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Haruki Murakami?

1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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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Haruki Murakami?

卖个关子,Haruki Murakami 就是村上春树的英语译名。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正是日本“二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社会学家将生于1947~1949年的人称为“团块世代”:看着电视、翻着漫画、听着披头士、上大学后如火如荼投身学生运动的一代;他们占日本总人数大约5%,标志着日本“二战”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虽然出生时间属于“团块世代”,但村上春树的家庭却略有差别。“他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除了村上,还有一个妹妹。那个时候,日本人每个家庭都有五六个人,像村上这种家庭情况是很少的。”林少华说。
作为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村上春树受到了父母宠爱但又并不算严格的监管。他回忆自己所属的神户高中是公立的“升学高中”,每次定期测试都会将前50名的学生名单张贴出来,村上从来不在榜上,但同为中学教员的父母却没有因此责难他。身为高中语文老师的父亲每星期天早上会辅导村上春树日文,希望儿子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但村上春树却一直偏好西洋文学。虽然事与愿违,但父母还是鼓励了村上的自由阅读,允许他在当地的书店赊账购买喜欢的书,只要不是漫画和周刊就行。
村上在和父母的互动中,开始了和世界轻度摩擦的相处方式。他在学校里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中等生,既不投入精力应和学校的评价标准,也不会与他不喜欢的教育体制做正面的激烈对抗——虽然后来他在自传中不无尖刻地批评“在学校中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学校不能教给自己任何东西”。高中时期的他入迷地玩麻将牌,交很多女朋友,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抽烟翘课,但保持一个说得过去的成绩。第一次高考失利后,他遵从父母的意愿再次补习备考,但却将原本报考法律系的复习目标改成了文学,并在第二年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戏剧系。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村上春树考上早稻田大学后,正好遇到学运,学校停课。村上以一个边缘人的形象,与时代潮流若即若离。他留着胡子,长发及肩,以邋遢的扮相出现在同样乱七八糟的校园内,有时也夹杂在学运的人群中,向警察投掷石块,跟他们对着干,但却从不涉入更深。“我认为在设置路障和其他有组织的行动中存在不纯的动机,所以我个人绝不参与。”而“手拉手一道游行示威的想法本身就令我心生厌恶”。
学运很快演变成了骚乱,反体制的派系之间发生内斗,在村上春树经常出入的文学院教室里,一个不问政治的学生居然被杀害。“之后,我和许多学生一样,开始对运动的方式感到幻灭。”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中写道,“当激烈的狂风扫过后,留在我们心中的只有余味恶劣的失望而已。无论当时有多么正确的标语,有多美丽的信息,如果没有能够彻底支持正确和美丽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话,一切不过是空虚语言的罗列而已。这是我当时亲身体验所学到的教训。”
村上春树以一种更决绝的方式远离因失去想象力而抽象空虚,甚至包含邪恶暴力的社会潮流。“我再度走向更个人的领域,决定在那里安身立命,也就是书本、音乐和电影这些领域。”大学期间,他有一年在新宿歌舞厅一家通宵营业的店里打工,每天遭遇各色各样来历不明的人,学习着“可以在都会中生存下去的实用智慧”。留在学校的日子里,他通常在资料室看电影和读剧本,在一年之内看了200部电影,甚至一度想做一个电影编剧。但最终“不再写剧本了”。“我认识到这活儿跟我的个性犯冲,因为一个剧本到最后的影片,你必须得跟一大帮子人通力合作。”
彼时日本正处在“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复苏期,社会的主角就是“团块世代”。他们以集体主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创造了经济奇迹,是日本现代发展史上颇具好评的一代人。村上春树看到的却是社会的“空隙”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当时的年轻人要开一家店,不像现在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和那些一样有不想当上班族、不想看上司脸色想法的人,就到处开起小店来……我想时间还留下相当多类似‘空隙’般的地方,只要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隙,就有办法活下去。”他在22岁——大学没毕业就结了婚,并放弃了进电视台做一份“正式工”的机会,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家酒吧。
