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大中华自古就有伟哥

17-01-23

Permalink 06:53:28, 分类: 野狐禅, 史海回眸

咱大中华自古就有伟哥

从宋代到明清,有不少看了医书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医生的士人。这些人并非专业医生;但是自认为通晓医术,常常自医医人。有时颇有应验,被时人称作神医;当然也常有不小心把人医死了的。这拨人,可以称为“士医”。
这类“士医”和宋明之间著名的“儒医”不同。
研究表明,自称“儒医”的是宋代以来不愿被视作为方技一流的医生,他们喜欢用士大夫的词汇和礼仪,仿照儒家道统来宣传自己的“医统”,以和其他没文化的医生区别开来。这些“儒医”依然是职业医生。
“士医”则不同,这群人根本不是职业医生。但是由于当时印刷术的普及和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他们自认为对医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和体察。当他们开始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来给皇帝提供医疗建议时,政治便和医学交织在一起,演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却惹人深思的故事。
宋明之际,士大夫流行自己配药补身子。最流行的养生壮阳药,要算“秋石”了。这是我国本土研制出的强效“伟哥”。与现代伟哥不同,我国土制伟哥乃是纯天然有机原料制成。据汉代的《周易参同契》记载,制作方法很简便:把采集到的人尿用大火熬成盐状结晶体,就好了。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秋石混合了纯净的性激素、尿酸钙和磷酸钙,专治阳痿,乃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大发明之一。自唐代以来,广受士大夫欢迎。

不过,吃这款土制“伟哥”弄出人命的,也有不少。唐代的白居易,曾在诗歌中友情提醒大家:“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写《莺莺传》(在元代被改编成《西厢记》)的元稹,据说吃多了这款伟哥,导致未老先衰。白居易在诗中报导:“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这里的微之,就是风流的元稹。
秋石在宋明之间依然广受欢迎,成了居家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小说《野叟曝言》报导:“当今富贵之家,多有服秋石红铅者,并以为贿通馈送之物。”制作之法,也愈发讲究,出现了“阳炼”与“阴炼”二法。阳炼,是传统的用大火熬尿。阴炼,是把人尿放置一段时日,取搅拌后的沉淀物或上层浮渍,阴干之后入药,据说也有“补心生精,养血之至”的效果。
博学的苏东坡发现,阴炼的秋石和鼻涕一起吞服,效果最好。他在《东坡志林》中建议:“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下丹田。”阴炼出的秋石,要在“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
宋元之间推广这款补药,还有王巩《随手杂录》,曾慥《类说》、《道枢》,孔平仲《孔氏杂说》,周煇《清波杂志》,黄休复《茅亭客话》,叶梦得著《水云录》,沈括的《良方》,以及李道纯《中和集》等一大堆名人笔记。
到了明代,秋石成了江南一带的特产。家住南京的无锡人黄仁卿,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他“年九十犹健饮啖,对客拜起如壮年,御女无虚夕,至九十六而终。”如此性福而长寿,当然是因为烹炼食用秋石。他给秋石取了个极雅致的名字,唤做“龙虎霞雪丹”。
这位黄老先生有一位姻亲,名叫顾可学,从亲家那里学得了炼秋石的神技。顾可学本是个低级官员,在浙江参议的位子上,因为贪污而被迫退休,声名狼藉;后来他向嘉靖皇帝进献家中秘炼的秋石;皇帝“饵之而验”,发现效果好极了。于是顾可学被召到北京,提拔为礼部尚书,专职为皇帝炼秋石。
专职熬尿,而官至尚书,在历史上也算不多见,所以这位顾大人立刻声名远播。江南一带的段子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吐槽的好机会;很快社会上就流传:“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吴方言中“尿”和“书”二字同音,所以笑话很押韵。段子流传很广,到了清代,还被编入笑话集《笑笑录》中。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顾尚书走在大路上,大家都争着叫他的雅号“尝尿官”。
这样捷径弄来的官,在明代总要受到士大夫舆论的羞辱。

