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鲁迅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1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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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鲁迅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鬼才知道年轻人鲁迅1913年、1916年、1919年三次返乡经历了什么。
1916年12月那次,是为了母亲六十岁的寿辰。以新台门周家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场面,注定会是一场大热闹,或许还胜于过年。
12月2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开始准备回乡礼物。他托北京籍同事齐寿山“买果脯、摩菇十四元”,晚上又到孝顺胡同为三弟妇芳子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十四元——民初一石米卖七至八元,按现在的米价折算,十四元的购买力相当于而今的人民币600元左右。同事、朋友也给他锦上添花,蘑菇又收了四盒,杯盘套装更多,收了八套。
12月3日早晨8点半,周树人从前门车站登上京沪快车。这趟车要在浦口换车,等抵达上海,已经是4日晚9点。
5日,周树人在上海又是一番大采购。除了买自己的古书洋书外,明显属于礼品类的有:爱兰百利公司买两支检温计(温度计),二元六角;乍浦路梅月买四盒饼,四元;五种玩具(说明有熊孩子要敷衍),一元。他还为患精神病的表弟阮久孙买了三种药、一只量杯,五元。
6日晨登上沪杭快车,午后到达杭州,换船(可能是小火轮)往绍兴,第二天早晨到家。
在家休息了三天。11日是个阴天,大戏午后拉开序幕,“客至甚众”。作为长子,周树人是理所当然的寿诞主持。
12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有本地曲艺,还有戏法魔术。
13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是周树人母亲鲁瑞老太太的正生日。“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要到15日,寿诞才终于终席,“客渐渐散去”。然而周家更加忙乱——“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
周树人的三弟妇羽太芳子,是1912年5月为了照顾姐姐信子(周作人妻子)分娩,从日本来到绍兴的。那年她才15岁。两年后,她在姐姐信子与哥哥重久的主持下,嫁给了24岁的周建人。1915年2月,18岁的芳子产下长子周冲,可是周冲长到一岁多就夭折了。
所以在1916年12月这个时间点,是周树人第一次见到三弟妇身份的羽太芳子,因此才会特意从北京带一双皮鞋给她。但芳子年纪太轻,又刚刚痛失爱子,虽然只是鲁迅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也能窥见那种热闹中的凄凉吧。
21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周家又是一个无人入眠的忙乱通宵。
周树人直到1917年的1月3日才启行离乡。整整一个月的返乡之旅,要说周树人很愉快,怕是不可能吧?天气也不好,多日都是“雨”“夜大风”“冷”的记载。期间还参加了一位中学校长朱渭侠的追悼会,周树人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说,朱渭侠的亡故,“大半亦庸医速之矣”,似乎又想起了父亲之死的旧痛。
周树人上一次的返乡是在三年半前,1913年6月。那次的经历更糟糕。随南京教育部北上之后,一年后请假回乡省母,本来很正常。为此周树人微薄的积蓄也花掉不少,最吓人的是一只“箱夹”,“价一千”!其余包括什么“摩菰六斤,价十元,平果脯、桃脯四斤,价二元”“晋和祥买糖饵、齿磨、提包,共四元”,隐隐可以见到这位长子的期待与周全。
没想到19日下午登车,晚抵天津,“寓泰安栈,食宿皆恶”。但这种不适跟第二天比较,就不算什么了。第二天火车经过黄河时,有十来个小孩捡路边的石头往车里扔,一名客人被打中额头,“血大出”,车上这份乱喽,可想而知。
到了兖州夜间停车,这是张勋的防区,就有辫子兵从窗外往里看,又有四五个人登车,东张西望,或是无故把人叫醒,其中有一个兵,还把周树人的网篮提起来左看右看。
21日凌晨一点,火车逃离兖州,下午一点到了安徽明光,又出了事故。一位车上的夫役跳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到地上,估计火车还没停稳,“一足为轮所碾,膝已下皆断”,另一只脚的脚趾也全被碾碎。
磨难还没结束,下午4点半到浦口,先乘轮渡渡过长江,遇上大雨,行李衣服尽湿,只能先找个旅社休息,晚上10点半才有车发往南京。
上海总归还好,但23日中午抵达杭州,又有六七个兵来搜检行李,周树人行李中的几个纸包都被戳破了。乘轮渡过钱塘江,水涨流急,人虽然到了对岸,行李却比人迟了三个小时。
这次在家也是住了一个多月,看这些记载:“夜不能睡,坐至晓”,“小舅父大病,三弟守视之,夜不睡,予亦同坐至三点钟”,医生隔日就会来诊治一次。
