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降幡出石头

0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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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降幡出石头

——古都史话之四

雷池月 来源书屋



庾信在《哀江南赋》里描写南京的雄伟气象说:“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虎踞龙盘”是赤壁战后诸葛亮回到夏口对刘备说过的话:“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至于“黄旗紫气”,即后来刘禹锡诗中所云“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气”。

统治者都迷信风水之说,所以,一千八百年来(从公元212年到1949年),至少有九个朝代曾经在这龙盘虎踞之地建都(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民国)。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南京是首屈一指的。不过,这里的“王气”很容易消散,上述所有在南京建都的政权,除了东晋磕磕绊绊维持了一百零三年,其余的长则六七十年,短则二三十年,就被下一个政权用暴力取代。无怪乎有人称南京为“亡国之都”,信其然哉!

南京城下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成功的防御战,但决不是因为它的地形先天性地缺乏战略防御条件。事实上,它西靠长江,南临淮水(秦淮),北有钟山,构成天然屏障。最早发现和利用南京的地理优势的是孙权。公元212年,孙权迁居秣陵(定名建业,即今南京),据险要地形建了一座石头城,防御曹操。然而随后的几年,孙、刘矛盾激化,为了夺取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荆州地区,孙权于221年把大本营迁移到武昌,以便就近指挥,第二年就发生了夷陵之战。夷陵战后,蜀国的势力退缩到四川去了,从此“西线无战事”,孙权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于是229年,他又迁回了建业(南京),并正式称帝。这就是南京成为帝都的开始。

265年,孙权的孙子孙皓,听到风水先生说“王气将自荆州来,破扬州兵”,惶恐不安,匆匆把都城迁到武昌。但因为朝廷和军队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江南地区逆水输送,十分不便,朝野上下发出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而此时有一股越地山民作乱,攻到建业,孙皓从武昌发兵,赶走了乱民,他觉得这正是应了风水先生“荆州破扬州”的鬼话,于是第二年便又还都建业。当然,在南京做皇帝要惬意得多,何况孙皓沉湎酒色,后宫佳丽,超过千人,还年年选美,不断更新,不知多少明眸越女、皓齿吴娃被他一人糟蹋!有敢谏阻者,杀无赦。出了这样的皇帝,国势衰微,自然日胜一日,280年,晋兵终于顺江而下灭了东吴,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虽然东晋建都南京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但吴国六十年的统治和此后南北长期分裂(317—589年)的历史是一种有效的传承关系,因此,可以说,孙权和他在南京建立的吴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南方”这个概念得到了强化和确认,“中国”一词不再被狭隘地理解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成为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民族国家实体。从唯物史观来看,南方的成长当然首先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反映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的重要表现则是造就了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孙氏和顾、陆、朱、张等强大的南方世族集团(当然也接纳并且融合了永嘉之乱后从北方逃来的中原世族),而由于此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南方战乱相对较小,他们得以推动中国南方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整体达到甚至超过北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里开始(当然还要包括此后几百年的消长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精华所在。

就在灭吴那一年,晋武帝司马炎把建业(南京)改名为建邺。到了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邺字犯了皇帝的名讳,建邺又改名建康。317年,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建康再度成为帝都,而且这个地位一直维持到589年,将近三个世纪。建康的范围很大,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梁武帝时记载的规模,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今市东南方山以北),南至石子冈(今安德门南),北过蒋山(即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按现在的算法,即使城墙的走向并非笔直,其面积也应该在三四百平方公里左右。而同一时期,罗马却在不断走向衰落,并在五世纪初被日耳曼蛮族彻底摧毁。因此,从三到六世纪,南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南京被东晋朝廷定为京都,主要是因为当晋愍帝司马邺被刘曜俘获以后,临危受命统摄政事的琅琊王司马睿原先兼领徐、扬二州军事,驻地就在建康。司马睿并不是很热中于做皇帝,愍帝被俘以后,面对贵族官僚们的联名劝进,他只肯以丞相名义号令天下,而且还一再表示,如果继续逼他“即位”,他就要撂挑子回自己的封地去,直到两年后晋愍帝被杀掉了,他才终于就范,在南京称帝。司马睿的消极态度事出有因。他虽然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开国的司马炎只是他的堂叔,和“八王之乱”中那些显赫一时的藩王比较,他是“时人未之识”的小角色,为求自保,养成了“恭俭退让”的习惯。当那些有实力的藩王们在相互拼杀中凋零殆尽时,司马睿才水涨船高地逐渐手握重权,最后水到渠成地即了帝位。

