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文学地图:箱根

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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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文学地图:箱根

箱根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温泉、度假这些旅游业的标签,而在于其文艺性。不过,所谓“文艺性”的根子,无非在一群不可救药的作家文人。
每一次去箱根,我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日本近代化的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近代以降,以国土开发为中心的近代化进程,在箱根这个地方得到了全方位的见证:从草创期的开发遗迹,直到完成度极高的文化设施,以不同时期建设的形形色色的交通机构和线路连结起来,像一张巨大无形的网,笼罩在箱根山茂密的植被间,构成了一幅绚烂繁复的三维文艺地图。
箱根山的起源可追溯至四十万年前,频仍的火山活动,造成了三重式火山,不仅形塑了雄浑多姿的自然景观,宛如一个天然地理公园,而且带来了神奇的赐物:温泉。日人自古就知道,温泉是个宝,可治病疗伤,熨帖身心。镰仓时代,开始有人翻山越岭,来此地寻求汤治[1]。对当时的旅人来说,那些在崇山幽壑中,汩汩喷涌,冒着热气,散发着浓烈的硫磺味儿的温泉,简直就是地狱。事实上,直到江户时代,今天箱根的一些著名温泉地如大涌谷、小涌谷等,确实被称为“大地狱”“小地狱”。
关于箱根山温泉的发现,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只能根据一些传说来推测温泉开发的早期历史。如江户前期的歌人北村季吟曾写道:“天平十年(738),泰澄[2]的弟子净定为防治疱疹计,在此地请白山权现[3],并修十一面观世音咒经。于是,地裂泉涌。”“此地”,指今天的箱根汤本,而汤本温泉则成了箱根山史上第一处温泉。
打根儿上说,箱根温泉就是为了对付当时的瘟疫疱疹,僧人奋起修法感动神佛的结果,汤治自然是最大功用。在交通隔绝,天险横亘,人的自由行走尚受限的前现代,为疾病所苦、寻求汤治的人们翻山越岭而来。
如此,一处温泉,早已不敷利用。到了江户时代,除了汤本之外,还有塔之泽、堂岛、宫下、底仓、木贺、芦之汤六处,加起来共七处温泉,称为“箱根七汤”,且泉质成分、水温、疗效各异。人们不仅去温泉场寻求汤治,更有达官显宦派人去温泉取汤,再运回家中治病,称为“献上汤”。据说,献上汤的习俗源于庆长年间,德川家康从热海温泉取汤疗疾。从各地来的温泉客,加上往江户运送献上汤的队伍,充斥于东海道上,口耳相传,箱根温泉遂广为人知。

习惯上,汤治讲究“三轮”,每轮一周,三轮是二十一天。泉场附近有汤宿,汤治客可住宿,每日去泉场泡汤。后来,泉场见有利可图,便自己盖了房子,旅人可留宿,边泡汤——此乃温泉旅馆的雏形。这样一来,经营汤宿的业者不干了,告到官府,要求取缔泉场的“非法”住宿设施。可幕府从经济发展的立场出发,比较“向前看”,索性承认了泉场方面扩大经营的合法性,史称“一夜汤治事件”(指原本需二十一日疗程的汤治,亦可缩短为一泊)。
幕府对泉场旅馆经营的公认,极大促进了箱根温泉的开发。至天保年间,全箱根山的温泉旅馆主缔结营业协定,对外统一发行温泉案内图等,扩大影响。就像今天神保町书店街似的,其实是一种准行会的自治组织。
明治六年(1873),福泽谕吉前往塔之泽温泉一泡后,在《足柄新闻》上撰文,“要想富,先修路”,力倡修筑连结箱根七汤的道路。国民“近代化总设计师”福翁的建言,对温泉场主们相当管用,行会很快动了起来。
