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老城区:拆迁过后,这是杳无音信却又似曾相识的小巷!

17-02-07

Permalink 06:57:31, 分类: 流年碎影

银川老城区:拆迁过后,这是杳无音信却又似曾相识的小巷!


24年前,银川的地名里还有一处叫做平安西巷,从现在南门广场西北边的小街里走进去就可以找到。记忆中我一出生就住在那儿,直到1992开始的拆迁,那个地名从此便消失了。

其实我也搞不清平安西巷涵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反正我们那一排平房的5户人家统一的门牌是——平安西巷4号。

从那里搬走的24年里,我只回去过3次,因为那次搬迁对我们家的伤害太大,母亲一直都不愿提起。那片曾今的市中心地带,后来建成了一个小区,离如今的国芳百货不过500米距离,隐藏在一排门面房之后,据说现在还有几个老邻居住在那一派颓败景象的楼房里。
老人与小孩

我童年的玩伴,就是院子里一起长大的3个孩子。在平安西巷4号的5户人家里,我们4个孩子年龄差不多,蓉蓉家在最里面,她比我大两个月,晶晶家在她家旁边,他比她又大两个月,隔了一户人家便是姗姗家,她比我们小3岁,然后便是我家。有趣的是,我们3个年龄一般大的孩子,却分在了同一个年级的3个班里,没能成为同班同学。

儿时的黑白照片里,蓉蓉一直比我好看,就连两岁时我们蹲在地上吃奶瓶的样子,她看起来都比我更可爱。作为他们家的长孙,虽然是个女孩,她也得到了一家人的宠爱,所以从小就有点跋扈,而我一直那么羡慕她,姑姑、老叔、大伯都那么惯着她。

晶晶是我们4个中唯一的男孩,总是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他妈妈很精明,所以他也很会过,比如小时候学校组织去中山公园春游,家长给1块钱零花,他从来都不买门票,不知从什么地方就进到公园里去了,玩一天回到家,口袋里还剩9毛5分,连坐公交车都不用自己买票。

姗姗比我们都小,很爱撒娇,她总是爱到我家蹭饭,也总爱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姐姐,但小时候与她记忆最深的,却是3岁的她和6岁的我抢一把红色的塑料椅子,那是爸爸买给我的礼物,她却一口咬在我的胳膊上,留下了一圈深深的牙印。

至于我,因为老妈是小学语文老师,所以我一直是很乖的,假期别的孩子都在院子里疯玩,我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大人的监管,也从来没有过脖子上挂钥匙一个人看家的经历,运动能力更是奇差,别人好好走过去跳过去跑过去的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摔跤,膝盖上的伤很多,大门牙还差点磕掉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作业,我们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跑着玩的时候,总能看到对面的院子里郑姨姨家的老太太拄着拐棍坐在院门口晒太阳,她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就那么坐着,在我的记忆里,这个精瘦的老太太一直都是90多岁。偶尔,她会走上巷子口的小街,先向西再向南,走到当时的二环路口,那有一个小商店,她会买一点吃的,还会在旁边的店里让老板给她盛5毛钱的羊杂碎。

后来听说她藏在米缸里的400块私房钱被翻了出来,她去买吃食的次数便少了很多。有时郑姨姨去电影院上班了,她也会迈着小脚走到我家,跟我奶奶(其实是姥姥)聊天,回忆她小时候在家里当小姐时过的日子,不厌其烦地说她当初怎么信任这个孙女,把金镯子金项链都给了她,现在却连一点点私房钱都给人抢走了。

而我的奶奶,总是坐在炕沿上和其他老人聊天,喝着糖茶,抽着骆驼牌香烟或者哈德门。奶奶一直有高血压,印象中那种叫做“脑立清”的药她吃了几十年,因为这个原因,她虽然和我们一家住在一起,父母上班的时候她却不负责带我,母亲便把我送到巷子西头的王奶奶家。这个王奶奶,比之老太太和我奶奶,长的粗手粗脚,却也算干净利索。长大后我每次都她家门口过,她都还会很亲热地抱抱我,或者拉拉手,但我幼时的记忆里于她却没有更多的印象。

老妈直到很多年后才说:“那会一个月才挣35块钱,要给王奶奶15块,还要给你奶奶买一条烟两斤茶叶,每天我上班前把你送到王奶奶家,我一走,她就抱着你来我们家聊天喝茶,到我快下班的点,再把你抱走。”我也会回一句:“难怪我不到5岁就上学前班了,还连着上了两年。”

记忆里的事

现在看来,小时候从家到南门广场的距离,不过五六百米,那时城楼的北边还没有一圈廊亭供人休息,一大片花圃里夏天总是有蜻蜓飞来飞去,大人们便在晚间带着我们去捉。南边也还没有开北京华联的超市,广场的一部分是1路车的停车场,剩下的便是人们集会、休闲的场所。而每年的十一,广场前都会摆满鲜花,老爸经常带我去照相,背景就是城楼。而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都想当然地以为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和天安门长的很像很像的城楼。

