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辽阔西伯利亚

17-06-24

Permalink 02:21:47, 分类: 驴游天下

穿越辽阔西伯利亚

列车驶入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时间变得漫无止境。窗外的风景长时间地沉默着。它究竟蕴含着何种意味?

火车时刻

在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们买好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乌兰乌德的火车票。售票员在票上用荧光笔在“出发”与“到达”时间上做了记号。票上打印的时间是莫斯科时间,火车站的信息牌也显示首都时间,而我们需要的是当地时间。伯力是东十区,莫斯科时间要加上7个小时;到了乌兰乌德,则是东八区,比莫斯科早5个小时。跨越西伯利亚的旅行,也是跨越8个时区的时间旅行:当最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迎来清晨6点的破晓时,最西的莫斯科还夜正酣,10点的电影刚刚散场。

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火车站上车,我们开始了第一段火车之旅。到东西伯利亚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全程距离2000公里,需要两天两夜。这真是一个颇为怀旧的时间体验:大概20年前,到距北京1800公里的成都,普通快车也不过34个小时,如今数次提速,只要23个小时。若与高铁相比,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就不仅是异域风情了,而可谓异度时空:北京到广州的距离2300公里,高铁不过10个小时;在西伯利亚,时间被拉伸了四倍,变得松弛舒展。为什么西伯利亚的列车不提速?我猜想,这在人口密度很低的西伯利亚平原上,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
西伯利亚的列车基本都没有硬座车厢。动辄耗时三五天,最长要七天的长途旅行,连躺着都渐渐成了折磨,更何况坐着。卧铺车厢分成三等:特等豪华双人包间,一等四人隔间,二等六人敞间。我们只买到了二等卧铺票。二等卧铺很像国内列车的硬卧,不过中国的卧铺是两排三层,俄罗斯的是三排两层。丁字形过道,竖着那条过道两张上下铺对视,顶层不睡人,用于放置行李;横着的那条,临窗有一排,称之为边铺。边铺可以折叠改装成茶几加两座,我刚上车时以为那是与国内火车一样的公共位,拿起座位上的一大包铺盖卷就扔到了行李架上,气质有点像狱警的中年女列车员走过来大声高嚷了半天,反正听不懂,也就装聋,只管低头看书。直到坐在茶几另一边的年轻女孩起身,把我扔的铺盖卷拿下来,示意我她要铺床睡觉,我才恍然大悟,尴尬撤离。
苏联铁路没有采用1434毫米的标准轨距,而是1520毫米的宽轨轨距。轨距宽,车厢本应更宽,但宽轨比标轨宽出的长度,其实达不到一张铺位的宽度。这种空间布局备显局促:边铺很窄,竖向过道铺位的长度也比中国硬卧略短。上下铺的最高一层完全是浪费,没有人愿意把行李放在那么高的地方,都空着;我们倒是把带上列车的一袋包子忘在了那儿,发现后懊恼不已,心想估计数月都不会有人注意到。于是,所有俄罗斯人的腿在床上都放不直,要不想悬在过道中间,就只能蜷缩着睡觉,这对壮汉来讲尤为憋屈。不要试图去理解或解释这匪夷所思的设计,就像一些宾馆不慎修在二楼的电梯门,每个旅客都不得不拎着箱子爬一层楼一样,这似乎是俄罗斯黑色幽默的一种体验。
当火车驶入无边无际的森林与草原,我开始感到,这速度对广袤的西伯利亚来讲,还算相当惬意。遥想近200年前,《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的作者瓦西里·帕尔申经过这里时,现代的时间还没有开始,受季节影响的时间变幻莫测:“夏季道路和冬季道路时间差异很大。冬季,邮车从伊尔库茨克出发,穿过贝加尔湖,第六天即可到达涅尔琴斯克。夏天,则要绕贝加尔湖,经由哈马尔山行走,需要十一二天。如逢阴雨连绵,流入贝加尔湖的许多河溪水涨流急,那时邮车往往还要再延误一个多星期。”两条道路的远近相差不超过700俄里,但沿湖道路艰险难行,不容有较快的速度,大部分路程则要骑托运货物的马匹,踏着乱石,沿着悬崖,一步一滑地行进。如今,好歹你可以不急不赶地按时刻表抵达终点,反正这广袤世界里,再快一点也不过是微茫的速度。
更重要的是,这封闭狭长的流动空间,是可以抵御极度严寒的。行走于此的传统旅行家,对这里高山深谷里“一会儿感觉如夏天般酷热,几小时内又如冬天般寒冷”的不可测印象深刻。但这种情况早就改变了(在我看来,荒野之旅也就不复存在了)。20世纪初的旅行者,即使在1月正冷的时候乘坐列车,车厢里也非常暖和,有“零上20多摄氏度”,只需穿一件衬衣或毛衣。在冬夜足有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冷西伯利亚行驶,车厢内外温差可达六七十摄氏度,就像两个平行世界。不得不说,列车的车窗一定是不错的工艺。