这是“团块世代”中的青年村上春树的选择。和他后来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边缘,看似温和却又坚定地独具个性。他的好朋友、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称他为“顽固的个人主义者”,村上春树接受这个标签并引申到自己的创作:“我是个太过于个人的人。在我个人身上,有我自己固有的vision,并在那之上进行赋予形式的固定过程。为了维持那过程所形成的总括生活方式中,就有不得不个人化的地方,不这样的话我无法好好写东西。”
村上的文体
1979年,村上春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那时他经营的酒吧刚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贷款接近清偿,还搬到了市中心一个更大的、客源更多的地方。深夜打烊后,他就在厨房的桌上开始写小说。
为什么人生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中做了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解释:“为自己而写。我想某种意义上这是事实。尤其半夜在厨房的桌上写第一本小说时,我大概只意识到自己‘是否心情变好’地写着小说……我想其中可能含有自我疗愈的意味。”“深夜里在厨房的桌上,以新获得的自己的文体写小说时,简直就像得到新的工作道具时那样,兴奋得心怦怦跳,非常快乐。至少我在30岁前所曾感受到的心的‘空洞’般的东西,似乎已经被好好地填满了。”这种为了取悦自己,让自己心情愉快的写法,产生了一种看似松散的特别文体。如何找到這种文体,也是一段独属于“村上”的故事。
村上的少年到青年时代是在阪神间地带长大的。那时大阪到神户是日本主要工业地带之一。神户作为日本最早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是西洋文明在日本的窗口,日本首个铁路隧道、首个咖啡厅、首瓶波子汽水、首个水族馆、首个高尔夫球场、首个日本国内生产的蒸汽机车、首个爵士乐队等众多新事物都出现在神户。1889年,神户施行市制,成为日本最早的一批市。1905年,阪神电气铁道开通了神户至大阪的铁路,这是日本首条都市间铁路。随着铁路的开通,神户和大阪之间的经济活动变得更为活跃,更开启了阪神间摩登的时代。
村上春树便在这既有日式依山傍海,又有美式灯红酒绿的阪神间度过了自己从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时代。少年村上穿着Van夹克,听音乐会,去旧书店物色廉价软皮书,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艺术电影院看新潮影片;或者去城市尽头防波堤外的海边,游泳、钓鱼,领着狗散步,或者一动不动静静坐着,或者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和同学一起跑到海边,捡来漂流木,升起篝火。更多的时候是去城市南口的商业街,市立图书馆就在这附近,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贪婪地翻看各种各样的少年读物。
他听了相当多的60年代摇滚乐和爵士乐,喜欢《移动标靶》中保罗·纽曼的美式硬汉形象,以及大量阅读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高中时还开始自行翻译喜欢的美国作家的作品。他对美国流行文化的熟稔在他的作品创作时清楚地表现出来。村上在写处女作《且听风吟》时,因为走出校门后一直忙于酒吧的生计,几乎从未提笔,一开始写得异常艰难。因为“不知道怎么用日语写作”,于是买来一台英文打字机打出开头,用自己能掌握的简单的英语语汇描述想法,然后再翻译成日文。
这是村上写作的开始。从日文和英文的夹缝中,他寻找到了自己的文体——富于节奏感的短句,用字直率不迂回。一开始这种文体并不受人尊重。他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来他经营的店铺,评价他的处女作:“如果是那种程度的东西就行的话,我也会写。”“被这么一说,当然有点不高兴,但同时也坦然地想到,或许正如那家伙所说,那种程度的东西,或许谁都能写。”村上春树回忆,“我只是把脑子里浮现的东西,用简单的语言顺顺地写下来。困难的文字、精炼的表现、流利的文体一概没用,说起来就像‘松松散散’的东西那样。但无论如何,那就是我的出发点,我从那所谓松松散散、通风良好的简单问题开始,花时间在每一部作品中,一点一点加上自己的肌肉,结构更立体……小说的规模也逐渐加大。”
1989年,当林少华作为中国第一位翻译村上作品的人,开始翻译《挪威的森林》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村上的文体。“看到《挪威的森林》,我发现日本文学还有这么好玩儿的东西。”曾经主修日本古典文学的林少华回忆,“日本古典文学的主要创作队伍,一是女性,二是和尚。日本没有科举制度,男人书读得再好也不能做官,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都是远离尘世的。我读书时看他们的作品,一点都不好玩,那么消极,那么郁闷,色调那么阴暗,个人的小事说得没完没了,湿漉漉黏糊糊的,一点都不痛快,没有男人气。”但村上的文体让他觉得“很有趣,他的情节推进相对快,语言也相对简洁明快,节奏感很强”。
