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周作:异教徒的秘密

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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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周作:异教徒的秘密

2016年底,作家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被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搬上银幕,并在梵蒂冈首映。罗马教皇方济各亲临小教堂观影,并对导演表示:多年前,自己曾经读过小说原作。
作为好莱坞导演,虽然老马一向对基督教题材情有独钟(其上一部同类题材的影片是《基督最后的诱惑》),但得享梵蒂冈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却是头一遭。不仅如此,这也应视为梵蒂冈对原作者——已故天主教徒出身的东洋作家的致敬,足以洗刷作家生前所蒙受的“异教徒”的污名。
《沉默》是远藤周作1966年发表的作品(新潮社初版),在日本国内也曾被改编成电影(1971年,东宝),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其实,彼时的周作已出道多年,不仅遍得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各种文学奖项,且与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等一道,被称为战后文坛“第三代新人”,风头甚健。作为战后一代作家,远藤周作的成长道路非常独特,堪称“另类”。


1923年3月27日,出生于东京,三岁时,随父亲移居“满洲”,父远藤常久是安田银行的高管,一家在“满洲最罗曼蒂克的城市”大连定居。1929年,周作进入大连大广场小学校,却并不用功,成绩平平。由于父亲总爱把功课出色的哥哥正介与周作一起比较,动辄说教,令周作内心厌烦,有种自卑感。母亲远藤郁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前身)小提琴科,非常勤奋。数九寒冬,身披棉衣,在家中连续数小时练小提琴,直拉到指尖流血仍不辍的一幕,令周作内心受到震动。母亲对“满洲”出身的保姆也很亲切。小学四年级时,周作的一篇作文《泥鳅》被当地的日文报纸《大连新闻》采用,得到母亲的盛赞。直到晚年,郁一直保留着那份样报。
周作的“满洲”记忆,大概也就这些,似乎并没有特别温馨高调的情节,这与家庭的变故有关。1932年前后,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父母开始不睦,终于在周作十岁的时候,协议离婚。数月后,父亲与小自己十六岁的女子再婚。周作兄弟随母亲回国,借住在关西的姨母家。郁在宝冢市小林圣心女子学院担任音乐教员,周作转入神户市的六甲小学校。
一家人受天主教徒姨母的影响,开始参加西宫市夙川教会的宗教活动。随后,连家也搬到了教会附近。1935年,周作进入关西名门私立学校滩中学校。同一年,郁和两个孩子先后受洗,皈依天主教,郁取圣名玛利亚,周作叫保罗。1939年,远藤郁邂逅德国神父、著名宗教学者彼得·J·赫佐格(Peter J. Herzog,日本名星井严),奉为终生的精神导师。但彼时,郁做梦都没想到,赫佐格神父竟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致命”的影响——此乃后话。
周作刚上滩中时,进的是重点班(A班),后成为电影狂、读书狂、段子狂,学业每况愈下,乃至被编入差班(D班),在183名学生中以第141名的成绩勉强毕业。据作家自己说:“出校门即成浪人,且一浪就浪了三年”。其间,虽曾进入私立上智大学德语预科,可不久即退学。父亲毕业于东京帝大,母亲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兄长正介也进入东大法学部,周作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在已从东大毕业,进入递信省工作的正介的斡旋下,1942年,进京(东京)与父亲同住,边努力准备考学。常久给出的同居条件是:考入旧制高校(即旧帝国大学预科)或医学部预科。后周作照父亲的条件,逐一报考,但统统落地,最后只剩下一个选项——庆应义塾大学。周作自知医学部根本没戏,偷偷报考了文学部,结果“候补合格”。1945年4月,入庆应文学部法文科。常久得知真相后,大怒,与周作断绝了父子关系。