列车上没有人推车来卖啤酒和零食,更没有餐车推来的盒饭。俄罗斯人都自带干粮,用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装上俄罗斯红肠、酸黄瓜、腌制的生猪肉、黑面包,还有袋泡红茶,一路就着窗外风景野餐。我第一段路没有经验,空手上了车,只得买我们这节车厢列车员那里的小食品充饥——她的休息间也兼具小卖部功能。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便面只有一种口味,面包只有夹心可颂,作为调剂,可以在方便面间隙搭配土豆泥粉,一冲就成了糊状,还可以泡一袋淡得只剩香气的咖啡。吃到第六顿,这单调实在让我忍无可忍。我从最后一节车厢,穿越一节又一节的车厢,打开一扇又一扇车厢头尾的自动开关门,穿过门之间摇晃的衔接地带,终于走到了最前面的餐车,准备无论如何真正意义上吃点食物。令我惊讶的是,我穿越了旅客满满当当的列车,却发现尽头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正是晚饭时间,却只有一位大概是日本来的老人坐在车窗边,不紧不慢地切着牛排,酌几口葡萄酒,就风景细咽。那一晚的餐车成了两位亚洲旅客的餐车,除了清寂,还有萧索。
我们发现自己逐渐驶入了无休止等待的时间里:每一处买火车票,我们都会等上至少一小时,售票员分明在电脑前不断敲击,但过程就是谜一样的漫长;餐厅点餐也可以点上一个小时,服务员分明一直没闲着,把菜单的每一道菜从头至尾解释了个遍,最终推荐了饺子;旅行社购买一个行程套餐,不知怎地,就用了足足三个多小时;伊尔库茨克机场高峰时段,办登机的人排得很长,前进得极慢,柜台只开了两个,人群里怨声一片,一位工作人员坐在关着的柜台里看手机,不时露出调情似的诡异笑容。一切都在让我们的时间感松弛下来,直到松弛得既令我们陶醉又令我们心碎。只有在下班的时刻,他们是迅速而有效的。一位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东北人告诉我:“哪怕是混凝土搅拌机正在搅拌,时间一到,立刻停機下班。”
慢速,慢速,俄罗斯式的诗意总是与这种慢速纠结着存在。与欧洲的哲思与理性相比,这种诗意走投无路,你无法期待什么结果,在抵达尽头时的那一点点时间,总是变得非常慢。在这广阔的西伯利亚,时间无穷无尽,也许速度变得毫无意义。列车的轮子撞击着铁轨,咣当,咣当,时间枯燥地流逝,风景静默不语。
表情独特的脸庞