林少华能随口说出各种“村上式”的比喻:“他一直用手指摆弄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舞!舞!舞!》)“说到这里,话语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舞!舞!舞!》)“公路上方漂浮着白骨般的一弯晓月。”(《斯普特尼克恋人》)“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斯普特尼克恋人》)“村上在文体上不断地出新。”林少华说,“他的文体具有一种普世性的渗透力。他的独特唤起了人类的心灵感受,触动了共同的心灵最敏感的部位。村上春树文体上的独树一帜别人模仿不了。昨天说孤独是这样说,明天又有新的说法。”
“他关注别人没有关注的青年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抽了256根烟头,你会去数吗?但他会想到这样一种表达方法。他想表达的内容有的别人也说过,但表达的方式上,只此一家。他用非常机警的、巧妙的、有乐趣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方式去表达。就是林少华说的‘文体’。”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这种文体不仅具有爽快轻盈的“西洋味儿”,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中有股在美式文化浸淫下,多年体制外生活的那种无所束缚的劲头。“村上更有现代性。他破除了很多规矩,甚至可以说没有规矩。”林少华说,他对性的描写,细致但又坦然,成名作《挪威的森林》甚至一度被当成色情文学,遭到一些评论家的诟病。村上春树的回应轻描淡写:“正常的性生活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写会被批评,我很怀疑他们(批评者)的性生活是怎么样的。”
挪威森林的流行
1988年,林少华在日本留学期间,正逢《挪威的森林》出版。“日文原版的《挪威的森林》上本是红色,下本是绿色,每次去书店一红一绿码了两堆,但我没注意。同学给我送了上本,我才勉强买了下本,放在书架上没有看。”林少华回忆,“当时只知道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对他没什么印象。村上春树1979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10年间在中国悄无声息。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都不太看得上眼,觉得日本古典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挪威的森林》中描写的物质丰富的都市生活,距离尚未大规模城市化的中国又太远。林少华留学回国后,在暨南大学任教。“大学老师每个月工资是71.5元,我当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为漓江出版社翻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翻译了一个寒假,1989年夏天,《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初版3万册,一年后加印了3万册。“80~90年代是出版的黄金时期,所以《挪威的森林》的印数只能算一般,市场表现很平庸。”林少华说。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分析过村上春树作品在东亚的流行法则,其中有一条叫作“经济趋缓法则”,即“村上热”从日本蔓延到东亚各国,时间大多是在某个地区经济经历过一轮高速发展后的回落期。他分析说:“改革开放政策在加速后,中国国民生产毛额(GDP)成长率在1992年创下14.2%的纪录。到1995年为止都维持在10%,但1996年变成9.6%,开始显露出衰退的阴影。另一方面,全国每人国民生产毛额从1978年的人民币379元增加到1999年的9546元。就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而言,人均国民生产毛额分别增加为人民币3.0802万元和1.9803万元,已经接近60年代末《挪威的森林》流行時代的日本经济水平。”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那个物质丰富,既给予个体种种生活的空隙但又给人无尽虚无感的世界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上海是对全球性都市文化响应最为热烈的城市,南京路上有了哈根达斯冰淇淋店,看地下电影、去咖啡厅这些都市生活方式也在年轻人中流行。这一年,一本名为《格调》的讲述都市生活指南的书开始热销,《挪威的森林》也在这一年迎来了第一个销售高峰,上海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城市。“几乎两个月左右加一次货。”汪正求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是《挪威的森林》一书的责任编辑。“那一年出版了10万册。有的书商甚至以车皮为单位来要货。一个车皮就是1吨的装箱量。”