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周作,不得不辗转在朋友家借宿,边做家教,打工谋生,狼狈不堪。后经哲学家吉满义彦的介绍,入住其兼任舍监的天主教学寮白鸠寮,从此打开了一扇窗。在吉满和寮友的影响下,耽读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英文著作和里尔克。后又结识作家堀辰雄。与堀辰雄的交游,是周作人生的转机,使他挥别了此前的“劣等生”意识,转身为一名狂热的文青。
大学毕业前夕,周作撰写了关于堀辰雄的评论《诸神与神》,得到前辈批评家神西清的垂青,并推荐到角川书店的文学志《四季》发表,周作遂以评论家的身份登上文坛。1955年,周作把《堀辰雄觉书》和另外几篇关于堀辰雄的文字结集,出版了《堀辰雄论》,向这位人生和文学的导师致敬。周作先于毕业论文,却以文学评论崭露头角,应了母亲“大器晚成”的预言,常久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因白鸠寮已在东京大空袭中焚毁,居无定所的周作又回到了父亲位于东京西部经堂的家。
大学毕业后(1948年),周作曾志愿松竹大船摄影所的助理导演位置,但录用考试没通过,遂在镰仓作家群创设的出版机构镰仓文库做编辑。与此同时,母亲郁提前退休,协助赫佐格神父编辑《天主教文摘》(日文版)杂志。此前,郁曾把赫佐格的著作《神的荣光:天主教虔敬的教义基础》译成日文出版。
1950年6月,周作赴法留学。彼时,日本尚未走出美军的占领,周作是战后日本最初的留法生。赫佐格神父特意用自己的专车为周作送行。在从横滨到马赛三十五天的海上旅程中,周作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未来的出路。按说,出国的目标是明确的——研究法兰西基督教文学,但在做学者,还是小说家之间,却摇摆不定。躺在四等舱里,在太平洋上随波逐涛的时候,周作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与其做法国文学的学徒,不如学写小说。
周作在法国的留学生涯短暂而浓密。在鲁昂的建筑师罗宾杜先生家中住了两个月之后,于1950年9月,正式进入里昂大学,同时也在里昂天主教大学注册了学籍。课业之余,周作继续文学评论,并开始了随笔写作,战后欧洲的见闻也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热点。除了母亲做编辑的《天主教文摘》之外,也为《群像》等文学志撰稿。


彼时的周作未及而立,长得清癯俊朗,身高183公分,莫说文坛,就是在战后初期的日本,也属于鹤立鸡群。从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日本来到法国,感觉“连呼吸都自由了不少”。作家殁后,在东京经堂的宅邸中,发现了近70通法文书简(包括明信片),虽寄自不同的人,但清一色是法国女性。有些通信谈论文艺、宗教,基本止乎于上流社会男女间的社交礼仪,但也有些通信确乎有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况味。
其中,一位叫玛雅的女性来信,透出超乎寻常的亲昵,直至炽烈的爱情表白。没人知道周作回信的应对。但对照作家同一时期的日记,他在为自己无法回报玛雅的爱而自责:“可是,我对玛雅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玛雅,我对不起你……”(1953年1月8日)理由其实简单而直接——因为,周作已另有所爱。在同月的日记中,周作写道:“我知道自己爱上了弗兰索瓦兹。”可也怪了,在作家日记中屡屡登场的弗兰索瓦兹·帕斯特,却不见片纸。
应该说,周作的留法生活够爽,但偏偏身体出了状况。大学时代,曾因肋膜炎而逃过了征兵,可这次更凶,被诊断为肺结核,甚至一度吐血。为此,在法国曾两度住院。后病情恶化,周作不得不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提前回国治病——1953年1月底,乘日本商船“赤城丸”归国。弗兰索瓦兹一直陪周作到马赛,既是送行,也是二人最后的旅行。两年半的留学生涯不算长,但对周作人生的影响之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回国后,尽管健康状况仍不尽人意,但周作的个人生活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女友冈田顺子是庆应法文科的后辈、实业家冈田幸三郎之女,交往两年后,二人结婚。1953年12月,远藤郁因脑溢血而猝死,周作未及告别挚爱的母亲,留下终生的伤痛。与此同时,周作的文学道路也开始从批评家向小说家转型。
作为新晋小说家,周作一出道即被目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1954年出版的短篇集《到亚丁去》,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翌年发表的小说《白色的人》,居然一举斩获第33届芥川奖,连作家自己都难以置信,毕竟那只是前评论家“重新出发”后的第三篇小说习作。但人的心理很奇怪,芥川奖意味着奖金和码洋,一旦成为候补,想不介意也难。据作家自己回忆,“公布结果的那天,细雨霏霏,闷热之极。与其呆在家里穷琢磨,心不在焉地候到傍晚,不如干脆做点什么。于是,约了后来成为老婆的姑娘看电影去了”。