一位演奏家曾告诉我,各个国家的音乐家站在舞台上都努力微笑,唯独俄罗斯人例外。某种力量不鼓励他们笑,压抑着他们露出冷漠,面无表情就是他们的独特表情。
在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科里亚克人民俗村,我们看到混在俄罗斯人中的加拿大游客的脸庞,或者说,加拿大游客中俄罗斯人的脸庞。他们都是白人,外形轮廓的差别实在很小。但我们还是可以一眼辨认出他们来:加拿大人的神情是洋溢着乐观的,有些日子过得很顺、没经历过大风浪的天真;俄罗斯人的神情却是沧桑的,好像在与生活的不易或大自然所施加的苦难的抗争中,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
拍出来的人物照片更印证了这种感觉。那些在不同场合与地点邂逅的人物,就像一个有着共同独特表情的群体散落在不同时空里的切片。当他们被重新组合起来,这个群体共同的特征便呼之欲出:在阿瓦恰海湾孤独垂钓的老人,海岸栈桥上沉默不语的忧郁男人,独自坐在小板凳上沉思中的老妇人,凝视着火车窗外风景的发福女人,站台上常穿着短裤凉拖鞋聚在一起一言不发抽烟的人,公交车上望向安家拉河若有所思的中年男人,伊尔库茨克一所教堂里低头吟唱眼中噙着泪水的男男女女……
俄罗斯人也不仅仅以一个瞬间时间切片的方式与我们擦肩而过。在列车上,我们邂逅他们,与他们一起穿越一段不长的连续时间,这些共度的短暂时光构成了我们旅途风景的一部分。去往乌兰乌德的途中,一位染红的头发已经褪色的中年女人从别列戈尔斯克上车,睡在我们的下铺。她在别列戈尔斯克的矿山开挖掘机,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两个兄弟,他们睡另一条过道。当她那爱跟人称兄道弟、总兴高采烈但皱纹丛生的哥哥走过来,从迷彩服里掏出两瓶藏匿的啤酒(西伯利亚的列车形同虚设的规定:不能带酒上车),露出一口坏牙,兴高采烈地喝起来时,女人便从她的塑料袋里拿出红肠和黑面包。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起吃,告诉我们这是俄罗斯而不是哈尔滨产的红肠,然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慢慢吃下去。我觉得有一些肥腻,但又不想不吃,扫了她的兴。
去餐车吃饭的那一次,我带回车厢两瓶啤酒(餐车列车员专门叮嘱我放在背包里带走,不要违背列车上不能带酒的规定)。她很自然地打开一瓶,倒进她带来的塑料水杯里,和我一口一口喝起来。她拿过我正在读的一本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中文书,书中的图片和名词后面打括号注释的俄语词吸引了她。她从第一页开始,翻到最后一页,把那些熟悉的地方指给我看。看到伊尔库茨克高尔察克塑像的照片,她大拇指往下指着说,“坏人”;看到别列戈尔斯克火车站和乌兰乌德中心广场的列宁像照片,她有点怀旧,竖起大拇指点着头说,“好人”;翻到后面叶卡捷林堡的叶利钦雕塑,她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摇摇头,“该死”;又看到尼古拉斯二世一家人的照片,她没有发表意见,我问,你喜欢他们吗?她想了想说:“我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她在我们尚未醒来的清晨悄无声息地下了车,赤塔是她的家。我有些遗憾,甚至没来得及和她道一声别。
如果阅读不同时代旅行家的笔记,会发现一个异国旅途中邂逅的神奇之处:邂逅的人始终不自觉地带着些历史的潜意识,带着些两国文明迎头相撞的戏剧性。遥想19世纪50年代,从马尼拉经由朝鲜和日本前往萨哈林岛和西伯利亚海岸的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在远东遇上过一些朝鲜人。他也细细打量他们的穿着,请他们就餐,喝茶和朗姆酒,而他们啜茗品茶,大嚼面包,“用手指掏取奶油”,“一连喝光两杯纯朗姆酒,连眉头都不皱一皱”,“好奇地触摸制服和呢子大衣”。他看到朝鲜人粗制滥造的村舍,暗想朝鲜人缺乏“进取精神”,并由此想到他们对“四海之内”的变化一无所知,进而想到对其文化影响最大的中国文明,“生活在荒废凋敝的田园里”,“停滞不前,脱离生活,走向衰落”,“尚未形成完备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纠缠在日常琐事里”,“漠视社会福祉”。