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曾是日本寺院的千年风景线

17-04-04

Permalink 16:35:11, 分类: 史海回眸

同性恋曾是日本寺院的千年风景线

佛教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与“禁欲主义”相联系,特别是对性欲,一般都是回避和禁止的。
但是佛教传到日本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的日本佛教,虽然表面上禁止女色,但是和尚们不大遵守,像亲鸾、一休等历史上有名和尚,都近女色并有后代,到了明治以后,法律上明确规定日本和尚可以结婚生子,就更谈不上什么禁女色了。
而对于男色,也就是所谓“同性恋”,日本佛教在近代以前也不采取禁止的态度,甚至有时会作为一种“美德”加以赞赏,提倡。
日本寺庙的男色传统
日本和中国一样,关于男性同性恋以及男性间性行为的记录可追溯至古代,日本有关男色最初的记录在《日本书纪》的“神功皇后”项目里就存在。《日本书纪》成立于720年,是继《古事记》之后日本第二古老的书籍,但是其中的记载并不是十分明确,因此是否真是有关男性同性恋的记载在史学上有争论,比较明确地记载同性恋行为的书籍,可追溯到平安时代(794—1185)的一些达官显贵的日记。如平安时代末期的朝臣,曾官至左大臣的藤原赖长,曾在1142年、1147年、1148年的日记非常明确地记录了他与男性舞者之间的性关系。
而一般认为,男色在日本的盛行,是随着佛教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94)以后于日本不断推广,在寺庙中首先展开的。从平安时代开始,日本真言宗门、天台宗的寺庙中出现了许多不剃发的少年修行僧(12—18岁),他们被称为“稚儿”,其中的皇族和高级贵族的子弟被称为“上稚儿”,他们在寺庙里主要是学习佛法和佛教礼仪;一些看起来很聪明,很有前途的普通人家的少年,被选入庙中,学习佛法,也负责照顾前辈和尚,他们被称为“中稚儿”,一些穷人家的孩子,在来庙里以前从事卖艺等活动,以后被人卖到庙里来的,叫“下稚儿”,在禅宗中被称为“喝食”。
他们进入庙里,并不像僧侣那样剔光头,穿僧衣,反而打扮得和女性一样,留着过肩长发,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也学女子化妆,看起来简直就和少女一模一样。
“上稚儿”是皇族贵胄,一般的资深和尚不会去动,而“中稚儿”和“下稚儿”一般会成为资深和尚发泄性欲的对象。
这种宠爱“稚儿”的风尚,在奈良以后的佛教界颇为流行,在日本天台宗等宗门里,僧侣和“稚儿”的“初夜”之前,要举行“稚儿灌顶”的仪式,在这些宗门看来,接受灌顶的“稚儿”,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僧侣可以和接受过灌顶的“稚儿”性交。
这种男色风俗在平安时代以后愈演愈烈,甚至大大扩展到公卿贵族、武士以及全体社会阶层,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据日本室町时代的故事集《嵯峨物语》所记,平安时代末期的著名武将源义经在鞍马寺期间也曾经作过稚儿。
现代作家水上勉曾写过《男色》这一作品,作为具有自传意味的作品,主人公回忆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时,曾在京都的寺院里一边念书,一边修行的经历,那个寺院里年长一些的修行僧侣有让年纪小的僧侣同寝的习惯,并称这种习惯为“夜伽”,“夜伽”会发生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男色在日本寺庙不是偷偷摸摸的行为,而是“美德”
在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佛教迅速发展,进入中世纪以后,更加红火,据说寺院达到9万之多,虽然大多数的寺庙比较小,但是也有千多人的大寺庙,天台宗的比叡山一时达3000多人。
古代的寺院里不许女性进入,而且从表面上看,国家对犯戒的僧侣也是有罚则的,如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开始实行的《养老律令》中,有由27项条款构成的《僧尼令》,禁止僧侣近女色(其实这一禁令总的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佛教的戒规也有不近女色的说法,但是无论从日本的法律或是日本佛教的戒规来看,对近男色却很宽容的。
从法律上来看,明治维新以后,从明治五年(1872年)11月开始在刑法中定有“鸡奸罪”,但是到了明治十三年(1880年)重新制定刑法时,取消了这一罚则,明治十五年(1882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刑法,实行以后“鸡奸罪”在日本法律中消失,因此在整个日本历史中,只有这一暂短的时期,男色成为惩罚的对象,在其余的历史时期,对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都没有罚则,这也促使在寺院与深山修行,长年见不到女性的僧侣们大开男色之戒。
不仅如此,而且在明治维新以前,男色有时还被作为一种“风雅”行为提倡,在所有的阶层流行。日本幕府将军中,镰仓幕府的源赖朝、室町幕府的足利尊氏、足利义满、足利义持、足利义教、足利义政、足利义辉,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德川家光、德川纲吉、德川家宣、德川家重、德川家治、德川家齐等,都是男色爱好者。
世间也给男色行为起了很多“雅名”,什么“众道”、“菊花之契”、“若众道”等。