看了一部法国片,从电影院出来,又去了池袋的一间居酒屋——周作是熟客。池袋与银座、涩谷等高级俱乐部林立的地界不同,满街净是面向上班族、庶民层的酒肆。一进门,老板娘就对周作说:“刚才收音机里播到你名字来着。”周作一怔,盯了一句:“大婶儿,那收音机里咋说的?”老板娘估计压根儿就不知道芥川奖那回事,那么复杂的音节(akutagawa-shō),也根本记不住,随口丢了一句“反正提你名儿来着”,就忙着招呼客人了。周作问女友要了几枚硬币,出门找了间公用电话亭,拨了家里的号码。电话是父亲接的,说了句:“赶紧回来。”周作这才踏实了。
芥川奖作家,大体分两类:获奖作即为代表作,甚至巅峰之作的作家和获奖只是起点的作家——周作无疑属于后者。继《白色的人》之后,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推出一部长篇,中间则穿插以随笔和历史小说,产量惊人,不仅遍得日本国内奖项,且不止一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文学的谱系中,周作如果不是文豪级的话,至少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大作家之列,毫无悬念。

周作文学,可以笼统地用作家于1979年出版的一部随笔集的书名来概括,即“从异邦人的立场出发”。所谓“异邦人”,在不同的作品和语境下,亦可解读为“异教徒”,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位东洋作家对基督教文明的切入角度和深度,及从对峙到融入的过程中,作家内心对强大的异文明的警惕、纠结与挣扎。
1966年付梓的《沉默》(新潮社),一向被视为作家的代表作,周作也因之被英国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誉为“二十世纪基督教文学最重要的作家”。甫一问世,便斩获第二届谷崎润一郎奖,后被译成十三种文字,中文版出版于2009年(南海出版公司)。作品以江户时代(十七世纪)的禁教历史为背景,描写一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偷渡日本,在东洋民间社会深度潜水,在传教的同时,秘密调查天主教案,为拯救无辜的信徒,被迫用教踩踏圣像,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笔者收藏的新潮社于昭和54年(1980)4月10日出版的《沉默》真皮面限定珍藏本(共发行303部)的扉页上,周作用毛笔题签的“那踩踏圣像的脚,也会疼痛”之表达,实际上是对小说中某个情节的复现:
司祭抬起脚,感到脚沉重而疼痛。那并不是形式而已。现在他要踏下去的,是在自己的生涯中认为最美丽的东西,相信是最圣洁的东西,是充满着人类的理想和美梦的东西!我的脚好疼呀。……就这样,司祭把脚踩踏到圣像时,黎明来临,远处传来鸡鸣。
惟其作家本人是少时受洗的基督徒,对那种被践踏的心痛,更感同身受,溢于言表。一方面,作为虔敬的信者,作家表现了基督的仁慈。但同时,在得知恩师和信主的百姓被幕府统治者残酷打压,甚至惨遭穴吊酷刑而殉教的事实后,对原本应“无所不在”的“主的缺席”,深感悲哀,并发出了深刻的质问:
连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只是,对茂吉和一藏为了主的荣光呻吟、痛苦,以致以身相殉的今天,海仍然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无法忍受。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对人们的悲叹声仍然无动于衷……
如此质问,无疑是“异教徒”式的。也因此,难以为天主教正宗所容,乃至《沉默》出版后很长一段时期,被日本国内和欧美的一些天主教会列为禁书。
比起《沉默》,笔者个人更看重周作另外两部作品——《深河》(1993)和《我遗弃的女人》(1964)。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的“异教徒”气质越发浓烈,且都有一种超越宗教、直抵人性的力量。
两部作品的舞台背景各异,但主题是一个,即人性的救赎:前往印度的东洋旅行团,成员各怀心思,但都抱着疗伤治愈的打算。一群中产男女们有一搭无一搭地相互应酬,偶尔一起散步,或夜晚喝一杯威士忌什么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淡淡的,彼此保持有效距离,并不僭越,哪怕酒精和氛围使然,间或上床,也绝不深入对方的内心。但当他们来到圣城瓦拉纳西,看到恒河岸上亡人被火化,骨灰被倒入圣河,随波流走,特别是见到东洋天主教神甫,背负着年迈体弱的异教徒贱民,步履蹒跚地走向恒河的时候,所有人都受到震慑,灵魂被拷问,诸如生命、神圣、永恒等平时泛泛而谈,却从未认真思考过真意的价值被重新定义。