从司马睿定都南京到杨坚灭亡陈朝的近三个世纪里,政权虽然多次易姓,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每一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政变,除了给局部地区的民众造成程度不一的损伤,都不曾动摇社会的基础——权力的转移始终在世族豪门之间进行。这样,这一时期的南京就为中国历史上为害最烈、影响最深的痼疾之一——军阀政治提供了系统而完整的标本。

军阀政治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经典《大学》里有一段话:“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把封建割据的理论精髓和指导思想作了最根本的概括。每逢乱世,各色野心家莫不以抓军队、抢地盘为第一要务。军阀攫取最高权力,曹氏、司马氏是成功的典型,当然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从司马炎建国后的几百年里,军阀不断地制造动乱、觊觎和取代帝位,构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中心情节和重要场景。

司马睿南京开国,本身就是军阀混战的直接后果,而他登台之后不久,盘踞武昌的大军阀王敦,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军建康。王敦攻下了石头城,放纵士兵劫掠,司马睿被困在台城,放话说:“想坐我的位子,只管早说,我回琅琊去好了,何苦糟蹋百姓!”话一挑明,王敦反倒有了顾虑,只给自己弄了个丞相的官衔,武昌郡公的爵位,回师西去。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司马睿病倒了,当年一命呜呼。皇长子司马绍(晋明帝)即位,与王敦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司马绍是个聪明人,五六岁时就对“长安与日孰远孰近”发表过极具思辨色彩的妙论,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弱势中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逼得王敦仓促起兵,最终气急败坏而死。聪明人短命,司马绍只活了二十七岁,当皇帝三年而已,继位的是他年仅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在讨伐王敦时坐大起来的新军阀苏峻又重演“清君侧”的一幕,攻入建康,而且冲进台城,焚烧宫室,蹂躏嫔妃,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有篡位。不过因为基础和实力都还欠缺,苏峻很快就被温峤、陶侃等人打败,枭首阵中。从此,南京的东晋朝廷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军阀们相安无事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势力集团的相互牵制。这期间最大的野心家桓温,最终也未能实现“抱负”——不仅没当上皇帝,连模仿曹操“加九锡”的要求也被谢安等人连拖带骗地耽搁了。桓温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以光复中原为标榜,一次西征,三次北伐。可以说,这些战争就是他一生的事业,然而,除了西征顺利得手,三次北伐都不成功,而且每况愈下。第一次、第二次还到达了长安、洛阳一线,第三次出师不久,就弃甲烧船溃败而回。三次北伐历时二十余年,看到自己第一次北伐途中手植的杨柳已经长成合围的大树,桓温写出“昔年种柳,依依汉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感伤中真还有些悲壮的意味。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统一”是一个是永久而神圣的话题。天无二日,所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是,所有的“统一”,几乎都是从北向南的征服过程,北伐基本没有成功的先例(即便是北伐开国的明朝,最后也还是通过朱棣南征才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个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较难激发出奋发拼搏的欲望。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抵消了改变和创造命运的雄心。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一类主观强制手段,正是反映了江南人克服自身惰性的艰难。在西晋末年逃难来到南方的中原百姓,尽管多达百万,但几十年来已经安家置业,同化为南方人,不可能还念念不忘于“光复”大业,而南京城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阻挠北伐,除了遏制桓温势力的膨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残破,即使能回得去,也决不可能维持眼前这种生活水准。他们说北归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而且“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总之,北伐毫无意义。这种观念决定了南京三百年“偏安”的命运。