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广场的东边建成了长途汽车站,车站里面的墙上有类似壁画的装饰,不少人都慕名去参观。那一年一个表姐从青海到青铜峡电厂工作,顺路会先来我家。收到信后一连好几天,爸爸抽空便去车站接人,可是整整一个星期也没等到。连郑姨姨家的老太太都坐不住了,没事了就走到巷子口去帮着张望。后天的一天,午睡的时候,我坐在床上玩,表姐和表哥提着包,愣头愣脑地走到了我家的床前。从那以后,一年中总有几次,母亲要带我从那个汽车站坐车去看表姐,那个车站当年是那样大,进站的时候总是挤满人,我紧紧拉着老妈的手,生怕被挤散了。

我第一次没有大人看护去南门广场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前院的几个哥哥姐姐风风火火地说有游行,要去看热闹,我们几个小的也便跟了去。从羊肉街口到南门广场,全是激扬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排着队,拉着横幅,喊着口号走过广场。当时的场景记得不太清了,只记得我们几个人站在人群中看游行的队伍走过,被急急跑来的老妈找到,拉起来就往家走。在广场西北边的小街里,母亲拉着我们走的很快,身后依旧不断传来喊口号的声音。那一年是1989年。

那条小街上的第一栋高楼是何时建起的真的没有印象了,但确实是一栋高楼,就建在当时交通局卫生院的对面,有十几层,开了一家宾馆,叫太西饭店。后来每次从那里过,我总是要仰着头看那块牌子。也是从那以后,卫生院门口的一段马路上,冬天的冰总是没法融化。几年后的一天,这家宾馆成了院子里的大人们聊天的话题,隐约听到是说前不久,有客人从宾馆的楼上跳下来,有那么几天,经常能在附近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再以后每次从那里过,我都不会去看那块牌子了,低着头快快地跑过,好像瞥一眼西边墙上的窗户都会心跳加速。

拆迁和分离

在我长到八九岁的时候,学校旁边盖起了一片楼,就是最早的商城。也是那之后不久,我们那一片便有了要拆迁的传闻。这对于大人们来说,是个让人兴奋地消息。我们那一片,除了我家后面秦腔剧团的4层家属楼外,还没有住宅楼,想着再也不用大晚上打着手电去上旱厕,再也不用一下雨就在院子里趟水,再也不用每天提着脏水桶走五六十米到巷口的下水道去倒,大家就都很期待。

后来真的要拆了。我们家是第一批搬的,搬到了东郊爸爸单位的平房,据说搬的早回迁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房。住了一年多,每天早晨老爸都要骑着二六的自行车,送我和老妈分别上学、上班。奶奶也因为换了环境,没有人和她一起喝茶聊天,得了老年痴呆。可是过了那么久,每天老爸接送我从老院子前经过,还是等不到回迁的消息。而我的小伙伴,蓉蓉家、晶晶家,尽管已经拆得七零八落,一度断水断电,他们也还是住在那儿没走。在那期间我回去找他们玩过两次,在院子里捡来八宝粥的罐子,装了米和水,用砖垛架起来拿木柴生火,我和晶晶就那样做出了香喷喷的饭。

而在那之后,母亲再也不让我回去玩了。后来又等了一年多,有一天老爸回来说给我们分房子了,一楼,一间半,就在街对面盖起的那栋楼的西北角。虽然从以前的两间平房变成了一间半,一家4口住起来更困难了,但老妈还是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打听着小伙们的家是不是还和我们在一起,离的远不远。

然后又等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搬家的消息,父母也不提这件事,奶奶的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还跑丢过两次。又过了好久,我们终于搬家了,却不是回老地方,而是搬到了南门清真寺西边的一个旧小区。

后来老妈和别人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分给我家的房子,确实是那个拐角的一楼。父母满心期待地去看房的时候,才发现因为迟迟没有分到房子,街对面的一个老邻居在此之前便撬开门住了进去。而开发商又将这套房子分给了我们,让两家自行协商解决。是不可能有协商的结果的,父母去找了好多次,都没有结果,老妈带着奶奶也去了开发商的办公室,奶奶甚至给人家下跪,也没要到一个结果。

拖了好久,后来开发商提出一个方案,说有人想用旧楼换我家的新房,我们便搬到了清真寺后面,人家搬到这边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具体方案跟谁谈的我不清楚,但为了住进那栋旧楼,老妈还把省吃俭用攒下的3000元钱给了那家人。

而我儿时的小伙伴们,晶晶家没有坚持到最后,在如今长城路和凤凰街交汇的地方,分到了一套临街的6楼。坚持到最后的蓉蓉家,分到了一套2楼。很多年后我去过她家,客厅是狭长的一条,摆了沙发,茶几只能靠着对面的墙放,卧室外面5米不到就是一排营业房,把窗户堵的黑洞洞的。姗姗家和她家不远,户型大概也差不多。至于郑姨姨家、王奶奶家,以及前后院的其他邻居家,自此便没了消息。

如今,那片老院子还是20年前盖好的样子,只是更破败了。而当年的开发商——大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已经听不到什么消息了。当年那些坐在办公室,叼着烟卷、说着谎话、践踏着别人家的幸福和希望的坏人们,不知道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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