此时距《挪威的森林》在中国面世刚好10年。对国内此时出现的第一轮“村上热潮”,林少华是这样解读的:“经过了10年,大家对村上春树的认识有了深化。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白领的增多,人们的生活在经济上相对宽裕些了,接受村上文学的土壤层变厚了。新时期相对宽松的人文和政治环境促进了人们自我的觉醒,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自我的生长提供了物质土壤。而村上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他总是轻轻提醒我们——你的自我果真是你自己的吗?或者说你的心灵果真属于你自己的吗?里面的观念没有被置换过吗?你的自我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商业信息所俘虏吗?用村上的话说,你真的需要开‘奔驰’、真的需要穿皮尔·卡丹、真的需要戴劳力士吗?进一步说,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我、你的心灵是自由的吗?一句话你的自我是否是本真的自我。曾几何时,我们中国人用不着‘自我’那劳什子,因为有人替我们思想、替我们决定,甚至替我们组织家庭,我们只要跟着齐步走喊口号即可。没有自我,也就没有孤独。有了自我,就有了孤独。可以说,孤独是自我意识这一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2001年,《挪威的森林》的版权转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重新包装出版了这本书。“我知道《挪威的森林》是他在日本卖得最好的作品,我想要在这里寻找突破口。读译文的时候我能敏感地觉得漏了一些东西,少男少女到了最后激情的地方,林少华先生在80年代故意地略去了,不敢翻译,但我觉得没关系,可以补上。总字数是不多的,但是点点滴滴散布于全本,可以算是一个新译本,我就加上了‘全译本’三个字。2001正式出版,发了30万册,就此一炮打響,之前它出了10年也只卖了20万本。”沈维藩对本刊记者回忆。这是他编辑生涯中颇引以为豪的事情。“从运作上来说,《挪威的森林》是我最成功的。我没有花很多钱去宣传,而是靠书本身的魅力,与现实的契合度,让媒体找到我们,帮我们宣传。”
“村上春树有他机智的东西,他写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至少和‘北上广’是一样的。”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挪威的森林》以及早期的四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中,时代的背景是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这个国家蒸蒸向上,新旧观念的交锋是最活跃的时候。这和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是相似的。村上的读者大多是青年人,《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从京都到东京,从保守的城市走向开放的城市,一男一女孤零零地走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多少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必然会受到冷遇,想要抱团取暖,有的人抱不到,这时候该怎么生存?《挪威的森林》里有答案。他最了不起的是‘把玩孤独’,而不是逃走。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离开都市,最后都留在了城市里。他的处女座《且听风吟》中的角色‘鼠’对社会非常不满,但他还是留在了社会上。村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这个都市我闯进来了,就是我的故乡,都市没有泥土也是故乡。小说中洋溢着这样一种气息,这种氛围抓住了读者。”
自我挖掘和产业链
从1982年,也就是开始写作的3年后,村上春树关掉了酒吧,一改开酒吧时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并每天跑步,从“业余兴趣”般地写作,正式转为一个职业小说家。结束经营正在走向好转的生意,这个举措遭到了不少身边人的反对,但村上仍然像以往一样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后来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开始写作时,并不是要写一部给大众认可的东西,而是为了自己高兴。趴在深夜厨房的桌子上,“自我疗愈”般写着让自己心情愉快的东西。“让活着的过程中难免产生的各种矛盾、偏差、扭曲,得以消解或升华。”“如果自己写着时觉得快乐,想必在什么地方也一定有读者读了会感受到同样的快乐。”这种创作立场下的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市场热烈回应,之后他却开始反省这种纯粹为自己高兴而写的基本立场。“我想以‘心情愉快有什么不好’的写作,当一个职业作家,日后会在什么地方走入死胡同。”他希望写“仅仅为了满足自我”之外的东西,“更有深度和大器”的作品。
这是村上春树对自己深度挖掘的开始。作为一个深居简出的“顽固的个人主义者”,村上春树的写作灵感大多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探索,更多来自于内心。他相信通过对内心的深度挖掘,能打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2003年,当林少华和他见面时,他就曾这么解释自己闭门谢客、离群索居的生活和写作方式:“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这种挖掘是像一部机器那样,在严格的规律下进行的。村上春树过着僧侣般严谨的生活。他一般在早晨4点钟起床,工作5至6个小时。下午的时候跑步10公里或者游泳1.5公里(或者两样都干),然后读一会儿书,听听音乐。晚上9点钟就寝。每天中午他在沙发上打个小盹,身体进入休息状态约半小时后会自然醒来。30年来,他将身体训练成一具非常精准的“时钟”。“我每天重复这种作息,从不改变。这种重复本身变得很重要,就像一种催眠术,我沉醉于自我,进入意识的更深处。不过,要把这种重复性的生活坚持很长时间——半年到一年,那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体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写大部头小说就像救生训练一样,体力和艺术敏感性同样重要。”他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的采访时这么说。