桓温诛杀亲贵,废立君主,什么都敢干,但却始终保持割据习惯——把持朝政而并不长住在建康,这就给他的政敌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他总以为简文帝禅位给自己只是个时间问题,谁知道皇帝走得太快,遗诏被王坦之、谢安控制了,事后自己虽然带兵进了南京,却终究已经失去说话的主动权,一时又很难翻脸,最后“壮志未酬”,几个月后就“抱憾而终”。他的小儿子桓玄可够狠,于403年逼晋安帝让出了宝座,但他究竟还是本事不济,加之运气也不好,碰上了一个能力手腕都更胜他一筹的枭雄刘裕,称孤道寡不过几个月,就被迫放弃南京往上游撤退。回到荆州老巢,桓玄重新组织力量东下,结果又遭败绩,最后,自己丢了性命犹可,害得桓温的封号也被褫夺,共祖父的桓氏家族被杀得一个也不剩。



桓玄一死,刘裕便成了第一号人物。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就军事政治才能而言,无人能出刘裕之右。他出身寒门,从一名小校一直升到太尉、太傅、大将军,靠的是战功卓著。他相继翦灭了桓玄、卢循这两支叛乱武装,北伐更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取南燕、灭后秦,收复了山东大半及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使他后来建立的宋(史称刘宋)成为南北朝中疆域最大的政权。刘裕五十九岁才“修成正果”——逼着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自己。野心膨胀的军阀无不向往“禅让”这套把戏,总希望用这套儒家附会编造的古代乌托邦政治童话,来掩蔽残酷而肮脏的事实真相。“禅让”成风,维持君权所必需的神圣的名义必然贬值,越来越多的野心家对皇权产生轻藐甚至觊觎的念头,于是政变阴谋层出不穷。刘裕这个人其实很有些优点,阵前的勇猛机智且不说,登基以后,“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一个皇帝,做到这样,也算不易。但他死后,他的子孙们登上帝位的多数不得善终,少帝、文帝、前废帝、后废帝、顺帝,都是在政变中暴死。少帝刘义符只干了一年就被弑杀,继位的是他弟弟刘义隆,可是因为在位时间太长,以致儿子刘劭实在等不及了,杀了父亲,准备继位。弑父毕竟太不得人心,结果是弟弟刘峻占了先机,自己白丢掉了性命。刘峻的儿子刘子业则又是一个更大的混蛋,昏庸残暴,连他母亲也哀叹:“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不到一年,子业也被弑杀。此后明帝在位的八年还算稳定,继位的后废帝刘昱昏暴比前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也被身边人杀掉。接着又立了一个顺帝刘准,但那已不过是萧道成篡位的过渡期所使用的一个道具。几十年间,南京城里不断演出着“一顶顶皇冠(带人头)落地”的血腥闹剧,被屠杀的王室宗亲不计其数——政变前后,起事者和倒台者的亲族往往是一次几家或几十家成批成批地被杀掉。

萧道成夺取政权走的是刘裕的老路,运道则更差。他建立的南齐享国不过二十三个年头,七个皇帝中竟有四个是在政变中死于非命。萧道成的长子萧赜死后,军政大权掌握在他弟弟萧鸾手中,萧赜的儿子萧昭业靠耍两面派骗取了祖父的信任被立为太孙,登基之后无恶不作。萧鸾因势利导,派兵入宫杀了昭业,立新安王昭文为帝。过了几个月,萧鸾把所有可能妨碍自己篡位的亲王和大臣扫除干净(最多一天杀了五个王),便逼令昭文让出帝位(昭文稍后被毒死)。萧鸾的皇帝也只当了五年,他的儿子萧宝卷又是个活报应,顽劣暴虐,无与伦比。萧鸾死前曾告诫儿子:“做事不可在人后”,于是萧宝卷对亲贵大臣们,只要起了疑心,马上动手诛杀,弄得“人人不能自保”。大军阀萧衍等人拥戴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称帝,于是爆发内战,萧衍领兵顺流而下,直扑建康,很快就占领了石头城,萧宝卷死守台城作困兽斗,几天后被身边亲信杀死。此时萧衍已经掌握了全部军政大权。那萧宝融却也知趣,自江陵东下后第一件事就是禅位给萧衍,不过态度虽好,却也不能改变被杀的命运。萧衍本想稍示优待,派人赐金让他自尽,可是他说“我不需要这个,有好酒就行了”——喝醉以后,被来人扭断脖子回去复命。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些特色的君主。本来他弑君篡位,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称帝以后,却俨然树起了一个中国帝王道德楷模的形象。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酷信佛法。即位之初,萧衍就在建康附近大建佛寺,推广佛教。他不仅信佛,而且精研教义,写下了重要经典的讲义达数百卷,亲自开坛讲经,听众常有万人之多。为了补贴寺院经费的不足,他好几次宣布舍身出家,让朝廷拿出巨额“赎金”把他从庙里赎回来。萧衍对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当时情形的写照。