7月22日,本来想走了,“城中有盗百余人,军士搜捕,城门皆阖”,这一下又拖了四天。二弟的小孩又病了,送去看医生,又是“夜不睡”。
估计是来的时候火车上的奇遇太骇人,周树人决定从杭州开始改走水路回天津。29日终于到了上海码头,一问,客栈全部客满!船夫、车夫狼狈为奸,一个比一个欺负人。周树人一咬牙,花了高价雇了两部人力车(一部装行李)拉到虹口,住进松崎洋行,想说住一晚就北上,再贵爷也忍了。
结果呢?买不到船票!“终日枯坐旅馆中……闷极”。拖到8月2日,花了十元钱高价,才买到塘沽号的房舱,凌晨两时登船一看,“房甚秽陋”。啊啊啊,在这艘船上熬了六天!才抵达天津。你想想周树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经过这样两次返乡之旅,谁还想回绍兴那个家啊……

1919年初,鲁迅(《狂人日记》于一年前发表,鲁迅这个名字出现了)致信许寿裳,说“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难道只是为族人所迫才离开绍兴吗?鲁迅自己也说:“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知其何故也。”你看鲁迅还说不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种漂亮句子。
等到1919年12月返乡卖屋迎母弟来京,鲁迅大概已经心如死灰,沿途的喜怒好恶,一概不记,日记简单得像刻在竹简上的国史。他的心情,记录在一年后写成的小说《故乡》里: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这如果写成公号文字,那就是《一个教育部官员的返乡手记:凋敝的乡村让我心凉》,妥妥1921年新年第一篇爆款。
12月24日,平安夜,鲁迅带着母亲、三弟、三弟妇等人乘船离开了绍兴。不知鲁迅是不是真的在此时发出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著名感慨?只知道送行的人带来的灯笼,烧了起来,鲁迅情急之下用手去按灭火焰,结果把手指烧伤了。
带着受伤的手指,杭州到上海的铁路又被毁坏,半路又住烂旅馆,半夜再上车——这一大堆人马箱笼,连船都要装两艘,碰到这种事跟逃难就差不多了。到了南京渡长江,“风雪忽作,大苦辛”,这是鲁迅日记里,与绍兴有关的最后一笔吐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日后这位大作家笔下,出现了两个故乡:一个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五猖会》组成的童年图景;一个则是成年后返回的故乡,《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一篇比一篇灰暗。
他碰到了极品亲戚鲁四老爷,“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骂还骂的是康有为。
还有极品邻居杨二嫂,一口咬定他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都是八抬大轿,借着话头要木器,拿走了狗气杀。
儿时的玩伴闰土,见到他脸上有欢喜和凄凉,终于恭敬起来,分明地叫:“老爷!”叫他母亲“老太太”,要自己儿子给他们磕头。

还有祥林嫂,追着他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一个新党,居然回答不出一名乡下愚妇的疑问,不逃回都市还能怎样?那里没有人关心这个。
旧日的同窗、同事吕纬甫——“当年敏捷精悍”,眼里常常能看见射人的光,也去城隍庙里拔过神像胡子,也梦想着要改革中国——然而现在是沉静(小城人或称为成熟世故),或者说颓唐。自己说自己像一个小虫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了原点。
而现在他活得很主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是在小城处世的法则,教着两三个学生,他们要学什么就学什么,《诗经》《孟子》《女儿经》,符合政府倡导“尊孔读经”的精神。
所以这无聊而可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然而漂泊异乡的年轻人,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天津北京,过着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活,就符合初心与理想么?所以鲁迅在《故乡》的结末说: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闰土那样的社会底层辛苦麻木,鲁四老爷这些既得利益者及他们的追随者杨二嫂和卫老婆子,则是辛苦恣睢,吕纬甫夹在中间,不完全麻木,又无力抗争,只能麻醉自己曾经敏感的神经,以“祝福的空气”将“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一扫而空。而短暂居留的归乡者,留不下也回不去,辛苦辗转,心存恐惧,只能以坚持离开这“纯白而不定的罗网”,留给自己渺茫的希望自救: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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