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母亲

17-06-19

Permalink 19:10:04, 分类: 流年碎影

鲁迅与母亲

鲁迅与母亲通信,对自己两位妻子的称呼很有意思。他管朱安叫“太太”(给许广平写信则称“某太太”),把北京阜成门居所称为“朱寓”,提到许广平,有时是“广平”,有时是“害马”——这是害群之马的简称,是风起云涌的女师大事件中,出自杨荫榆开除许广平等六名学生的布告“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由此给许广平起的昵称。据说当时许广平到阜成门周家来,鲁迅与母亲都是叫她“害马”而不名,连朱安有时都会叫她“害马姑娘”。老太太后来或许多次在心里叹着气想:原来他喜欢这款姑娘……
1929年5月鲁迅北上探母。离京三年,为什么在这个时点回去?自然是有道理的。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说“久说必须回家一趟,现在是回来了,了却一件事,总是好的”。这是了结一些记忆与过往的态度。因为鲁迅回京之后,发现快两年前与许广平结婚的消息,还在北平“盛传”。

鲁迅刚到家门,还在付车钱,母亲就追着问他:“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跟新年要看儿子对象的父母并无二致。
当时人多嘴杂,鲁迅推说许广平不太舒服。第二天才告知母亲,害马有了身孕,不宜坐火车。
鲁瑞自然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
我想朱安心情更复杂,但也有些解脱。子嗣的事,包括老太太在内的周边人给过她不少压力,她只好委屈地说:可是大先生又不跟我说话,怎么会有小孩子?

母亲因为快有小孩子很高兴,这也让鲁迅找到了一条与老太太沟通的新路,所以他对许广平说“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父母不必能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他们高兴便好。
此次北上,鲁迅像无数春节回乡的游子一样,本无太高的寄望,但身临现实,仍然难免失望,不得不用文字向外面的世界发出怨叹。由于道德舆论的关系,鲁迅能诉说的对象只有许广平:
家里一切也如旧;母亲精神容貌仍如三年前,但关心的范围好像减小了不少,谈的都是邻近的琐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以前似乎常常有客来住,久至三四个月,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翻过了,这很讨厌,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莫非他以为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么?
愤恚之情,溢于言表。“姓车的男人”是车耕南,鲁迅二姨的女婿。北平虽然不是故乡,但也避免不了极品亲戚的骚扰。鲁迅接着发现,这位表妹婿不独乱翻他的日记,而且不打破了书櫉的锁,乱翻里面的书,因此车氏夫妇再度登门,鲁迅“很冷淡”,几乎是把他们赶跑了——我想在这件事上,鲁迅对母亲与朱安,不能无怨,但也说不出口。
而父母的眼界变窄,话题与子女毫不相干,也实在是世间的常态,此时的鲁老太太已经73岁了。
鲁迅对母亲的观察很准确:“母亲的记忆力坏了些,观察力注意力也略减,有些脾气颇近于小孩子了。对于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也希望老三回来,但其实是毫无事情。”当年的包办婚姻,还是某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是各自的价值观太不同,而今的暮年老母,是俗称的“老还小”,父母子女之间,强弱异势,子女能做的,不外是盼护健康,哄其开心。
久别重逢的兴奋之后,鲁迅也表现出了春节回家常见的“归乡抑郁症”。已经一个星期了,每天吃饭,睡觉,访人,陪客,别的什么也不做,文章没有一句。鲁迅感慨道:“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所以我平安的。然而也静不下。”他又说“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是在家当迅哥儿、大先生,还是回上海去当“世故老人”鲁迅先生?这是一个问题。
许广平没有一同北上,但她能通过文字感受到鲁迅的焦躁不安,也只能通过文字加以劝慰,平常如“母亲高年,你回去不多几天,最好多同她谈谈,玩玩,使她欢喜”,也劝鲁迅多出去走走,同情如“北平并不萧条,倒好,因为我也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要好,还要留恋,因为那里有许多使我记念的经历存留着”。
或许故乡就是这样,相见不如怀念,先是绍兴,后是北平,鲁迅终究是“辛苦辗转”的运命。
鲁迅返沪之后,9月26日许广平即产下周海婴。在鲁迅心目中,或许要等到海婴可以远行,才会挈妇将雏地北上探母,然而人事难料,1932年11月9日,三弟交来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周建人请假不易,只好由自由职业的大哥立即北上探望母病了。
据许广平等人后来回忆,鲁迅此次北上,还有个任务是取道日本、海参崴转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并在苏联住一个较长的时期,好休养休养身体并从事写作”。对于这说法,我相当怀疑。一是母病不可预料,就恰好赶在“组织上极为慎重地为先生底出国订了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之后,老太太病了?还是说北平阜成门宅也被地下党控制?而且海婴刚满三岁,许广平没有工作,此时让鲁迅离开“一个较长的时期”,实非常人可以思量。