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苏交恶之际,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所邂逅的俄国人,无不“对中国怀有深刻的猜疑”。他邂逅的俄罗斯人,“母亲会谈论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中苏边境地区服役”,在接近边境的伊尔库茨克,人们对中国人的仇恨和疑惧格外强烈,“多次痛苦地讲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和与中国人发生的流血冲突”。
21世纪的相遇于我们是完全另一番体验了。也许因为我们不会说俄语,无法进入政治问题的交谈,但更重要的是,即使不用语言,双方也可以有彼此交流的话题与印象。车厢里的人赞叹摄影师的相机,问我们是不是从堪察加来(我的纪念衫上印着帝王蟹);我们则小心防备着被盗,轮流下站台透气。
中途上车睡在我们下铺的,还有另一位发胖宿命已经清晰显迹的西伯利亚大妈。她在赤塔附近的矿山开轮子比她还高很多的巨型挖掘机,去往乌兰乌德。她给我们看手机里她工作的照片和她与挖掘机的合影,表情有一点难得的欢快。那天,摄影师从他的大箱子里拿出了两盒方便面和一只卤蛋。这只卤蛋跟着他从北京到堪察加,又一路跋涉到开往乌兰乌德的火车上,他一直没舍得吃,给我,我也推让不舍得吃。我们在火车上“咣当咣当”了两天两夜,吃了几盒方便面,卤蛋依旧完好无损。终于,要下火车了。摄影师把那只蛋从他的上铺拿下来,放在桌上,准备收进行李箱。就在那一瞬间,胖大妈抓起卤蛋,惊喜地说:“哇!我吃过,好吃!”就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兜里。我很少见到俄罗斯人流露过这种欣喜。
那天早晨,她问我借镜子。我打开手机里的镜子软件给她,她细致化好了眉毛和唇彩。“很好看。”我说。“我已经50岁了。”大妈谦虚地说。她拄着拐杖,穿着她的紧身弹力裤,一高一低地走到站台上,我不禁想象她用这只受伤的腿爬上那台巨型挖掘机的困难。她的丈夫已经等在那里了。我竟然有些喜悦,并不为那只鹵蛋而感到惋惜。
有时,我看着那些背着行囊的人,沿车站外的小路走向小木屋林立的乡间,会忍不住想跟随他们到家里去看看。那些农民的小木屋就像塔可夫斯基电影里的风景一样,饰有雕花和彩色的窗框,笼罩在神秘的雾气里,虽然小木屋里的生活可能不过是寒酸而单调的。半个世纪前,赫德里克·史密斯就写道:“如果你在晚上尾随乡下人回家去,在火车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俄国人称之为人民群众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私下里讲起这些人时,都带着蔑视的态度。但他们都是粗俗而淳朴的人,像他们住着的木屋一样饱经风霜,像缅因州渔民那样吃苦耐劳,一生战天斗地,磨练得很坚强。”
这些二等车厢里淳朴的俄罗斯人,有时会让我怀疑,那个有着现代化工业设施、宇宙飞船与美国“阿波罗号”在外层空间对接,工业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苏联是否真实存在过。这些天目之所及,是美国的摩托雪橇,日本的雅马哈游艇,连伊尔库茨克这个传统工业城的机场里,都张貼着巨幅哈尔滨重机的广告。那些苏联时代留下的公寓外墙,已斑驳得千疮百孔,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摄影师的照片里,那个在黄色锈迹斑斑的苏式公寓窗户后露出的身着白色背心的老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旧时光里?依稀可以辨认,厨房里粗糙又安装得糟糕的设备。他窘迫,一成不变,却又对此浑然不觉。
摄影师图片里的那些人凝望着窗外的风景,神情落寞,漫无目的,即将回到乡村故乡的人,让我想起了康士坦丁·西蒙诺夫的一首诗:“乡村,乡村,有着墓地的乡村,仿佛整个俄国都集中在乡村……你必定知道,祖国毕竟不是我曾欢乐地生活过的城市,而是我们祖先曾经漫步过的、在俄罗斯式坟堆上竖着简单十字架的小村。”
流放之地,以及诗的时间