(二)兼好儒学。萧衍喜欢读书,而且好穷究书中的义理。还亲自编写过《周易讲疏》、《尚书答问》之类的书,所谓“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文学家萧统(昭明太子)、刘勰、江淹、钟嵘,史学家沈约,思想家范缜等人都活动在这一时期。

(三)极尽简朴。说来有些难以置信,贵为天子,萧衍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穿粗布衣服,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单用两年,不喝酒,不听音乐,宫廷内也禁绝锦绮,连曳地的长裙也不许穿。史书的记载或许有些夸张,但距离事实不会太远,而且他在位近五十年,倘若是偶尔“作秀”,则必会被后人指责嘲骂。

(四)不好女色。早期的情况难说一些,即位之初,他曾把萧宝卷的余妃收为己有,后来听从谏劝,赏赐给臣下。五十岁以后便断了房事。帝王中极为少见。

萧衍标榜仁厚,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为他的宽仁更多地表现为对豪门大户的纵容。548年,侯景作乱,第二年,攻入建康,“纵兵大掠”,封锁宫廷,八十六岁的萧衍在台城内被活活饿死。萧衍虽然老迈,却很有些余威,侯景控制了朝廷,但迟迟不敢提出禅位的要求。萧衍一死,侯景胁迫简文帝萧纲从台城迁往西州(建康城内),自封为宇宙大将军。第二年,他废杀了萧纲,另立豫章王萧栋,但王僧辩等在江陵推戴萧绎为帝,并出师东征,总算扑灭了人神共愤的侯景。此时西魏的军队乘虚而入,直捣江陵,未来得及东迁的萧绎被魏兵俘杀。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决定另立晋安王萧方智为帝,但北齐又趁机武装护送做人质的贞阳侯萧明来争帝位,王僧辩同意了,陈霸先坚决反对,一场火并,王僧辩被擒杀,陈霸先成了主持大局的人物。于是,历史闹剧再度重演,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不久他就被害,才十六岁。

在侯景之乱的废墟上建立的陈,在南朝中最为弱小,和刘宋比较起来,领土丢掉了近百分之四十,要不是北魏的分裂以及后来北齐、北周的对峙,陈朝根本就维持不了三十年的统治。建康被拉锯般的杀进杀出糟蹋得残破不堪,后来陈高宗修葺城防,城墙周长不过七十里了,比梁时小了一半有余。这个高宗陈顼算是陈朝惟一有些作为的皇帝,是陈霸先的侄儿。陈霸先的继承人是侄儿陈茜,史称他“知民疾苦”、“明察俭约”,大约勤政廉政方面做得还算可以,但是命短,只干了七年,儿子陈伯宗年幼无能,不过一年,便被他的叔叔陈顼赶下宝座。陈顼利用周、齐之间的矛盾,居然实现了十多年的苟安局面,可惜儿子陈叔宝(后主)太不争气,五六年工夫便落得束手被擒,成全了隋文帝杨坚的一统基业。

