校快开学,纸笔都成问题……把母亲送我二十岁生日小戒指换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走过金碧路,屡次想去糖果店买点什么,但走到店门口便停住了。回到宿舍,付完十天的饭费,买了一打洗衣服的肥皂,剩下来的还不够两个月的用度。”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没有被消灭。当时由于宿舍与教室灯光昏暗,学生只能来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有变压器增强电力,每到开门前一个小时,这儿的门口就会挤满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年轻学子就会疯狂地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同时用书本衣服等给朋友占座。不一会儿,所有长凳都会挤上六个学生。如果是期末,晚上复习的人实在太多,许多学生便只好花几分钱去茶馆买壶茶,然后一直看书到茶馆打烊。

不过最激烈的不是占座,而是预约书本。当时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外版教科书,就只能去图书馆借。比如陈岱孙教授的指定教材是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但书只有五六本,所以宿舍同学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实在借不到,便用最粗劣的纸传抄。慢慢地联大形成一个风气:学生每读完一年课程,便把教材转让给下一班学弟学妹,同时再跟学长学姐借要用的书。如此,各个年级上课都有书用,待到毕业,却又是两手空空。据孟南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

西南联大的宿舍,本是梅贻琦请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设计的,然而学校拿不出经费盖他们图稿上的大楼,于是只好一改再改,最后修成茅草顶的土坯房。初到昆明时,师生几乎都以为战争最多只会持续四五年,住这样的房子也无所谓。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每到下雨时,上铺同学便不得不撑开雨伞,以免雨水从日益增宽的茅草空隙中落下来。在学校北区,五六个大一或大二的女生挤在一幢破烂不堪的牢房里,寝室在二楼,到处都是灰。三四年级的同学睡双人床,宿舍稍微宽敞一些。每当女生走上破旧的木楼梯时,灰尘就会落在一楼食堂的饭碗里。

联大八年,梅贻琦为了催地皮简直抓狂。大一学生宿舍换了至少六次,每个学年都会碰到麻烦的调度问题。1942年秋,为供应大一学生住宿,学校命令助教腾出宿舍,结果遭到青年教师集体抗议。此外,大一学生没有地方吃饭,教室又紧缺,有时候连午饭时间也要上课,这意味着许多本科生必须饿着肚子挨过中午。
大家慢慢意识到贫穷的日子将会持续下去。于是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新学期的参考书,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换回来。物价疯涨的1943年,学生甩卖物品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公告栏上的名目也是五花八门:“离昆急让”、“因病急款贱卖”、“代友急售”等。有时还有“庆祝国庆暨……出让”的字样。出售的东西包括半旧的西装、自制的墨水和浆糊,有时甚至会有计算尺和钢笔这样的“吃饭家伙”。

教授们也各显神通。物理学家赵忠尧设计了制造肥皂的用具,在家里生产“中和牌”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在昆明市场上居然和名牌“派克”墨水分庭抗礼;生物系的汤佩松和潘尚贞更是建了一个酒精提炼及发酵工厂,为当时因战乱导致缺货的各高校和医院解决了燃眉之急。就连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都亲自做起了米糕拿到市场上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经过八年这样的磨砺,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批师生共同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通……这该是怎样的一所学校?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三校复员北返七十年之后,我写下一篇文章,对这些中国人的脊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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