去苏联的邀请,是有的。鲁迅一直也在考虑,是举家前往还是独自去,何时动身。鲁迅在同年十二月致曹靖华信中说“我的游历,时候已过,事实上也不可能,自然只好作罢了”。母亲生病,或许倒是打消鲁迅赴苏念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鲁迅学过医,跟诊治母亲的同仁医院日本医学博士谈过,觉得母亲的病不过是慢性胃炎,好好调养一星期便可好。“但这老太太颇发脾气,因其学说为:‘医不好,则立刻死掉,医得好,即立刻好起’,故殊为焦躁也。”夜里因母亲服泻药,需人扶持,鲁迅跟家人轮班守夜。过了几天身体渐好。
母亲的身体危机方过,家庭矛盾又渐渐显现。三条,条条都是经典冲突:
(1)母亲好得多了,但她又想吃不消化的东西,真是令人为难,好在还肯听长子劝告;
(2)“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
(3)海婴的相片在母亲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即周作人孩子们的照片却挂在墻上。贤如鲁迅,也忍不住“颇不平”,不过母亲解释说这是一种“外交手段”,毕竟鲁迅远在上海,平日还要跟八道湾打交道,于是鲁迅“便无芥蒂”了。
这三件事,第一件是老人的任性,坚持已与身体不适合的旧习惯,子女百计劝解,往往无效。鲁迅算是在母亲面前得宠的长子,所以肯听一时,久亦不好说。
第二件几乎是死结。谁都知道父母高年,子女应该多陪陪多聊聊,然而两代之间、两地之间可聊之事甚少,有时双方都是硬找话题。
第三件,涉及父母在子女之间平衡情感的问题。偏见自然难免,特别考验当事人智慧。这种时候,鲁迅也一点不像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照样会为自己儿子在祖母心中的地位吃一杯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鲁迅的一生中,启蒙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自己承受着不幸的婚姻,会将之上升为“四千年的旧账”,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也要说成不是为了爱人,而是为了敌人,他无比憎恶“做戏的虚无党”,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下了《我要骗人》,虽然指向中日关系,而其中叙述的主要细节,是捐了一块钱给一个“十二三岁”“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的小学女生,并得了一句“你是好人”的称赞。(查日记,应该是1935年11月10日“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戏院观《Angkor》,捐给童子军募捐队一元)
事过之后,“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鲁迅说,他知道这一块钱到不了灾民手里,“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但这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但是心里真的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是在“恣意的骗人”。这是很鲁迅的感慨,然而于本文而言,重点是这一句: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
“孩子和老人不同”,谁说鲁迅晚年放弃了进化论?面对祥林嫂答不出“人有没有灵魂”的启蒙者,捐了一块钱哄孩子欢喜却内心不舒服的求真者,换成在母亲面前,就会毫不踌蹰哄她,顺着她。除了他们家老太太,鲁迅还会为了别人放下身段当一个“世故老人”吗?想不出。

1932年那次探母之后,鲁迅虽然再未北上,但与七十多岁母亲的通信变得相当频密。收入《鲁迅全集》的“致母亲”书信现存47封,检索日记,20年间,鲁迅一共给母亲寄过105次信,收信(不包括包裹)139次,而1932年11月北上探母之后,至1936年10月1 日鲁迅最后一次收到母亲信,四年间寄母亲信70次,收母亲信及包裹108次。可以说,鲁迅与母亲之间的主要通信,都发生在最后四年。
推想这种信件忽然增多的原因,跟海婴的出生与渐次长大密不可分,母亲对这个孙子极为疼爱,虽然她托人代写的致鲁迅信今已无存,但从回信与礼物可以推想,祖母总想尽可能多地知道孙儿的信息。因此鲁迅这四年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有一半在报告海婴的近况,同时附海婴照片,还有海婴口述,由许广平笔录的“信”,后来海婴大一些,也让他写几个字。
海婴出生之后,鲁迅与中外友人提到儿子的信,共有20封,而致母亲的信中,提到海婴(不包括“广平海婴同叩”这种问候语)共有53封。海婴,无疑成了鲁迅与母亲间的重要话题。
另一桩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鲁迅替母亲买通俗小说。这也是1932年之前不曾有过的。《鲁迅全集》中,提及“张恨水”三个字,只有五处,全都在致母亲的信中: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340516致母亲)
看来鲁迅是直接付款让卖家(世界书局)包邮的。

在北京时,曾有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向鲁迅母亲推荐《呐喊》(鲁迅自己从来不干这事),并说其中《故乡》一篇最好——在章太太想来,鲁老太太也是小说中人物,自然会喜欢,因此也不说破“鲁迅即您大儿子周树人”这一层。鲁老太太读了,评价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瑞老太太的阅读趣味明显是大众而非先锋的。鲁迅又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这就是通俗小说的骨灰级读者了。
1934年鲁迅仍为母亲从上海代购张恨水作品,虽然自己也并不读。这是不是跟陪父母看春晚差不多——你们坐在电视前,也在玩手机没看春晚不是吗?
三个月后,鲁迅又在信中写道:“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340821致母亲)已经进化到托人代购了。
书是两天后,8月23日寄出的。八天后鲁迅在信里再报告老太太:“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其时京沪之间的通信,大约三至四日可达,此时确乎应该是“当已早到了”。
老太太很满意,可是明显像心疼儿子心疼钱的母亲一样,又担心起这些小说的价格太贵来。因此鲁迅在下一封信里安慰母亲:“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340916致母亲)五折包邮,当然不贵。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是否鲁迅北上或信件里听闻母亲好读流行小说而可惜铜钿,所以主动承担了帮母亲买书的任务?这跟现在的儿女帮父母网购省钱,真是没啥区别。
估计母亲还是不太过意,鲁迅一个月后还在安慰伊:“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说,内行人去买,价钱就和门市不同,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在世界书店本店去买是对折或六折,但贩到别处,就要卖十足了。”(341020致母亲)这也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北平并不是买不到这些书,从上海代买是鲁迅的好意与孝心——他自己在北京时,也经常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三弟代买《呐喊》等自己著作来送人,估计也是加上邮费还是便宜。
接下来鲁迅又加了一句“不过书店生意,还是不好,这是因为大家都穷起来,看书的人也少了的缘故”。这话或许是就事论事,但也或许是鲁迅在暗示自己的生活境遇。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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