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巨星:我们有过改变社会的电影吗?

18-01-24

Permalink 03:09:05, 分类: 朗朗日记

神秘巨星:我们有过改变社会的电影吗?

列宁曾说:在所有的武器之中,电影是最重要的一种武器。

既然是武器,其本身就没有对错之分,善恶而在于它的使用者——是为正义而战的勇士,还是泯灭良知的帮凶。

看了刚刚上映的《神秘巨星》,阿米尔汗制作的又一部新片。它是一把武器,进攻的对象是印度的男权社会。

几年前,他的电影《我的个神啊》,曾经在上映时遭到各种宗教团体对影院的攻击、放火,原因是这部电影表达了它的宗教观,借外星人的视角,表达出他对宗教本源的看法,这触怒了印度的众多赖以发财的宗教团体。但影片最终的主旨却不是走向虚无,而是抛弃宗教的形式,而达到更高的信仰层面——这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其对宗教既否定又希望在更高层面上找回信仰的特质,使这位科学家在中国成为方舟子教派和基督阵营在传教时共同争抢的对象。

和很多俗人一样,我也经常在一些场合(比如军事论坛)跟着嘲笑印度。特别是这个国家又刚刚成为最新的一个“犯强汉者”的情况下。但人类共通的情感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面对阿米尔汗这样的电影人,你只有由衷的敬爱。特别是——一个环境愈加黑暗丑恶,那么在其中绽放光芒,并且努力改变这种黑暗的人,就更加让人敬佩。

阿米尔汗非常像中国的徐克,电影风格虽有差异,精神上却极度相似:都把自由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作品超级浪漫童真,有时又是热血战士,为理想而战。难得的是两者的统一,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神秘巨星》不是阿米尔汗艺术性最高的作品,虽然它作为一个电影产品来说是完美的。这是因为电影创作之初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改变印度男尊女卑的现状。这使电影的主题比较直露,但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可以想象影片在印度所引发的反响。它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弱者的自觉,这的确是一部在改变世界的电影。

看《神秘巨星》的时候,不禁联想到我们也有这一类的电影。虽然电影在今天的主流是商业工具,但也有很多电影中仍然保留着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无论把作品的艺术创作,还是社会意识表达的不足的原因归结于审查制度都是不对的。《神秘巨星》假设是一部中国电影也不会有任何审查问题,但它仍然不是一部中国电影。

对韩国的一些社会题材的电影,在情感上其实也应该有所保留,权力可以被舆论监督,但当舆论成为一种巨大的权力的时候,谁又来监督它呢?谁来保证它所说的就是事实?

余世存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但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对历史(史书)有信仰和敬畏,就像西方人之于上帝。

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的电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起记录历史的作用。至少在社会层面,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能够在中国电影中找到知识分子式的记录,我们有记录东北工人阶级命运的《钢的琴》,也有纪录改革开放社会中普通人悲喜的《站台》、《三峡好人》。但是中国电影较少对现实发表看法,这里有现实原因,应该也有中国人民族性和知识分子特点的原因。

改变历史最大的电影人,大概是3,40年代的左翼电影人。那一代人在“电影救国”的理念引导下,拍摄了大量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被认为是一部改变时代的电影。至少历史上,海峡对岸一度这么说,称这部电影是大陆“沦陷”的首要原因。它的导演蔡楚生,就是电影《阮玲玉》里梁家辉演的那一位。当时阮玲玉身陷危机,求他带自己离开这是非之地。蔡导演沉吟半晌,说:“我在这边还有(党的)任务”。后来,阮玲玉自杀,而蔡楚生的这个任务变成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人心离散的电影,却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被授予“中正文化大奖”。

对比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宏大的审美和文以载道的情结,但对于微小的社会意义比较不够关注或者不屑。这一点我们更多的应该向这位“印度的良心”阿米尔汗看齐。或者多想想台湾电影人杨德昌,他的“杨德昌电影工作室”,其片头是一个小灯泡,在黑暗中慢慢亮起来,其寓意就是,电影的微弱能量不能改变世界,但能照亮一方空间也是好的。

爱乐洪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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