随着明治十八年(1885),从箱根的玄关小田原至汤本的新路开通,几个主要温泉地之间的盘山道等基建工程相继竣工。明治二十一年(1888),从东海道线府津,经小田原,到汤本的马车铁道开通,十二年后,实现了电气化。大正八年(1919),从汤本到强罗间的登山铁道开通。两年后,空中缆车工程竣工。与此同时,由小田原电气铁道和富士屋机动车两家公司(后合并为一社)开发的公共机动车道投入使用。可以说,经过明治-大正期的持续开发,早在近百年前,箱根山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立体交通网。此后,只是一个不断强化和升级的过程。
箱根位于与横滨西南,与横滨同属神奈川县,依山靠海,岳色湖光,美不胜收,早在明治初期,便成为外国人的疗养地——住在横滨的老外,喜欢去箱根避暑,泡汤。箱根各泉场为接待洋人,从洋式家具到西餐,全盘西化。明治十一年(1878),实业家山口仙之助投资兴建的外国人专用酒店富士屋饭店在宫下温泉开业,酒店有自己的牧场,提供新鲜的牛乳和牛肉,甚至附设专用的火力发电所。与此同时,温泉开发技术进一步提高,曾几何时的“七汤”发展成“箱根十二汤”。
洋人、政治家、财阀竞相建别墅、洋馆,箱根成了洋味儿十足的国际观光地。明治期,一些洋人拍摄的箱根风光摄影,那种牧场、草坪、洋馆的背景,乍一看,以为是瑞士。正是由于箱根位于首都圈边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既“偏安”而并不很远,及作为温泉疗养地的特殊定位——基础设施完备,高级、洋范儿,太平洋战争后期,东京遭遇美军地毯式战略轰炸,箱根成了学童和外交人员的疏散地。1944年前后,箱根共接收了来自横滨等地的7000名学童和1360名外国人。
战后,根据美军当局的占领政策,财阀解体,资产家被课以高额的财产税,权贵们不得不撒手一些高档不动产。一时间,箱根空出了成批的别墅、洋馆。后那些设施几经易手,多转化成旅馆、酒店等公共设施,从而更强化了箱根的公共性。经过短暂的战后复兴,很快成了超有人气的观光胜地,泉种也从过去的“十二汤”,发展为“箱根十七汤”。原本就已经相当完善的交通网进一步升级,私铁小田急线延伸至箱根,山中火山湖芦之湖上有大型游轮航行,登山铁道和登山巴士不达的地方,有缆车代步。在气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观光者可从空中俯瞰大涌谷热气蒸腾的“地狱”光景。
但在这种高度便捷、无远弗届,甚至不无“叠床架屋”之嫌的立体交通网背后,是异常残酷的商业竞争。作家狮子文六有一部商战小说《箱根山战争》,描写了战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堤康次郎率领的西武集团和以安腾楢六为首的小田急集团,及其背后五岛庆太主导的东急集团之间,围绕箱根山道路和轨道交通建设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惨烈商战。赤裸裸的利益角逐,连交通省的高官也被卷入。后被东宝公司拍成了同名电影。
但箱根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温泉、度假这些旅游业的标签,而在于其文艺性。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文艺性”的根子,无非在一群不可救药的作家文人。而文人之迷恋箱根,到底也还是奔着其雄浑多姿的自然胜景和浪漫治愈的温泉宿场来的。
从今天的汤本车站出来,沿早川溯河而上,徒步约十五分钟,岸边有一栋连体式木结构建筑——福住楼:明治二十三年(1890)创业,位于箱根最古老的“七汤”之一的塔之泽温泉,毗邻早川溪谷,是一栋京普请式数寄屋风格的温泉旅馆,国家认定的有形文化财。
楼分三层,共有十七间客房,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房间。福泽谕吉、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严谷小波、大佛次郎、吉川英治、里见弴等文人,审美趣味和生活习惯各异,每每去箱根泡汤,都有各自指定的房间。如川端康成习惯住在“桐三”间,因为听不到早川的溪流声,可安心执笔;幸田半露喜欢从“梅一”间的窗户,眺望溪谷对岸的红叶,春夏之交,据说还能听到河鹿的鸣叫;而岛崎藤村则独钟“松二”间,也成了其小说《春》的舞台。