为了小说创作的深度和格局而严苛的生活方式,却让村上春树在写作者之外,多了一个维度——一个过着简单、自由、健康生活的现代人,而且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是可仿效可追随的。不仅他在极其自律的生活方式下挖掘出的虚构世界吸引了一批读者,这种极其自律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吸引着一批向往个体自由,却又不知如何到达的“有闲阶级”们。从这个角度说,他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者面对孤独和迷茫时的生存方式。从他关掉酒吧,自我挖掘开始,也是他成为一个“产业”的开端。在连续几十年像机器一样的精准运转中,村上春树用各式各样的内容来填充每天5~6个小时的写作时间,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间歇,他会做翻译,写由一个小念头生发的短篇,或者干脆就是碎片式的生活随笔。在这些随笔中,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用村上式的眼光和文体加以描述,很多时候,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描写的对象。“村上式生活”成为“村上”产业链中一类特别的产品,成为现代“有闲阶级”们热衷探索,并竭力追随的世界。
“村上春树是一个在市场上相对好操作的作家。”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他很勤奋,每年不管长短,都有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保持着很好的曝光度。”2003年,当他出任村上春树作品的中方编辑时,他面临着一个难题。“在日方的坚持下,我们只能一次性购进17部村上小说的版权,通俗地说,就是买进了‘统货’。那里面有长篇小说,有短篇小说集,还有文字单薄的插图本,有‘精品’,也有不那么‘精’的‘品’,我们又如何使后者也畅销起来呢?据说,日方在与我社联系之前,先把这批书推荐给了译林出版社,而译林就是因为在这一堆‘统货’面前犯了难,最终放弃了版权的引进。”沈维藩对本刊记者回忆。但因为都市读者对“村上”牌生活方式的认可,最终这批“统货”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喜欢村上的大概分两类人,一类是喜欢《挪威的森林》的人,一类是喜欢村上的人。”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将这17本书分批出书,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村上迷’们带来惊喜,造成了两年时间的持续效应,到2002年底,20部村上小说出齐的时候,‘村上春树’这个品牌可以说已经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来了。考虑到村上正值创作的盛年,每隔两三年总会有新作问世,但我们也不能坐等新作,让‘村上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冷却下去,从2003年起,我们又引进了10多种村上的彩图书、随笔集、游记、纪实文学,以使这条村上作品的‘出版链’始终延伸着。现在彩图书和随笔集已经陆续出版,虽然只是些小书,而且并不如小说精彩,但总能销出1万册以上。”
来自战场的震动
1991年,村上春树和妻子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
当时日本正是经济相当景气的年代,要在日本以一個写文章的身份活下去,也不是太难。出版业相当活跃,股价一路飙升,不动产价格节节高涨,到处金钱泛滥。写作的人也不断获得邀稿。但对向来想和社会潮流保持距离的“个人主义者”村上来说,却不是欣然乐见的环境。因为已然在市场上获得的名气,他也不断接到一些“肥美的”工作邀约,有富豪邀请他去自己的古堡中写作,也有杂志提出了报酬丰厚的周游世界写作邀约。“有所谓人心浮动,不是能安静坐下来,花时间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如果待在这里的话,或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我想置身在比较紧张的环境,去开拓新的边境。”他在自传中回忆。
决定离开日本时,正值海湾战争爆发,出发前去美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村上春树在出租车里就听到美军用导弹袭击巴格达的消息。到达美国后,发现举国上下都弥漫着浓重的战时气氛,人们热衷于对战事表达观点,日本因为没有派出自卫队参战也遭到了美国“愤青”的攻击。村上春树用村上式的幽默和调侃语气将在美国街头的见闻,写进了随笔《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但这段时间的经历给他的震动远不是一本随笔集中的一篇短文那么简单。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他承认客居美国的那段时间,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对自己身为日本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意识。“当我在日本写书时,我想逃离那里。一旦真的逃出来,我开始想,我是谁?作为一个作家我是谁?”“当你离开日本之后,日本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在这次采访中,美国记者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村上春树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说:“这话题太大了。”“能试试用日语说吗?”“即使用日语,也很难说明白。对我来说要讲明白这个实在是太沉重了。我们换个话题吧。”