另一味明代流行的补药加春药,就是红铅了,此物乃是用少女经血制成。据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制红铅,要找十三四岁的漂亮女孩子,称做“美鼎”。最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肌肤细腻,三停相等”。取其月经初潮,再用乌梅煎的水稀释搅拌。取沉淀物,铺在纸和绢布上,太阳下晒干,去掉腥味,便做成了。据说“专主助血,其功甚大”。做好的红铅,加入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可炼成红铅丸,更便于服用。(见谢肇淛的《五杂俎》)
红铅显然是明代人的发明;通过朝廷的表率,变得极为流行。明代的皇帝服用丹药求长生、练采战,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元代遗留在故宫中的密宗修炼法门就在明廷中流行。从宪宗到武宗,都喜好任用西番僧,修炼喜金刚。汉人文士把密宗的男女双修和道家的房中术混为一谈,在他们眼里,这些宗教行为都是不折不扣的淫乱。
明代宫廷的密宗传统,直到嘉靖朝才改变。武宗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他的堂弟从湖北来北京做皇帝,是为明世宗嘉靖。嘉靖不曾在北京宫廷长大,对于密宗传统很不感冒。他见到后宫里呈现双修体态的喜金刚佛像很吃惊,下令打碎销毁。取而代之是,汉地本土的道家房中术。这是明代皇家修身传统的重大转折。
嘉靖偏爱我国汉地本土的补药,尤其喜好上面说过的秋石,也喜欢红铅。据说,吃了红铅和秋石的嘉靖皇帝,果然优生优育。他的儿子,后来的隆庆皇帝,身体很棒,长大后和他老子一样继续服用红铅。不过,这款土制伟哥不能吃多。据说,隆庆服药过量,以至于整天持续勃起,像撑了帐篷,不能上朝,成了士大夫喜闻乐见的段子。(“阳物昼不仆,遂不能视朝”,见《野获编》)
隆庆的孙子,泰昌皇帝,更因为吃了士大夫推荐的红铅而送命;这就是有名的“红丸案”。泰昌做太子时不得宠,总害怕被废。一旦熬出头,立刻纵情声色,夜夜笙歌。即位一月不到,便病得一塌糊涂。御药房提督太监崔文升,用了含有大黄、芒硝的猛药,让泰昌腹泻不止。弥留之际,泰昌将大臣们召到病榻前,交代后事。这时,泰昌想起曾听说一位鸿胪寺丞李可灼有救命的“仙丹”,便向首辅(相当于宰相)方从哲问起这事。
这位李可灼,据说一副仙风道骨模样。被宣入宫后,李可灼立刻进献“红铅丸”。泰昌吃了,身体发热,食欲增加,感觉不错。李可灼为了增加药效,又给皇帝吃了一颗。几个时辰以后泰昌便一命呜呼。

这起医疗事故,掀起了腥风血雨。东林派官员,曾在之前的“国本”之争中全力支持太子,所以很得即位后的泰昌的青睐。但如今皇帝暴毙,多年投资化为乌有,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东林派要求严惩崔文升、李可灼,顺便要求首辅方从哲(东林的政敌)下台。而东林派的政敌们,也因此事联合起来。这导致了后来魏忠贤的专权,反过来残酷镇压东林派。明朝的党争,乃至后来的亡国,显然和这起医疗事故,息息相关。
为了认定医疗责任,一时间,朝中人人参与医学讨论,人人成了医生。献药的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讨论医疗过程的众多官员士大夫,没一个是专业医生。可这些士人,讨论起病情和药理来,头头是道,比专业医生还自信。在这人人可为医生的时代,医学概念变得极有弹性。在含糊模棱之处,医理的阐释便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成为政争的利器。
关于泰昌的病,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用了大黄、芒硝这样的药。当时的东林派官员,大多是马后炮,批评药用错了。其实,按照中医理论,未必不对泰昌的症。因为泰昌的病既可说是“火动”,也可说是“虚怯”,看你怎么说,看你想怎么说了。
如果说是“虚怯”,那么用泄药则让病情变本加厉,算庸医误国。比如,东林派的南京御史李希孔就上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少卿高攀龙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药,元气不可复收,是明以药弑也。”给事魏大中也上疏附和说:“至藏酖毒於女谒,俟元精耗损,惫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烁以纯火之铅,先帝弥留而不起矣。”晚明人朱国祯和后来的史家谷应泰都认为:“贞皇之病止是虚弱”(《涌幢小品》),泰昌死于“提督御药房横加攻泄”(《明史纪事本末》)。总之,死了人了,一定是药用错了。