谷崎润一郎对箱根的迷恋是出了名的。但细究起来,这种迷恋也是“其来有自”,基本与彼时的某女有关。当然,“某女”不止一位。一高时代,谷崎在日本最早的西餐厅精养轩店主北村正昌家当书生兼家庭教师,与同住在北村家的小女生福子坠入爱河。福子全名叫穗积福,是塔之泽温泉一家名叫松本屋的温泉旅馆老板的女儿,当时在北村家见习礼仪作法。
后二人关系败露,福子被送回父母家,谷崎也被北村赶走,不得已又回到了一高的学生寮。但离开了北村府,俩人的关系仍在持续,谷崎三天两头往箱根跑,福子也常来东京会谷崎。有时夜不归宿,谷崎会帮她安排住处。据谷崎东大的同学、后成为政治家津岛寿一回忆,“我曾受谷崎之托,在我的下宿屋中留宿过福子小姐。对这件事,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我一直守口如瓶”。穗积福,是后来困扰谷崎作家一生的“红颜祸水”之滥觞。
福子早亡。死的时候,谷崎在镰仓附近的鹄沼,借宿在一间名为东屋的旅馆兼料理屋的别馆,与文学界的来往多了起来,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宇野浩二等人常来聊天。正是在那儿,谷崎对小姨子静子(千代夫人的妹妹)移情,后发展成沸沸扬扬的“小田原事件”。
“小田原事件”,顾名思义,发生在小田原(彼时,谷崎已经从东京的本乡搬到了箱根的玄关小田原),在娱乐新闻的八卦下,亦被绘声绘色地报道成“细君[4]让渡事件”,即谷崎和作家友人佐藤春夫围绕对千代夫人的处置问题而交换的君子协定:谷崎将夫人千代让给佐藤,自己则与妻妹静子同居。可静子另有属意之人,谷崎作家被生生“涮”了一道,无奈收回承诺。已深深爱上千代的佐藤春夫愤而投书报端,与谷崎绝交。
住在小田原的谷崎作家,“一言不合”就上箱根山。大正十二年(1923)9月1日,午后二时许,从芦之湖畔的温泉旅馆出发,乘巴士前往小涌谷,途中赶上了关东大地震。谷崎原本就特怕地震,净看一些关于史上大地震的文献和地震学者的文章,以防患于未然,不承想竟在箱根亲历了历史性巨震。目睹箱根山崩地陷、一片火海的惨状,他第一时间想到住在横滨本牧的家人的安危。凭一个江户子的直觉,他估计山手线和东海道已经阻断,走陆路很难到家。于是,当机立断走水路,从沼津乘船到神户,再从神户回到横滨。
谷崎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文明怀疑论者,从关东大地震的废墟,看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寂灭,遂在内心做出了移居关西的重大决定。
至此,作家的东京时代打上了休止符,以崇洋为主题的《痴人之爱》成为前期的代表作。而后半场的基调,是回归东洋传统。他在位于神户六甲山脚下芦屋的那栋带偌大中庭、宽敞豁亮的洋馆里,连续出版了《蓼喰虫》《春琴抄》《细雪》等著作,今译《源氏物语》,在穿和服、操关西腔的女眷们的簇拥下,含情脉脉地礼赞阴翳。
以箱根为舞台的现代文艺作品不少,最出名者,当属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周末,一对野鸳鸯从派对会场消失,驾车径直去箱根,下榻仙石原饭店,“不知为什么,一到了这儿,就安心多了”。入夜,二人在皎洁、清澄的月光下做爱,“苍白的女人肉体正是奉献给月亮的贡品”。数波高潮过后,男人发出了对女人由衷的赞美:“妙极了,简直是日本第一。”
翌日,游芦之湖,再从湖尻乘缆车上海拔1300米的驹岳山。从山顶眺望,“箱根的群山,远处的富士山直至骏河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二人在半山腰的可俯瞰芦之湖的餐厅用膳。吃到半截,“久木来到凉台,眺望着晚霞映照下起伏的群山,对凛子低语道:
在这儿待下去该多好啊。
凛子没吱声,轻轻点了点头。久木下决心提议道:“咱们再待一晚吧。”
远望着暗下去的湖面,凛子微微点了点头:“好呀……”
于是,俩人各自给家属打电话,又“请了一天假”。但当夜的做爱,却不复前夜的缠绵,平添了一种沉重感——“此刻,久木断定,两人已越过了那条鸿沟”:
无论多么爱慕凛子,久木也不曾想越过那条鸿沟的,而现在他们正越过这最后一道鸿沟。到了这个地步,恐怕再难回头了。前面就是枪林弹雨的最前线,弄不好两人会双双中弹倒下的。“你没事吧……”
久木想用语言再确认一下,却发现凛子已泪流满面了。
不景气的平成年代,一对中产男女的偷情故事,放肆地撩拨了上班族的心弦。渡边淳一不愧是学医出身的不伦小说家,从人体的生理组织结构上,把性高潮这件事儿,做了一番解剖学式的描写。小说从平成七年(1995)9月1日起,在《日本经济新闻》晨刊上连载一年,之后出单行本,并搬上银幕。连载期间,订户骤增,报纸大卖自不在话下,我至今仍记得在早晨拥挤的通勤电车上,西装革履的“企业战士”贪婪地读日经连载的情景。更夸张的是,每逢“濡场”[5]的桥段,日经指数都跟着涨,几乎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股市的唯一利好。还有一点,是笔者的想象,尚需业界统计数据的支撑:小说中在箱根的几场“濡场”,应对箱根的观光业不无刺激。
箱根之“好美、好文艺”还在于,那是一个艺术之城,美术馆、画廊真多了去了。在心里随便一数,穷十指而不能尽之,如箱根美术馆、玻璃之森美术馆、雕刻之森美术馆、摄影美术馆、Lalique美术馆、Pola美术馆、星王子美术馆、成川美术馆,等等。箱根游人如织,可到底是冲着温泉来的,还是来美术馆观展的,还真是一个问题。
千万别以为温泉观光地的美术馆嘛,无非拿艺术说事罢了,其实难副。应该说,东瀛其它的观光名所,确实有类似情况,可箱根的美术馆,专业性真是当仁不让。如1969年开馆的日本第一间户外美术馆雕刻之森美术馆,坐落在一片丘陵上。在70000平方米的绿地上,貌似随意地散落着百余件雕塑,颇不乏罗丹、布罗尔、亨利·摩尔、野口勇等世界级雕塑大师的作品。园中馆——毕加索美术馆,所藏毕翁真迹之多,状态之完美,令人咋舌。
我个人最爱的美术馆,是2002年开馆的Pola美术馆。建筑物位于一片森林中,远看像一只倒扣的玻璃碗,用已故前卫艺术大师赤濑川原平的话来形容,则是“葱绿中的玻璃容器”,建筑本身就是对与自然共生的环境艺术的最好诠释。展厅全部在地下,却完全没有通常地下设施的窒息感,因为那只巨大的玻璃碗充分保障了整个建筑的采光。作为一间企业美术馆(所有者为一家化妆品公司),Pola美术馆对毕加索、马蒂斯、亨利·卢梭、藤田嗣治等巨匠的收藏是惊人的。几年前,笔者为写作藤田嗣治的传记(《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山东画报社2014年1月版),曾先后三次前往Pola观展。
最是Pola的馆中店(Museum Shop),令人流连。那儿的图录和艺术图书,是我见过的东瀛最具专业范儿的美术馆前三(其它两家是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和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且时时更新,每次去,都会有出其不意的发现。除了出版物之外,茶具、文具、小萌饰、盆栽,对了,还有Pola特制的曲奇,总令你难抑掷币的冲动。那个装曲奇的铁盒,极富设计感,底面积刚好是明信片的大小,现在成了我的明信片专用收纳盒,放在书架上。每当看见它,都会想到箱根,想到小塚山下的那片森林,想到“葱绿中的玻璃容器”。
上次泡汤时,我曾发誓是最后一次去箱根。可就在写这篇文字的当儿,却分明感到“身未动,心已远”……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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