但他用一本书做了回答。他写了以诺门罕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这是一场“二战”时期日本和苏联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地区进行的一场战争。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日本战败,向西侵略的企图自此落空,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进攻太平洋。诺门罕战役因此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村上春树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关于这场战役的不少著作,并以此为灵感开始了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写作。在完成这套书的前两部后,他还去了一趟蒙古和中国交界的诺门罕战场,并从战场上带回了一些当年的遗留弹片。在旅途快结束的一个深夜,他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夜醒来,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我从床上跃起,准备开灯。但由于剧烈晃动,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我踉踉跄跄摔倒,而后抓着床头好歹坐起。我想肯定来了大地震,一场要让整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强烈地震。”这是村上少有描述的他个人体验的灵异经历,也可以说他在挖掘个体的“深井”中与这场战役相遇了。这场战争中包含着日本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在这个封闭组织中普通人被作为无名消耗品的“极差的效率性”。“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他在记录这次战场游历的书中写道。村上在研读诺门罕战役时,持续感到了一种恐惧——即便在经济繁荣的和平年代,这样的封闭性和理念仍然存在于日本社会中。“几十年前那场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制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
村上春树曾经说自己的目标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雷蒙德·钱德勒放在同一本书里”,就是既不让文体变得过于厚重,但作品又要有足够的深度和厚度。在《奇鸟行状录》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的译者、出版商和读者都看到了他的转变。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冯涛曾是村上春树的爱好者,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一书的译者。他说自己翻译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喜欢村上春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提到了书中的最后一章“瞻望未来”:
村上春树希望能创作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综合性”的作品,用英文说是“comprehensive”,也就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声部的、多元的小说。《奇鸟行状录》是他最接近“伟大”的作品,我本来希望他能在下一部作品中让我们看到他能达到的高度。
迷人的村上生活方式
村上春树有一个网站,他在上面和读者交流,回答他们关于工作、感情、家庭、成长等各式各样微不足道,但对个体来说又非常确实的情绪性问题。这些零零碎碎的问答也被出版商收集起来,做成了“村上”产业链上的一本小问答集出版。网站上还晒出村上小说中描写的鳗鱼饭、鸡尾酒,以及村上自己的工作室,用数字一一标明了工作室中的物品:一个从瑞士带回来的简单但醒目的红色马克杯;美国超市买的一大把黄色黑条铅笔,斜插在涂鸦玻璃杯里;台灯座上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雕刻着黄蜂的大理石摆件,还有从柬埔寨带回来的木制佛脚,台灯边是村上最喜欢的养乐多棒球队的投手玩偶。靠墙则是整壁黑胶唱片,网站上以村上的口气标注着:“我有1万张黑胶唱片,以及很多CD,没有数过。绝大多数都是爵士。”