从乌兰乌德到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心脏,一整夜的火车,9个小时。睡梦中,列车经过站台疏朗的村落,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最美的风景,贝加尔湖。一觉醒来,列车正行驶在贝加尔湖畔的白桦林里。
我望向那些树林间看不到尽头的路。哪一条会是西伯利亚的革命流放者和苦役者经过的路呢?它们与1888年列维坦所画的《弗拉基米尔卡》都有某些相似:风景优美,却空荡荡通向荒凉的、天空阴郁的远方。曾有多少戴着镣铐的人蹒跚于这些路上的画面浮现,又消失在风景中?我们决定去追寻19世纪一批西伯利亚被流放者的踪迹。在火车站跳上80路公交车,我们驶向目的地——十二月党人纪念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故居。
电车的轨道深深嵌入伊尔库茨克的公路,有时魔怔地从路正中间切割而过,乘客不得不站在马路中央排队上车。电车驶过苏联式建筑林立的漫长的列宁大街,驶过帝国时代建筑留存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街。一路上,白桦树和杨树把大片的绿色揉进公交车的车窗里,把车里老旧斑驳的一切映照得鲜活。人们沉默着,凝视窗外,车厢里有一股沐浴液冲洗过的清晨的味道。

纪念馆悄无声息地开着门。与圣彼得堡的宫殿和石头建筑相比,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故居。并不宽绰的庭院散放着几张歇脚的白色长椅和一个显然新安置于此的裸体无头石膏人像雕塑。漆成天蓝色的木制读报栏里,还展示着一张发黄的《红星》报纸,标题是《献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庭院四周被几幢西伯利亚风格的坡顶木屋环绕着,一览无余。除了沃尔孔斯基一家居住的那幢楼,其他的木屋都不开放,唯有摆放在窗台上的红色木马,鲜活的盆栽植物,还有一只沿着阳台向我慢慢走来的猫,透露着木屋里的生命迹象。
走进一条狭窄小径,就是灰色的故居。这幢楼保留着俄罗斯贵族的居住风格,又融进了西伯利亚农民住宅的特点。我是那天的第一个游客。一楼是售票处,从那儿沿木制的扶梯上楼,我进入了“十二月党人”大约两个世纪前曾经生活的空间。橱窗里帝国军人的将军服,拿破仑的铜像,一系列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作,都在陈述着宅邸主人抵达西伯利亚之前的过去,也隐喻着西伯利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一个角落里,厚实的落地窗帘被扎起来,三把雕琢精细的木椅围在一张圆桌前,一套银质的茶具放在桌上,好像正恭候客人的到来。窗外树梢的绿意透过薄纱窗帘流溢进来。旁边,一只放在木箱里的音乐盒正叮咚响着,对面的一架家用小型管风琴此刻沉默不语——在西伯利亚的这些天里,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场景,却有种说不出的疏离。
沃尔孔斯基公爵是俄罗斯卫国战争的老兵。俄法战争期间,他也曾追击拿破仑军队远征西欧,征服法国,占领巴黎。那时,启蒙思想伴随工业文明在欧洲崛起,深入人心。从法国回来后,沃尔孔斯基和他的俄罗斯贵族秘密政治团体一致希望废除奴隶制,实现宪政。1825年俄罗斯旧历12月14日,一批贵族军官在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上宣布了政治改革的主张,要求政治改革失败后,他们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亚。后来,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根据博物馆的记录,被沙皇逮捕后,沃尔孔斯基最先被关押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1826年,他和其他100多名十二月党人一起被判处永久流放西伯利亚,剥夺贵族身份和财富。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苦役地大约5800公里,坐马车大约5到6个星期。沃尔孔斯基曾在西伯利亚很多地方辗转做苦力:
1826年,他在伊尔库茨克省尼克拉耶夫斯克的酒厂做苦力;
1826年至1827年在布拉戈达斯克的矿井做苦力;
1827年至1830年在赤塔做苦役;
1830年至1835年在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做工人。