南北朝的对峙结束了,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也告一段落。杨坚下令摧毁南京所有的宫殿设施,从此,南京只给人们留下了“六朝金粉”的谈资,确实,那个年代,皇亲贵胄们的物质享受可谓前无古人,然而,无论是王谢堂前的燕子,或者台城堤上的杨柳,它们见证的恐怕更多的是歌舞繁华后面的阴谋和屠杀——那一幕幕尸横城下、血溅宫门的惨剧。



隋文帝杨坚把扬州的治所迁往江都(即今天的扬州)后,三百年间,建康州郡屡经改置,直到唐僖宗重设升州,南京才再次从一个中小城市开始向大中心城市的过渡,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南唐的开国君主李昪(即徐知诰)。李昪是五代时吴国大军阀徐温的养子,有心机,也有手段,在升州刺史任上为南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做了不少事,徐温死后,他利用矛盾,剪除异己,逼迫吴帝杨溥把宝座禅让给自己。开始他以齐为国号,三年后,他归宗李氏,自居为李唐后裔,改国号为唐。他不愿意离开升州,便以江都(扬州,吴国京城)为东都,另立升州为西都,从此南京又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其富裕程度则远在同时代的开封、洛阳之上。李昪出身寒微,知民疾苦,一直注意奖励农耕,罢兵睦邻,节俭尤其是他的长处:宫中甚至舍不得点蜡烛,而用乌桕籽油照明,左右宫婢不过数人,且都是老丑不嫁者。临死时,他把一个富庶而安宁的王国交给了儿子李璟。

李璟是个风度、文采、修养都很出众的谦谦君子,然而,作为皇帝,他留下的全是失败和无奈的记录。谦谦君子当皇帝是很难称职的。首先,他就缺乏“敬业精神”——好几次“撂挑子”要让位给弟弟,只是因为他们几兄弟都不热中于争权,而大臣们也反对,才勉为其难地干下去。李璟爱好文学,才情在二三流诗人之间,自视却很高,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纠集一些略有才气而极无廉耻的文人,在他们的吹捧声中陶醉。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被驾驭和被驱使,主上不能临之以威,不把他当奴才,他就要“翘尾巴”。李璟做太子时,身边那些文学侍从长期跟着他赋诗饮酒,随便惯了,等他登了大位,这伙人恃宠争权,目无君上,败坏朝政,肆无忌惮。其中颇有文名的冯延巳、冯延鲁、查文徽等五人被人称为“五鬼”。鬼者,鬼蜮心肠、鬼蜮伎俩之谓也,文人无行而好干政则必为鬼蜮。李璟在宰相宋齐丘及“五鬼”等奸佞包围下,内政外交一团糟。首先是与后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丢掉了淮南六个州的领土,边境线后移到长江,使首都金陵直接暴露于敌前。因为面对北方强敌,无力西顾,又失去了趁马氏兄弟内乱搞到手的楚国的地盘(相当湖南全境)。几年下来他父亲辛苦开拓的疆土丢失了近百分之四十。赵匡胤即位不久,领兵平叛到了扬州,顺便对南唐发出了战争威胁,扬州与金陵隔江遥对,可谓近在咫尺,叫李璟如何不怕!他决定迁都往洪州(今南昌)。一到南昌,他就觉得宫室狭小,园林简陋,很不适应,每天凭栏遥望金陵,闷闷不乐,很快就一病不起,从迁都到死去,一共才三个月。

继位的李煜和死去的父亲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只是把父亲的特点更极端化而已:作为诗人,他比父亲更出色;作为皇帝,他比父亲更糟糕。因为追求享乐,他很快把都城迁回金陵,并且高标准地修建和装饰自己的宫室,豪华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比如所有的墙面都用销金红罗遮蔽,固定这些红罗的是白金钉加玳瑁牙。春天,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用竹木扎成一个外罩,上面排列小孔,孔内插满鲜花。每年七夕,要用百余匹红白绫罗,把宫殿装饰成月宫天河的景致,内殿中的陈设更是镶金嵌玉,璀璨夺目。李煜在这个富丽奢华的环境里伴着他心爱的女人们享受了十来年“神仙岁月”。