这些细碎的物件,代表着一种迷人的“村上式生活”。在村上春树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他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这样平稳,但不失优雅的生活。“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中国和世界中,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些疏离,但又要发生一些关系,和每天喝水的杯子、煮饭的锅、穿的睡衣都要有关联,村上对于这些细节的描写是非常细腻的。因此他能受到现在的年轻人,‘hipster’一代(城市时髦人士)的欢迎。你和身边的其他人,和周围一切的关系都变得无比重要,无比密切,你的意大利面,你的棉麻睡衣,你的沙发质感,你在跑步时谈论什么,村上对这方面的应答是准确的。”冯涛对本刊记者说。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有的甚至连工作都没有,却都过着像模像样、有大量物品和细节支撑的精致生活。“他会熨衬衣,煮意大利面,不巴结,不逢迎,独立自主,会读雷蒙德·卡佛、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有趣味的、有疏离感的、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都市形象。他的语言,到人物形象,到情节设定,到他表现出的与众不同、遗世独立,都非常迷人。”
迷人的“村上式生活”和由此衍生出的“村上”牌产品,对大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却有不同的故事。“村上春树是平平稳稳的一个人,满足的是‘小确幸’,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伟大的作家应有对人类的观察。比如托尔斯泰,他要解放农奴,解放人性,而不是说仅仅对一个农奴好一点。村上春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不是一个巨匠。他对日本民族的反省是一个整体的反省,但不对具体的事情做判断,和大江健三郎差得很远。他隔着玻璃看讨饭的人,而不是走到讨饭的人边上。他的探索性是不强的,偶尔去蒙古闯荡了一下,写了《奇鸟行状录》,往一个新的方向去了,但后劲就没有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在完成《奇鸟行状录》后村上春树曾回到日本采访了很多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他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小说《1Q84》。“在采访一位受害者时,当采访进入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他对受访者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手?’日本的正统作家就批评他,在这么严肃的时候,为什么要打岔?”沈维藩对本刊记者说。
尽量少与世界发生摩擦,是“个人主义者”村上春树的一个特点,既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从小受到父母宠爱,几乎没有什么伤痛的经历。中年时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市场认可,因此也获得了舒适稳定且少与人交往的生活权利。他在回顾曾对他造成重大摇撼的中蒙边境诺门罕之行时,也曾对旅途中的“村上式生活”遭遇的种种不便有颇多记述:喝不上好喝的咖啡,所以不得不自己随身携带保温杯,在火车单间里泡青山大坊牌咖啡豆。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累得一塌糊涂。对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真目咋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冯涛在30岁之后“离开”村上春树。“村上在中年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的生活很顺畅,失去了体察生活的机会。”冯涛对本刊记者说,“他发表耶路撒冷的宣言,写《奇鸟行状录》,做《地下》的采访,可能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突破,在此之前,他自己也说,《挪威的森林》之前,他为5万人写作,《挪威的森林》之后,他有了50万读者,好像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认识他,他说他不喜欢这个状态。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们不知道,他总之尝到了成功的好处和坏处。他后面的几次转向是很自然的,他一定要去寻找新的水源,但他之前局限于自己的世界,他想去探讨日本民族的恶、邪教的本质,但他的处理方法和原来还是一样的,他还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突破。”
“村上春树的格局肯定是不大的。《奇鸟行状录》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是巅峰的作品,偶尔冲击一下是可以的,但这不是他玩得熟练的东西,起不到定调的作用。他最擅长的还是对人心灵感受的描摹。他想冲击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历史、个体与体制的关系,在我看来,《奇鸟行状录》是这样的,但《1Q84》是不成功的。”翻译家林少华对本刊记者说,“政治不是村上的强项。《1Q84》想谈墙与蛋的关系,但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问题,村上春树意识到了,所以他想写善与恶的中间地带,他没有超越之前的作家。村上春树对历史、政治、社会的认识没有深入到那种程度,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是比较平淡的,生命最深处的痛他自己没有体验过。”