但是细察皇帝的病情,却发现并非这么简单。泰昌的病,当时也有人认为是“火动”,而非“虚弱”。同为东林派的御史王安舜就上疏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燥,此满腹火结。”
如果泰昌真是“满腹火结”,用大黄这样的泄火药,并非全无道理。明代的御医,很有用大黄起死回生的例子。
比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几名宫女半夜造反谋害皇帝。睡梦中的嘉靖被勒个半死,昏迷不醒。当时的太医院负责人许绅,就用了含有大黄的猛药,让休克了个把小时的嘉靖,苏醒过来,一时传为美谈。给泰昌用药的崔文升自然很熟悉这些前例。
士大夫不仅对泰昌的病症有分歧,对红铅的药性也有争议。王安舜与其他东林同志不同;他认为,泰昌的“火”症,并非死于崔文升的泄火药,而是坏在李可灼的红铅上。因为红铅乃“纯火之精也”,火上加火,才不可收拾。他说:“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逝乎。”可是,为何红铅是“阴中之阳”呢?似乎没有经验上的论据。
同时代的李时珍就认为,“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换言之,女人经血是“太阴”(见《本草纲目》)。所以不好理解的是,为何“太阴”的经血做成药丸之后,就药性反转180度,成了“阴中之阳,纯火之精”?
如果李可灼有机会自辩,大可以说红铅乃阴血与阳火相互调和,成了“阳中之阴”。况且,如果红铅真乃“阴中之阳”,而泰昌又确实如东林派所说是“虚弱”,那么用它来补一补身子,从医理看来也无可厚非。
明代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显然是进补的好药材。总之,对于这味明代才出现的新药物,时人各自理解,牵强附会,难成共识。无论哪种解释,都有点道理,也都有点勉强。

在传统医理见仁见智、模棱两可之时,政治就成了决定性因素。
说泰昌虚弱,泄火就不妥当了,这足以让东林派攻击太监崔文升,进而批评首辅方从哲(东林的政敌)失职。而说泰昌的症是“火动”,则又可以说,同为“火”的红铅丸加重了病情。
最后,尽管崔文升和李可灼用的药,一个泄火,一个助火,药性正相反,但在东林派看来,怎么说都是吃错了药。毕竟皇帝死翘翘了,黑锅总要有人背。
于是,在掀动帝国政界的红丸案中,“士医”们大显身手,翻云覆雨。医药知识的普及,反而增加了传统医理的模糊性,让政治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最倒霉的,还是给皇帝进药的崔文升和李可灼。之前太医许绅用大黄让嘉靖起死回生的往事,崔文升一定很熟悉。只是这次,这二位的运气实在差了点,在这场医疗赌博中输惨了。
其实,即便是早年让嘉靖起死回生的太医许绅,面对濒死的皇帝,也完全是在赌博。他说:“吾此药自分不效,必先自尽。”(见郑晓《今言》)就是说,我觉得药大概起不了作用,所以我已经准备先自尽了。
虽然后来嘉靖奇迹般的复苏,但是许太医因为神经高度紧张,数月后还是因“惊扰”而死。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治病而被活活吓死了。(“曩西苑用药,惊忧所致。至今神魂不宁,百药不效,……竟以此病卒”,见郑晓《今言》)
可见,就算是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太医,对于用药,有时也全无把握。这说明,并不能全以治疗的成败来评价传统时代的医生。某次传奇般的成功,可能只是赌对了;不巧治死了人,也未必由于治疗的思路不正确。
无论如何,经过了明末红丸案的折腾,红铅是臭大街了。从此在医药传统中绝迹,而且深为清代医家所诟病。记载了红铅的医书,都被认为是糟粕。就连《西游记》,也顺便开开红铅的玩笑。《西游记》第二回中,菩提祖师问悟空要不要学“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悟空问啥是水中捞月?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学,不学!”
的确,用红铅来求长生是徒劳的。不过,明代“士医”眼中的医学理论,真的好似“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这些阴阳虚火的道理,仿佛菩提祖师所说,“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正因为无捞摸处,才足以让这些士大夫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柔性的解释,弹性的附会。
在虚实模棱之间,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透过关于土制伟哥的争论,显示出了最吊诡的一面。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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