南唐小朝廷能在李煜治下苟安十多年,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间,赵匡胤正在致力于对北汉和南汉的战争,无暇他顾,另一方面,李煜一贯的卑躬折节以小事大的外交路线也推迟了他覆亡的命运。971年,南汉亡于赵宋,李煜的“好日子”到头了。973年,赵匡胤下诏邀他去汴京参加祭祀典礼。他心想打是打不赢的,俯首听命或许能保全身家,无奈朝内光政院(即枢密院)正、副二使一致反对,一番有关利害的陈说又令他头脑发热起来,他拒绝奉诏北上。赵匡胤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只等李煜表态,好师出有名。先头部队从蕲阳过江,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池州、铜陵,不几日便克了芜湖、当涂,到达采石矶下。采石矶前,南唐守军全军覆灭。溧水的抵抗比较顽强,都统李雄和他的七个儿子全部战死。接着,宋军的前敌指挥部便移到了秦淮河畔,因为从江面进攻难度较大,秦淮河一线成了攻防双方的重点。但秦淮区区一衣带水,如何挡得住乘胜攻击的宋军?将士们从河上徒渡,万头攒动,南唐士兵不敢接战,先自逃入城中。孤城一座的金陵居然也困守了十个月。城中的李煜既不敢战,又不敢降,心中毫无成算;城外的宋军统帅曹彬,因为出师前赵匡胤有不可伤害百姓的告诫,总想以逼降、劝降的手段达到目的,故迟迟未发起总攻。这一来可苦坏了南京城中的百姓,储粮殆尽,斗米万钱,樵采断绝,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在饥寒中死去。为了避免惨象进一步发展,曹彬下达了攻击令,城防一触即溃,当李煜刚刚续完一阕新词,曹彬已经到了宫门,传谕要他出中庭“肉袒(光膀子)迎拜”,南唐国祚就此终结。

当南京和“亡国之都”或者“金粉秦淮”之类词汇联系在一起时,人们首先想起的必是陈叔宝和李煜这两朝“后主”。在追求物质享乐、带动社会的奢靡之风方面,这两人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就个体来作比较,他们的差别却很大。陈叔宝虽然也喜欢写点五言古诗,弄点曲谱,但并未入流,资质在中人以下,有时甚至很粗俗,特别在处理国事上,骄横、残暴、昏聩,隋文帝杨坚对他有六个字的点评:“叔宝全无心肝!”李煜则不然,于文学、艺术方面独具才气,不仅能作曲,填词更是一流的大手笔。政事虽非其所长,但他却也为此花过不少心思,比如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线之类。赵匡胤曾赞叹他“好一个翰林学士”。因为“全无心肝”,陈叔宝得到杨坚的宽大,赐三品待遇让他又苟活了二十年;李煜却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在诗词里怀旧遣痛,复辟野心昭然若揭。赵匡胤可能不跟他计较,继位的赵光义终于用毒药要了他的命。



南京再次成为国都是四百年后的事了。朱元璋从出生到称帝,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淮西这片土地,成就他事业的老班底也几乎都是老乡。1364年他自立为吴王,就近以金陵为都城。1368年称帝后不久,他曾亲自到开封巡视,准备在那里建都,但当时开封条件实在太差,于是下诏,以应天府(金陵)为南京,以大梁(开封)为北京,春秋巡狩。第二年,他再下诏令,以临濠(他的故乡凤阳)为中都,并按照京师的标准,营造城郭宫殿。为建都问题,他召集老臣们开了个讨论会。会上,意见不一,“或言关中险固;或言洛阳天下之中,汴梁为宋旧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宫室,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作总结说:“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宫室亦不无更作。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足以建都。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为中都,何如?”——看起来好像征求意见,实际上已经毋庸再议了。起自草莽的人很看重根据地的作用,总把它视为自己的后路。