关于诺奖的疑问
“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卖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节奏。而一旦获得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
这段对话发生在2003年那个初春的晴朗下午,林少华与村上春树初次见面时。那时的村上春树刚年过五十,但“体形同小伙子不相上下,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隆起,手掌十分粗碩,很难想象这样的手会捣鼓出那般精巧细腻的文字”。他的作品也散发着诸如此类的自然,归属不明的气息。他被舆论列席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质疑也接踵而来。村上春树是清浅的小资作家,还是足以冲击诺贝尔奖的严肃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是商业社会中低卡里路的文字消费品、满足人性浅层需求的高级安慰剂,还是对人心和社会黑暗的真诚挖掘和叩问?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商业成功与这些疑问一直缠绕在一起。2010年,他完成了自己迄今以来最长的作品《1Q84》。这本书在美国发行时,《纽约时报》记者专程去了日本采访村上春树。他在报道中如此评价这部“厚得像电话黄页的书”:“村上已经说了好几十年要努力写一本他所称的‘包罗万象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么厚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正是他的艺术标准之一(这本书他读了四遍)。这似乎就是他在《1Q84》中尝试的:一本宏大、第三人称、包容一切的巨型小说。这是一本充满了愤怒、暴力、灾难、奇异的性行为和神奇的新现实的书,一本似乎想要把握日本所有内在的书——即使有一些笨拙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笨拙),这也是一本能令你在阅读的时候为一颗人脑所能容纳的所有奇思赞叹的书。”
这本书的出版让“村上”产业又到达一个商业上的高潮。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精美宣传片,有的书店打算在这本书发售当天开业到半夜。在中国,一个新晋的出版社用100万美元抢到了《1Q84》的版权——这还仅仅是预付费,超过了之前所有的费用。书以精装装帧,这是以出版界的语言表达了对“村上”品牌的定义——这不是廉价的快销品,而是具备收藏价值的“经典”。
当他的作品在商业社会中越来越炙手可热时,人们还在用一种文学之外的方式关注和评价他。他被挂上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立博的网站首页,和“欧洲杯法国是否能战胜意大利?”“英国凯特王妃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特朗普和希拉里谁能当上下届总统?”这些重大的八卦碎片轮流出现在网站首页,招徕大量熙来攘往的投注资金。每年10月,这个网站上就会挂出村上春树大多排在榜首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并提出一个疑问:“村上春树是否能获奖?”这个疑问随着诺奖年年花落别家,如今越来越像一个商业社会的笑话。他纯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既吸引感染着大众,成就着商业上的成功,也可能在文学评价上成为局限和否定他的理由。
“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2003年那个下午,村上春树这么回答林少华的提问,“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30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诺贝尔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在近来出版的《身为职业小说家》一书中,针对“文学奖”,村上春树又以一种看似无力,但更为“个人主义”的方式再回答了一遍:“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对作家来说,比什么都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资格’。奖终究只能扮演从侧面来支持那资格的角色……奖的价值因人而异。其中有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情况,个人的想法及生活方式。无法一视同仁地对待和评论,我对文学奖想说的,只有这些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也希望大家不要一概而论。”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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