《我遗弃的女人》是一部痛切的人生忏悔。因小儿麻痹症而先天跛足的大学生吉冈,为证明自身的“价值”,诱惑并占有了从乡下进京的姑娘森田美津,后又将她抛弃。大学毕业后,吉冈成了一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成功融入主流社会。深爱着吉冈的森田则一直在社会底层打拼,可人生的路却越走越窄,终于进入备受社会歧视的麻风病院。后来,尽管麻风病的诊断结果被证明是误诊,但森田却拒绝出院,而作为一名义工,为麻风病患的病友者们服务,直到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森田死后,麻风病院的修女嬷嬷给吉冈写了一封长信,告知了关于森田的一切……
在周作的小说中,多有这样一类人物:他们资质平平,缺乏幽默感,不解风情,甚至有些蠢笨、滑稽,在社交场中成为众人嘲弄的对象。可他们心地纯良,哀而不怨,虽堕入不幸却从不放弃自我拯救的努力,虔敬到偏执的程度,如《深河》中的大津神甫,如《我遗弃的女人》中的森田美津。但这种虔敬,虽说是对神的虔敬,但却未必是对特定的一神教之神的虔敬。用大津的话说,“即使我想放弃神,神也不会放弃我”。
在周作看来(借大津口),虔敬与否,是神性的表征。甚至与虔敬者的身份无关,大津虽然是受过洗并毕业于教会大学的天主教神甫,但森田并不是教徒。一个人身上有无神性,归根结蒂是与神的距离问题。正如所谓“诸神平等,殊途同归”(大津语)一样,皈依与否,是“组织”问题,但从来不是神性的标准。窃以为,如此阐释和人物设定,关乎两点:一是作者的东洋“神国”文化背景,即泛神论(Pantheism);二与周作青春期在家庭中的劣等感有关。不过,包括这些问题在内,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从作家那里得到答案,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作家已经故世的缘故。

远藤周作是一位公认的“复杂作家”,不仅是文本语义上的,而且是个人经历和性格上的,当然也表现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东洋异教徒面对天主教(基督教)文化时的纠结与挣扎。他在随笔《父亲的宗教·母亲的宗教——关于玛利亚观音》中曾如此写道:
无论什么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只要他是人,都会有一些“宁死也不会说出的秘密”隐藏在晦暗的意识的背后。你越是刻意不去考虑,不去回忆,那些秘密越是会带着一如过去的毒气,在你的心中复活。但即使是作家,也不会去写那些秘密——不是不写,是不能写。因为他知道写出来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后在母校庆应义塾大学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周作曾做过一场演讲,重申了上述观点:“有一种秘密,与其被人知道,还不如去死。这种秘密多为人的无意识给锁住。而我个人认为,对这种个体无意识,神佛是起作用的。”对周作来说,“神不是存在,而是一种功效”。而作为感知这种“功效”的契机,则是深潜于无意识之中的“秘密”的存在。如此,“秘密”被客观化、合理化,甚至神圣化。
那么,周作不为外人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从作家生前到殁后,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文学界。据明治大学法文学者久松健一的研究,那些作家生前念兹在兹、却从不吐露真相,死后带进坟墓中的“秘密”,有些是作家本人有意的“作为”(甚至是刻意“作伪”),还有一些是作家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但谜底揭开后,却受到某种神秘力的震慑,无从谈论,也无法谈论,于是只有选择缄默。
前者相对单纯,只是一个时间关系,却关涉作家履历及其相关陈述的真实性问题。一是本文前述的所谓“三浪”说——此系《远藤周作自作年谱》中的表述,即从中学毕业到进大学预科(庆应文学部预科)之前,经历了“浪人生活三年”。但其实,周作从滩中毕业后,1941年4月,曾进入上智大学预科(德文科),是年十八岁。在籍十个月后,翌年2月退学。在学期间,曾于大学校刊《上智》上,发表过论文《形而上的神,宗教的神》——此系周作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但在作家“钦定”的年谱中,周作对上智大学的学历连同这篇处女作一并做了暧昧化处理,而以上庆应大学后写作的堀辰雄论《诸神与神》作为自己的“处女作”而名世。作家殁后,刊登其论文的上智大学校刊被发现,“履历作伪”说浮出水面。