直到1837年被赦免做苦役后,他才和追随他的妻子沃尔孔斯卡娅定居在伊尔库茨克。这是一个流放者通常会经历的轨迹。这种不停的辗转,让我理解了那些西伯利亚被流放者所处的销声匿迹的无名状态。难怪当时同样追随爱人伊瓦谢夫流放西伯利亚的法国女孩唐狄,会在一个又一个偏僻的西伯利亚小镇来回奔波,寻找爱人的踪迹,甚至求助于流放于此的强盗来传递和打探下落。
穿过前面的陈列厅和小客厅,进入一间私密的卧室,墙上一副神态冷静的女性肖像画告诉我,这就是“玛利亚的卧室”。“玛利亚”是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另一个名字。在文学史上,她和那些与她一样追随丈夫和爱人来到西伯利亚的妻子与情人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甚至比她们的爱人和丈夫更有名气——对爱情的信仰超越了一时的政治和作为时间截面的历史,具有一种指向永恒的诗意。普希金与涅克拉索夫都曾献诗给沃尔孔斯卡娅,她是卫国战争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1825年沃尔孔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她20岁,刚生下一个男孩。她决定放弃改嫁的特许,放弃贵族称号和财产,放弃公民权和重新返回故乡的权利,吻别幼子,到西伯利亚与丈夫为伴。这个决定,让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和文化界都为之震动。两年后,普希金在献给她的长诗《波尔塔瓦》中深情写道:“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你的话语的最后声音,便是我唯一的圣物,我心头唯一爱恋的幻梦。”
沃尔孔斯基一家在这里定居时,颠沛流离的苦役生涯实际已经结束。那些真正苦寒的生活,反倒未能留下什么印记。在这栋楼的一层,有一个可容纳20到30个客人的宽敞客厅。红丝绒的桌罩,锡制的餐具都有一种俄式的粗粝,但就餐的程序和礼仪都严格遵照圣彼得堡的生活方式。这栋楼里,还有他们举办沙龙的大客厅。在这很质朴的空间里,沃尔孔斯卡娅重现了圣彼得堡的舞会、音乐和文学之夜,让这栋房子成为西伯利亚漫漫冬季长夜里的文化绿洲。熬到获释的十二月党人在贵族亲戚的接济下纷纷开办了榨油厂、采石场、皮草公司和学校,出版最初的报纸,扶植最初的艺术人才,或者成为医生和律师。西伯利亚的面貌已开始改变。
参观到这里,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大道于我,也有了另一层风景的含义:苦难与放逐的尽头,那无限的风景里,也升腾起一线救赎的希望。如果说自16世纪沙皇征服西伯利亚后,这里就因极寒的漫长冬季和原始的严酷环境成为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之地,那么在19世纪,这个被抛弃的、绝望世界的风景喻意,略微为之一变;西伯利亚的囚徒在俄罗斯诗人的诗里,成了自由的象征:“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来到你们身边。正像我自由的歌声,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
根据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统计,1824至1889年,大约72万人被强制移民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饿死,或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5%。到了20世纪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古拉格群岛。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说法,在这个群岛上死于非命的政治苦役犯超过360万,这儿成了笼罩上极权政治的恐怖地带。
然而,当我随着那依旧缓慢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在漫长的昼夜交替中穿越无边无际的白桦林,穿越荒原与湖泊,穿越俄罗斯帝国与苏联的历史时间时,我看到的并非恐怖或炼狱,而是西伯利亚风景的忧伤与永恒。我想起的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镜头里的西伯利亚森林,那是接纳因忠于爱情而奔赴苦难命运的俄罗斯青年安德烈·托尔斯泰的流放之地,是19世纪90年代遭受现代机械文明绞杀的质朴荒野,也是随爱情而去的坚韧俄罗斯女孩杜丽雅莎的隐居地。命运,历史,记忆,它们无不嵌入西伯利亚的风景里,又消融于它的风景里。