1366年(元至正26年),朱元璋开始对南京城池宫室的重新规划建设。从城墙的长度推算市区的面积,大约在六十平方公里左右,没有达到梁武帝时的规模,但梁朝的建康城内,包括四个相互独立的小城区,而明朝的应天府则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虽然也并非全是街衢和民舍。而城墙的规格和气势更是前无古人,平均高度二十米,顶宽七米,至今有遗迹可为资证。朱元璋此时仍在贯彻“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路线(“缓称王”一条作了调整,两年前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群众,自立为吴王)。形势发展很快,不到两年,他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于是,“群臣劝进,表三上,乃许”——也学着别人忸怩作态一番之后,就了帝位。

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一样绝对出自底层的皇帝很少,连刘邦也比他略微“高贵”(当过亭长)。出身低贱的人,性格中难免有自卑而多疑的一面,坐了江山以后,因为当年一起打拼的兄弟,彼此知根知底,眼下虽位殊君臣,潜意识里还是对已有的地位和权力缺乏自信,而有的昔日弟兄也确实心怀叵测,自觉或者被逼策划起取而代之的阴谋,于是,“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君臣反目,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是滥杀功臣一类悲剧现象的心理渊源和发展逻辑。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曾对臣下标榜自己“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有一次,他把宋濂灌醉了,以致不能成步,按说这是君前失仪,可是他却很高兴,命侍臣齐唱《醉学士歌》,还说要“使后世知吾君臣同乐如此也”。可没过几年,宋濂的孙子被卷进了胡惟庸的“谋逆大案”,朱元璋竟要将他一并处死,马皇后念及宋濂教授太子和诸王的功劳出来讲人情,才改成流放,让老头死在了路上。这说明,有时候他也想做仁君,也向往君臣同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是转眼之间,他又感到有必要大肆杀人,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大规模的杀戮臣下是从胡惟庸案开始的。胡惟庸一案杀了三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无疑都是冤死。胡原来是个小县令而已,投奔朱元璋较晚,但很受赏识,建国后当了右丞相,是李善长的副手,李善长因病退休,他接了左丞相的位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渐渐忘乎所以。他和朱元璋矛盾的公开化起源于一桩小事:“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谋起事。”胡惟庸的行为当然是枉法,但既贵为丞相,只能算小事一桩,朱元璋如此执著地扮演爱民形象,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之后,朱元璋对臣下的疑忌心理越来越重。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他将负责禁卫事务的仪鸾司改组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拥有至高无上执法权。虽然因为残酷的刑讯造成的影响太坏,此后搞过两次限制锦衣卫权力的动作,但随着李善长案、蓝玉案几起杀人过万的大案的审理,南京官场告密成风,南京城内特务横行,以致后来形成贯穿有明一代的恐怖政治的传统。

朱元璋曾对他持不同政见的太子朱标说:杀这些人是为了替你廓清道路。可是儿子不领情,反说:“我宁愿做不成皇帝,也不愿后世被人唾骂!”朱元璋火了,动手要揍他。朱标是个在儒学熏陶下成长的文弱君子,身体本来就不好,生活在父亲暴虐性格的阴影下,早早去世了,儿子朱允炆成了皇位继承人。朱允炆从他祖父廓清道路的政策里受益了吗?正相反,受害了——富于战争经验的老臣宿将几经杀伐凋零殆尽,当他的叔叔朱棣要夺他的宝座时,朝廷里已经找不出堪受干城重寄的帅才,净剩些器宇狭小徒托空言的文人谋士,所以最终难挽败局。