尽管在作家生前,无论是在代表作之一《深河》中,对男女主人公的出身校——位于东京四谷的私立天主教会学校的描述,还是与赫佐格神父(时任上智大学教授)的交往,也都令人联想到那所私立大学。但或许是悔其少作、嫌乌及屋吧,作家生前对论文连同文字发表的平台均矢口不提,确是一个事实。
二是受洗的时间问题。按说,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作家,受洗皈依是一件极其重大的议程,在年谱资料中单独立项才顺理成章,但周作却同样做了暧昧化处理——基本都是在谈到其它经历时,顺便提及,且始终回避交代具体时间,乃至学界对这位日本最重要的天主(基督)教作家的受洗年龄,存在N种版本:“九岁说”,“十一岁说”和“十二岁说”。不仅回避交代具体时间,且作家生前在各种回忆、随笔和采访中,每每强调当初受洗是母命难违的“受动行为”,是“幼儿洗礼”,天主教是被母亲给披在身上的一件“松松垮垮的外套”,等等。
那么,作家为什么要刻意以这种貌似“消极”的姿态,来面对世人和读者呢?这一方面确乎与他内心的“异教徒”情结有关:“在日本的精神风土(泛神论)上,基督教(一神教)能否扎根”,几乎是作家纠结了一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失为作家独有的“处世术”。如明治大学准教授久松健一认为,这是一种“弱者的论理”:即从一种表面上“受动”的、“弱者”立场出发,凝视基督信仰,“与生俱来的柔弱易碎,在信仰的基础上,被淬炼,得以纯化,从负面转为强势”——其作为宗教作家的卡里斯玛反而得以强化。不过,如此推论不无诛心之嫌——聊备一说。
除了单纯时间关系的问题,涉及人的问题更复杂,当事者的说明、解释几乎付诸阙如,有些只能从作家的文本中去发现、索隐。其一是作家的法国前女友弗兰索瓦兹·帕斯特。1980年,周作留法日记(《作家的日记》)由作品社出版,但书的后半部分,有相当多的内容被删除。直到作家殁后第三年(1999),删除的部分才以《鲁昂之丘》的书名复原,封面的腰封上煽情地写着:竟然有过如此水灵灵的青春……
同一年,庆应大学的文学季刊《三田文学》(1999年秋季号)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具有冲击力的文章《我的妹妹弗兰索瓦兹与远藤周作》,作者是弗兰索瓦兹的胞姐朱芙碧艾娃·帕斯特。姐姐也是学者,文字老辣,娓娓叙事,理性而节制,虽顾及作家夫人远藤顺子的立场,却还是曝光了妹妹与远藤作家曾有过婚约,在病逝前想见周作一面而终未实现的“八卦”:
远藤最终也没有现身,而弗兰索瓦兹却死了。只要一念尚存——想见爱着的那个人——的话(这里仅指恋爱上的信念),所有都是可能的,连山亦可撼动。可是,挣扎于病痛中的妹妹,明摆着已经是最后的时间,却被人遗弃了。
不过,作家到底是少年受洗的天主教徒,与弗兰索瓦兹的恩怨离合,无论如何会在周作的罪感意识中投下一抹阴影。他在《沉默》中曾写道:“罪,其实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是偷盗,或者撒谎什么的。所谓罪,是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人生之上穿过,而他却忘记了自己所留下的痕迹。”而朱芙碧艾娃则认为,周作的长篇《我遗弃的女人》与妹妹弗兰索瓦兹不无关系,不仅是标题,也包括人物原形。小说结尾处,当男主人公吉冈终于读完了麻风病院修女嬷嬷关于森田美津的苦难命运的长信,无力地靠在屋顶的栏杆上,望着下面黄昏的街景:
灰色的暗云下面,是无数的楼宇和家屋,楼与家屋之间,有无数条道路。巴士在行使,小汽车的车流在涌动,行人步履匆匆。其中,有数不清的生活与人生。而在那些数不清的人生之中,我对美津所做下的事情,也许是男人——无论谁都会经历过一次的事,应该并不仅仅限于我自己。可是,这种寂寥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说美津曾经教给过我什么的话,难道不是有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次横穿过我们的人生,也会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件事么?我内心的寂寞,难道不正是来自那种痕迹么?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捧读小说的时候,读到这儿,内心有种万难抑制的情感涌动。

与周作的命运发生深度交错者,还有一个人,即著名神学家、天主教神父彼得·J·赫佐格。这位神父对周作人生信仰的影响,大到难以估量——在正面和负面两种意义上。对周作来说,赫佐格神父具有神、人双重品格。作为神格者,他不仅是声名显赫的神学家、日本天主教的领袖之一,简直就是主的使者。而作为人格者,他是远藤家亲子两代人的挚交,尤其是对因父母离异,几乎等于少年失怙的周作来说,是如父般的存在。