一个黄昏,我坐在车厢里,寂静的西伯利亚森林正无声向后退去。我读着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像沃尔孔斯基一家这样幸运,他们与抛下一切追随他们而来的俄国和法国妻子,被贫病所折磨,很多人30多岁就白了头,一些人早早孤独地死在西伯利亚寒冷又严酷的荒野里。我想起涅克拉索夫写给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那首诗:“神圣的,神圣的寂静啊!它充满着何等的忧伤,又洋溢着何等庄严的思想。”望向窗外的西伯利亚,这正是我此刻的感受。
辽阔的风景与时间

在乌兰乌德的郊外,我们看到充满东方风情的金顶佛教寺庙。乌兰乌德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家园最北的蒙古人就生活在布里亚特。17世纪末,天山南北的准噶尔蒙古入侵大漠以北的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人流落至此,并把他们信仰的藏传佛教带到了西伯利亚。1727年清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这里到处都晃动着蒙古人的东方面孔,飘着西藏随处可见的彩色经幡,让我有种身在国内的空间穿越感。我们来晚了一些,寺庙已经关门。一个俄罗斯人打开小型博物馆大门的一个缝隙,告诉我们这儿也不能进入了。他剃了光头,穿着僧衣,挂着佛珠,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
藏传佛教的覆体式砖塔寺庙构成了乌兰乌德最高的天际线,俯瞰整座城市和它的郊区,尖顶小木屋散落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寺庙后面山林里东方色彩的蜿蜒回廊,分布着挂着俄文对联的12座四角亭,每座亭前立着一个造型诡异的十二生肖塑像。在粗犷的西伯利亚,这蜿蜒的回廊无论意境如何,却也平添一点幽径的秀美。
从寺庙出来,我们沿着郊区的缓坡小路往下走。小道蒙著尘埃,小木屋都有些年久失修的破败,围成院落的篱笆毫无规整的几何感,歪歪斜斜,有些泥泞的土地从缝隙里露出来。孩子们在路边踢球,在屋顶追逐,迎面开来几辆破旧的拉达车,除此以外,空无一人。一个锁着门的木屋院子里传出派对的音乐声和烧烤的烟火气,这突然的喧嚣一下子吸引了我。我从木门的缝隙往内打量,却立即被女主人感知到目光。她走过来打开门,带着防备的警戒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道歉走开了。走几步远,一只孤独的狗从破败的篱笆缝里伸出头来向我们狂吠,它的主人不在家。院子里那棵孤零零的树已经开花,蓝色木窗上的漆已经干裂脱落,一切都是旧的。
在郊区,那些斯大林式的建筑消失了,只剩下这些西伯利亚小木屋。有些小木屋还是很精致,雕花木窗棂,檐下是镂空雕花的挂檐板,刷上原色的油漆,窗台上时常摆着鲜艳的花。这些窗户都有三层,玻璃里外还各有一层木窗棂。最外层那厚重的木门窗,钉有铁钩,可以扣住两侧木墙壁上的铁环,平时是开敞的,像个装饰的画框;但在西伯利亚漫长的冬季,这些窗户可以牢牢实实地关闭起来,最外面的那层木窗可以用一柄铁栅从外横向锁住窗户加固。当我们回到市内,苏联时代的气息就重了起来,那颗全苏联最大的石头列宁头像沉甸甸地压在中心广场上,头顶竟然没有任何鸟粪。
离开俄罗斯后,当我回忆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风景,总有两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在伊尔库茨克,我们遇上正举行礼拜天弥撒仪式的不知名的东正教教堂。十字形结构的拜占庭式教堂里,照例挂满了圣像壁画,相当朴素。站立的大人们正在进堂圣歌的咏唱声里埋头沉思或祈祷,很多人轻拭着眼泪。孩子们在父母中间欢快地穿梭着,最后都聚到了靠墙的长凳上,坐成一长排。一个角落里,教区的神父俯身听着前来忏悔或祈祷的人的倾诉,用手在自己的胸前划着十字,轻拍信众的肩膀或给予拥抱。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带着极大的好奇不断抓握着另一个还在妈妈怀里的婴儿的小手,开心地咯咯笑。他的母亲带着慈爱,低头俯视着他,宁静脱俗。当我再回到西伯利亚渺无人烟的空旷荒原时,那些教堂里的吟诵声便回荡在耳畔,窗外的风景也让我想起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东正教教堂彩色冰淇淋一样的圆顶就隐没在这些风景里。俄国的本性是建立在正统基督教信仰之上,虽然那一触即发的无政府主义和原始的暴力也潜藏在它极端性格的基因里。
我也总想起堪察加乡村里一片不知名的小湖,它被白桦林包围着,与一个朴素的乡村地热温泉相邻。打开围着简陋温泉小池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就能看到这隐匿的小湖了。它如此清澈见底,也如此寒冷彻骨。泡热了温泉的俄罗斯人,穿着他们五颜六色的泳衣,沿着木梯,一步步走进湖里,浸泡片刻或游上一段,再倚在木梯上低声聊一会儿天。湖水里的水草摇曳着,鱼儿就在眼前流动。我在打开木门时,看到了几个老太太站在湖边的背影,变了形的、老态的背影。她们一定经历过苏联时代,经历过解体,或许还经历过“二战”,她们的恋人或许上了战场,丈夫或许爱酗酒,她们很可能在卢布一文不值的萧条时代艰难维系家庭的生计,儿子女儿或许为逃离凋敝的西伯利亚离家前往了莫斯科。但那一刻,她们的背影融在这一片寒冷宁静的湖光树影中,她们享受着此刻的惬意,好像那些回忆,命运和历史都不值一提;湖水平静地映着一种超脱红尘的东西,它吸收一切,并将一切存在都溶解在自身之中。

在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亿棵草和百万棵树,还有许多许多时间。那些历史的片段——帝国、革命、战争、政治动荡,在这苍茫的时空里好像都只是虚大无当的力氣,就连苏联那些宏大的政治工程和生存实验也如此虚大无当,渐渐被自然的荒野力量所吞噬。西伯利亚如此之空,足可以安置所有的流亡者、被放逐者和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孤独的人。
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我望向西伯利亚辽阔的风景,时常想起契诃夫的一段文字:“当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深邃的苍穹,不知何故,思想和心灵就感到孤独,开始感到自己是绝望的孤独,一切认为过去是亲近的,现在却变得无穷的遥远和没有价值。……生命的实质似乎是绝望。”对历经苦难的俄罗斯民族来说,西伯利亚的辽阔风景的确如此。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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