朱棣的性格很像他父亲,残忍则更胜一筹。他在南京登基以后,屠杀异己分子,动辄诛九族、灭满门,主犯一般都是用磔刑(活生生分裂肢体示众),再加上大量自杀者,南京当时真成了一所人间地狱。朱棣对南京没有感情,想回北京老巢去,但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他一时不能北撤,此外,他决定先在北京修造最恢弘壮丽的都城。八年之后,一切基本就绪,朱棣迁回北京。他把此后二百年间演出了无数荒诞、凶残、卑劣闹剧的中心舞台带走了,对于沉寂下来的南京,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1644年,顺治在北京登基,马士英等一伙奸佞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南京作为南明的政治中心,又热闹了年把时间。朱由崧和他老子朱常洵(被李自成处死的那位)一样地浑蛋,马士英和助手阮大铖是十足的坏蛋,而反对马、阮一伙的复社分子则是只会捣蛋,这些“蛋”把个南京搞得乌烟瘴气。扬州史可法兵败以后,南京很快沦陷,福王逃到芜湖被擒(第二年在北京处死)。朝野两派同时作鸟兽散,后来除了被杀的以外,多数降清当了汉奸,真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百年后(严格地说是二百六十七年后),南京再一次面对历史的大机遇,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它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但是,从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未来得及行使职权,就被袁世凯连骗带逼把位子夺走了,首都迁到北京。当时国民党大老中赞成以北京为都的也不少,特别是一些北方人,如张继、丁惟汾等最为积极,宋教仁等南方领袖人物,也以为只要召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肯定还会掌握在本党手中。谁知宪政云云离中国还很远,“护国”、“护法”,弄来弄去,毫无成效,只好另辟蹊径,“以俄为师”,组建党军,稍有眉目已经是十六年以后的事了。1927年3月23日,程潜的第六军占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北洋政府解散,东北易帜,国家基本统一,南京正式成为首都。

国民党主政南京的时间,总共约十四年:抗战前十年,抗战后四年。十四年里,国家几乎没有消停过一天,南京的基本建设自然也无从说起。惟一的大型工程只有一座中山陵,其他诸如国民政府、军委会及各院、部的办公场所,大都是旧衙门因陋就简改建的。中原大战后,北方转趋安定,而“一·二八”凇沪战起,南京接近前线,于是有迁都洛阳之议,部分机关搬到洛阳办公。但洛阳条件太差,加之日本人稍有收敛,迁都之议暂息。1937年“八·一三”战事失利后,日本军队来势凶猛,虽然也作了“首都保卫战”的部署,但主动请缨的唐生智率十多万军队,与敌周旋不过三天便全军溃败。唐生智趁夜色乘船逃到对岸,站在浦口码头上,“神色庄重”地向书记官口授记录:“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夜,国都失守。”此时,对岸枪声、呼号声清晰可闻——南京大屠杀正在拉开序幕。

1940年,在日本人卵翼下的汪精卫成立了南京伪政权,形成了两个国民党、两个国民政府并存的局面。开始,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对角上添一黄色方块,以示区别,后来取消了,大概汪精卫意识到,自己一向以孙中山正宗嫡系自居,另立标识等于放弃这一身份,自认异端,岂不是授人以柄?汪氏1944年病死于东京,他在南京的四年里,尽管实现了自己当“一把手”的夙愿,但精神上并不快乐,基本上还是他一生生存状况的合理延续,就如他在自己的一本书名里所概括的——《在夹缝中的奋斗》。

光复后的南京作为“四强”之一的首都,在极短时期内曾享受前所未有的荣耀,但自内战一起,荣耀的光环很快消失。不过三年,数百万“国军”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然后又远走台湾。其实,如果根据《双十协定》国共双方组成了联合政府,南京本来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国都,享光荣于永久。当时共产党人是做了这个准备的,他们已经在淮安购买房屋作为未来中央机关办公的场所。然而国民党里以陈诚为代表的一些人,眼光短浅且为乐观所蔽,什么“三个月、六个月之内一锅煮”之类高调,唱得蒋介石昏了头。蒋一生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迷信武力,战争这一着昏招把他彻底推向了败亡之路,几次大战役之后,老本几乎赔光。1949年1月,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把南京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李宗仁当时实际上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逃跑。他当然还幻想过什么“划江而治”之类美事,所以做出极真诚的和谈姿态,可是又不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怎么办?只有跑!先到广州,然后索性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确实,在南京建过都的政权,总是以投降和逃跑为结局的居多。但无论降了的还是跑了的,大体上不失温饱甚至富贵,而无辜的百姓呢,只能默默地承受历史。很难统计南京历史上遭遇过多少次屠城(最近的一次是1937年底日本人犯下的罪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并非总是那么浪漫,千百年来,它沉淀着的不仅是脂粉,还有鲜血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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