周作虽然自幼受洗,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骨子里仍受制于东洋文化风土,难脱泛神论的思维定势,对耶稣基督这件被母亲“强加”的“松松垮垮的外套”,是持怀疑论的。而对这位少年“异教徒”的牧养、规训者,正是赫佐格神父。周作能在战后初期即公费赴法留学,也是利用了天主教徒的身份,研究目标是西方天主教文学,背后自然少不了神父的种种斡旋与推动。
而周作的母亲远藤郁更是赫佐格神父的深度脑残粉,自从1939年,在兵库县西宫市的天主教会邂逅神父之后,便深深被其神-人格魅力所吸引,从此一心追随,可以说至死未渝。1944年,把神父的神学著作译成日文出版;1948年,不惜从担任音乐教员的小林圣心女子学院提前退休,进京到神父身边工作,协助其编辑天主教学术刊物《天主教文摘》,开始更加专注、虔诚地奉献于主。
但是,1955年发生的一件事,使远藤家族与赫佐格神父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是年9月,周作与庆应大学法文科的学妹冈田顺子结婚,婚礼严格按照天主教的仪规举行,由赫佐格神父主持。此时的周作,已是芥川奖得主的新锐小说家,被目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婚礼自然也受到媒体的关注。
因顺子不是天主教徒,出于对主的虔敬和对神父个人的尊敬,从婚礼前一两年开始,周作便让未婚妻去赫佐格神父那里学习公教要理(Catechism),计划是每周一次。起初,顺子心气很高。可一旦面对那位精通六国语言的著名神父,其高贵的身份、儒雅的仪表和渊博的学识却不免令顺子感到神经紧张,但好在有日本女秘书——周作表兄弟的媳妇在场,侍奉左右,多少缓和了气氛。可几次下来,顺子竟变得消极起来,动辄借故“头痛”、“嗓子痛”等开始频繁翘课。未婚妻学习态度的变化引起作家的警觉,遂问其缘由。顺子深知周作对神父的深情,便抱着“从清水寺的舞台跳下去”的觉悟,据实说:“我觉得那俩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我是没法再去上课了。”周作听罢震怒:
对那位人格高洁的神父,你这该死的家伙居然做出如此肮脏的想象。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让神父教授公教要理的资格!如果早知你抱有这等下流想法的话,我原本就不该拜托神父对你进行指导。由于你自己心灵的污秽,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眼睁睁地泡了汤……
尚在婚前,未婚夫就光火至此,顺子也受到莫大的震慑。不久,又一桩突发事件袭来,让周作变得无语:1953年12月9日,围绕《天主教文摘》(日文版)的停刊事宜,在编辑部,远藤郁与赫佐格神父发生争执,郁被激怒,情绪亢奋,猝发脑溢血,当场扑倒。周作甚至未及与挚爱的母亲诀别,其心痛可想而知。然而,更令人震惊的事态还在后面。
1957年6月,时任上智大学学监兼修道院长的赫佐格神父,突然从任上失踪。旋即,上智大学宣布将其除名。三个月后,赫佐格神父声明退出耶稣会,还俗并与日本女性结婚,改日本名星井严。而新婚妻子,正是其前私人秘书——周作的前表嫂。从少年时代起即奉为精神教父的人,竟然渎神至此,简直比弃教更背信,且连自己也被卷入丑闻的漩涡……唯一能见证作家内心动摇的,是远藤顺子于作家殁后出版的回忆录:
我丈夫简直像是他自个被宣判了死刑似的。H神父的女人居然是自己表兄弟的老婆——这成了双重的重负。从德意志波涛万里,跨海而来,作为传教士赢得了众多信众的尊敬。到头来,却落得被逐出教门的下场,纵说是“上帝的安排”,也未免过于残酷了吧。兹事体大,按理说,在我这种非信徒面前,是断不会轻易触碰的,可他居然也几次走嘴……就在这种千头万绪的复杂心境中,他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但对外,周作始终三缄其口,未置一词。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作家心底的耻辱感。此后,对上智大学讳莫如深——不仅是彻底切割,乃至把履历连同处女作都统统抹杀,也证明了这一点。
1996年9月28日,在第五次大手术之后,远藤周作于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辞世,享年七十三岁。10月2日,作家的葬礼在东京市中心麴町的圣依纳爵(Ignatius)教会举行。逾四千名文艺界人士和市民赶来为这位战后的伟大作家送行,告别的队伍一直排到麴町的大街上。作家的遗骨安葬于东京府中市天主教墓园中的远藤家族墓,安眠于母亲远藤郁和兄长远藤正介之间。
那些生前为作家纠结不已的“秘密”,终于被带进了坟墓。而随之一起被带进棺中的,是作家的两部泣血之作:《沉默》和《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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