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漫长,光有幸福和智慧是不够的

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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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长,光有幸福和智慧是不够的

那些昨天去为周有光先生庆生的人,今天或许会有深深的懊悔:如果不去打扰他,他或许能多陪我们一段时间。
前两天,著名摄影家唐师曾发布了他今年给周有光拍摄的照片,躺在床上的老先生,特别安详。最近几年,每到老先生生日,唐师曾都会去为他拍照。2016年1月的照片,老先生还坐着,精神尚好。人们总是会引用几年前老先生自己的话:也许上帝忘了我。如今,这些引用者也会后悔吧:如果上帝真的忘了,多好。
最近几年,周有光先生每年的生日都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他活得足够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活得再长些。我们希望他长寿,其实也在希望别的什么:他身上所具备的,以及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周有光的一生,是漫长而幸福的。
叶圣陶曾说过,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娶到的是二姐张允和,就更有理由幸福。在四姊妹年轻中,张允和是最能干的一个,也是张家的主心骨,她甚至促成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事,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去找张兆和,张兆和根本不愿见他,是张允和把她拉到了沈从文住的宾馆,后来同意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事,电报都是她发的。
周有光在追求张允和的时候,情书写了很长,但核心是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普通家庭,后来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费都出不起,是姐姐闺蜜的母亲卖了一箱嫁妆,才凑够了他的学费。张允和给周有光回信,写得简洁有力:幸福要靠自己争取。他们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他们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小禾在6岁时得病早夭,儿子晓平也被弹片击伤,就是这种自己争取幸福的信念把他们从濒临崩溃的情绪中拯救过来。
他们的幸福生活被人反复提起,甚至晚年的养生方式,也为人津津乐道(喝红茶)。但是,张允和在结婚时对周有光的告诫,却很少被人注意:不当官,不碰政治。这是张允和聪明的地方,在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这恐怕也是一个人祈求平安的不二法门。周有光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到银行工作,慢慢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机构工作,但是也接触到了共产党的人,他努力避免介入现实政治漩涡,而是做好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抗战胜利后,他作为银行家,先后被派往美国和欧洲工作,等1949年回来,已经变天了,解放军占领了上海。
年轻时的他一贯小心,而运气也时常眷顾他。5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但在那个时候,搞金融其实非常危险,他一个同事就因为压力太大自杀了。在这个时候,他被召到北京参与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晚年回想这段经历,他认为业余爱好简直救了他的命。在美国的时候,他教一个美国人学汉语,发现外国人直接学汉字特别困难,就想办法在英语与汉字中,设计一个桥梁。他自己编了一个拼音教材,开始尝试用拼音的方式,教外国人读汉字,这是他搞汉语拼音的开始。当时,张允和要去听语言学家赵元任上课,周有光也就跟着去了,这让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家,其实,赵元任是他的常州同乡。如今,在常州图书馆,有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的,他们都和语言学有关。
周有光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成家立业,在银行上班,挣钱养家;50年代到80年代,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语言学家,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黑暗的年代。这时候,张允和的人生智慧,给了她很大帮助。50年代反右时,张允和就受到了冲击,但是从此之后,她就没去上班了,作为家庭主妇,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后来更大的冲击。虽然周有光也曾被发配到西北劳动,但是比起自己的连襟沈从文,他还是幸运多了,他不在1949年前的人文知识分子圈子中,他从事的汉语拼音和语言学研究,距离意识形态较远,而汉语拼音方案,又是最高层极为重视的项目,这一切,再次赋予了他好运气。
他最光辉的日子是第三阶段,也就是在他退休后开始的,据说,他到80岁才突然发现自己该退休了,此前,经常去办公室,也没人告诉他退休这回事。90年代以来,周有光更多地为公众所知,这时的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等多个领域发言,他开始写一些文章,广泛讨论现实世界。他早年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以及后来的语言学研究,给了他广阔的视野。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自由境界,他是中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之一,后来,他甚至能学会使用手机。当他从语言学家的身份上脱身出来,发现自己有相当强烈的表达冲动,他像一个青年一样,上网浏览信息,就接受新事物这一心态上,他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更年轻。
而对公众来说,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不断对各个问题发言,本身就是让人激动的一件事。100岁前后,他还不断有著作出版,有意无意间,媒体把他打造为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形象。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老人家的光荣,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人们感动于老先生不断向社会重申常识的时候,同时也应该反思:我们为何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一个老人?很多我们自己不敢说的话,要借老先生的话说出来。最终,媒体和公众把老先生塑造成了一个“勇敢”的符号,人们每年热心地为他庆祝生日,同时也是在向他汲取勇气和力量。
人们将因“汉语拼音之父”这样的身份来纪念他,将被他与张允和漫长而幸福的感情而感动,也被他勇敢而深思的晚年而折服。2年前,95岁的曾彦修要出书了,找109岁的周有光先生题字,他写了“良知未泯”四个字,这是一个109岁长者对95岁“后辈”的肯定,也可以看做是老先生对自己漫长一生的评价。不管是1949年搞经济,还是在特殊年代的挣扎,以及他晚年的袒露心声,都能做到“良知未泯”。看起来,这不够“伟大”,但是,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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