古代文艺也经常表现和歌颂男色同性恋行为,如能乐与狂言的代表性作品《菊慈童》、《花月》;故事集《幻梦物语》、《嵯峨物语》、《鸟部山物语》、《松帆浦物语》,随笔《梧窗笔谈》、《叶隐》及诗词、春画等,其实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寺院的“稚儿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而在日本寺庙里的男性同性性行为,一般也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是作为一种“高尚的风雅行为”而进行的。
按照日本流传的说法,把男色文化带到日本来的,是被日本人尊为“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年,平安时代僧人)从中国的唐朝带回日本的。
中国的唐代确实男色文化相当发达,中国有关男色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1到前7世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人们认为,《诗经》中部分篇章为“两男相悦”之作,但是中国佛教是禁止男色行为的,北魏时翻译成汉文的佛经《正法念处经》,认为口交、肛交、恋童、畜生淫邪、同性恋等都将入地狱受苦报,有关中国寺院的男色行为的文献极其少见,而日本人之所以把男色文化的源头追溯到空海那里,可能是要给男色文化找一个体面的“源头”。
日本中世成书的《往生要集》中有关地狱的说法,主要来源于《正法念处经》,但是日本人似乎忽略了这个经典中对男色行为的指责。美国日本史专家Gary P. Leupp认为:“日本远离其他佛教文化中心地区,在9世纪末期,日本宫廷又决定停止与中国定期的交流,由此弱化了谴责男性之间性行为的文献的影响力。”(Gary P. Leupp,《男色的日本史》(日译本),作品社,2014年,54页)
在寺院里,少年“稚儿”和年长的僧侣的性关系,不是见不得人的关系,而往往是受到赞美的“光明正大”的、“高尚”关系,少年被称作“若气”,年长者被称为“念者”,他们的结合被称为“结为兄弟”,有时要写“相互忠诚”的契约书,“念者”要时刻关怀、照顾“若气”;“若气”也要心疼“哥哥”,尽量满足“哥哥”的欲望,没有“若气”的年长僧侣,会由于无处发泄欲望而苦恼,而没有“念者”的少年,也会因为“没人疼”而寂寞,禅林的僧人们把这种交友关系称为“交义”,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肉体,更有精神的因素。有很多著名的僧侣留下许多著名的诗篇歌颂他们契兄契弟之间的“金兰之好”。
室町时代诗人、曾任日本著名的禅寺建仁寺和相国寺住持的东沼周岩在他的诗集《流水集》中写下了如下的诗作歌颂他的男色之欢:
昨夜同床残夜窗,
鸳鸯帐底影双双。
只应长贺梦云去,
寺似金山扬子江。
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室町时代禅宗对日本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同性恋诗文的发达,当然,这种倾向也为16世纪末到德川时代的武士社会继承。”(《加藤周一作品集之四》,平凡社,1979,346页)
室町时代的僧人、连歌诗人宗祗著有写给一名男色的著作《儿教训》,还有为男色爱好者所写的“稚儿指南”之类的书叫做《西明寺殿和歌白首》,一方面宣扬耽于男色的好处,一方面提醒人们在行男色时要注意“礼仪作法”。
日本室町时代临济宗大德寺派的著名禅僧一休,不仅娶妻生子,而且迷恋“稚儿”,人称“两刀兼用”,他公开说:“玩腻了稚儿就去抱妻子。”
在日本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独特佛教
日本是在固有的神道文化土壤上接受外来文化——佛教的,因此与其来源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都有很大的不同,神道教在对待生存状态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否定人的自然欲望,总是给这种自然欲望一个发泄的途径。佛教在日本佛教的源头——印度和中国都呈现了衰落的趋势,而在日本生根开花,茁长成长,日益兴盛,这些都与日本佛教淡化戒律,肯定人的欲望,使其生活化、日常化、世俗化、简易化有关。
日本的神道对各种形态的性交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在江户时代,人们把神道中的八幡、神明、天神等都看做与男色相关联的神,江户时代的作家井原西鹤认为:在《日本书纪》中,初期三代的神中没有女性,这就是男色的起源。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法律观念,开始认为男色是“异常”。不仅在明治以后的一个暂短时期里将男色课以刑法,现在也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同性结婚,而在明治五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太政官布告第133号》,废除《僧尼令》,在法律上允许和尚、尼姑结婚,从此一般的寺庙成了男女夫妻的家庭共同体,曾经是带动日本男色风俗、男色文化、男色产业的“先驱”的寺庙里的“稚儿文化”,也随之消失。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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