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15

Permalink 02:15:03, 分类: 一家之言

殷谦:女权主义

我遇到一个愤怒的女权主义者,她告诉我在这个世界,男人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争夺,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她告诉我有人有不顺心的事会迁怒于人,有人娶错了人而会憎恨所有女人,有人进步太快了会遭遇嫉妒,有人需要改变而他不会听从你,有人需要帮助而他只学会拒绝,有人长得太俊俏也是一种罪过。她告诉我,她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应该得到所有人艳羡的目光;男人应该倾其所有使她们微笑,让她们幸福;她们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好像她们就是一个奇迹,就像她们是光;她们应该得到爱,男人们愿意为她们努力;她们应该得到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她们应该站在世界之巅,站在男人的世界之巅;她们永远感觉不到孤单;all i want is to love and be loved,如果你不爱她就应该让她走,帮她一个忙,也帮自己一个忙;如果你不能爱她,你要给别人来爱她的权利和机会,为什么男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说你说的这些也许都没有错,不是男人都做不到,只是你们没有遇到你说的那样的男人,男人也没有遇到你说的那样的女人,除了这个我还能说些什么呢?and for that, I can never forgive myself.
你看,我理解其背后的女性主义的想法,并认为这是伟大的,如果它能够实现并正确的执行。女权主义背后的整体思路的核心是针对男权的一种“革命”运动,但这种“革命”似乎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从我对神学(Theology)研究的某种角度来看,基督教神学和释经学在这方面固执的认为女权主义就是一种现代女性或女性无神论者对上帝的忤逆,对自然界的叛离,是对造物主上帝的悖嫚亵渎和大不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研究的结论而言,女权主义与基督教教义是抵牾的,我们从圣经中发现人类起源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注意上帝造人的顺序,造物主先造出男人而后造出女人。圣经神学诠释《新约圣经》强调男权:“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哥林多前书,11:8,11-12),这里说的是神造了亚当,而夏娃却是神取亚当的肋骨造出的,所以,《新约圣经》再次强调男权的重要性:“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哥林多前书,11:9),照此说来,神也认为男女有主次之分,就如自然有阴阳之别,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日而语,虽然它们都非常重要,然而月亮再亮也始终盖不过太阳的光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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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12

Permalink 04:59:29, 分类: 经典美文, 随笔杂谈

殷谦:乱了乱了



皑皑白雪,茫茫轻雾,最后一片叶子宣示结束了它的使命,冬天迎面而来。风夹杂着晶灵剔透,刻骨铭心,匆匆忙忙的人们没有头绪,厚厚的外套保护不了一个颤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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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04

Permalink 01:35:08, 分类: 随笔杂谈

殷谦:我真想抽世界一个耳光(二)

        这是一个无其伦比的秋天,它有别于我曾经度过的任何秋天。
        也许我只是感到孤独,见多了不够忠诚,不够执着,不够踏实的人;习惯了旁观者的嘲笑,局外人的漠视,陌生人的无情。我愈来愈疏黜这些,因为我有怀疑一切。
        我离开我的生活很久了,我真的要回去了,希望我生活美好的部分在等着我。现在我处在一个中间停顿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这是很难形容的一种复杂情绪,我跌进从所未有过的彷徨,我就像被小心翼翼地置放在狭迮盒子里的易碎品,我想过如何改变形状和尺寸,使得我能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稍微舒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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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01

Permalink 06:52:51, 分类: 诗路花语

殷谦:我真想抽世界一个耳光(一)

        我们常见有那么一些人自以为无所不知、高人一等的本领,也许除他自己以外别人却看不出来。一个把自己看作比圣人还要完美无疵的人是自傲,事实上只要是人即使圣人也不可能是完人。人一生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除触犯法律或原则性错误之外,其它的错误也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错有错的初衷,初衷有好有坏,应当择情而论。常说犯错的人就是傻子,殊不知一错不犯的人才比较容易成为傻子,因为一个从来没有过错的人严格来说是不可能成长为健全的人。问题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一点错都没犯过的人?
        我不可能是完美的,甚至有很多难以启齿的毛病,比如愚笨、恃顽、无知。这也是我常常在反省自己的过错的时候感到恶心的原因,我清楚自己做过很多错事以及不该做的事,可是事已至此,只能想重新来过尽力挽回了。我对自己甚至是苛求的,可能无法做到完美,但我希望我犯的错误能够减少一些。尽管这样我经常受到训诫和指摘,有的人俨如圣人般的姿态,劝善规过,口似悬河,我认真的听仔细的想,看着他表演滑稽的模样,想象着这种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人是多么可憎,这可兀的让我焦虑了好些日子,有时甚至会愚蠢的思考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完美的人。
  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抱怨,尤其是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时候。偶尔遇到一个好心人说,没必要自怨自艾,你是才高运蹇,如果不能呼吸,那就决然离开,找一个能够呼吸的地方。本以为可听到一些高谈阔论,然而什么都没有,而那种市侩气息倒是浓烈,当我遇到他那种狡黠的目光时,我从未在他的瞳孔里见到过自己的影子,于是我认为他大概是颠倒干坤的人,我一直想问他是如何呼吸的,但我直到离开座位也没有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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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5

Permalink 02:54:36, 分类: 诗路花语

殷谦:用灵魂吟唱的歌者

  ——诗人东林诗歌作品赏析   我已经很久没有评论过诗人诗歌了,因为很少有抱朴含真且情浓意切的作品闯入我的眼帘。而这样的状况直到我看到东林先生的诗歌作品之后才完全改变,我一直认为,能够品读到这样的诗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这个来自汾晋之地的诗人,用像远古韵磬一样凄凉的文字,又像淅沥秋雨一样清劲的风格,撞击到我的内心深处,让我触摸到这些文字中所散发的温煦和忧悯,澄深和朴实。深沉的爱意是东林诗歌中的氧气和阳光,供养和照亮了他诗歌里的所有情景和细节。   现代派诗人认为一首诗就是一个庞大的意象世界,展示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与态度,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明显有所指,而且单个意象叠在一起,构成一个个独立的意象系统,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扑朔迷离的意象世界。我认为东林先生的诗歌具备三个最起码的品质:一是悦耳,二是想象力的燃烧,三是能够启人思考。从诗学的角度看,诗歌不能由于强烈的感受而使诗诟病,诗歌的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紧密重叠,将诗人的独特感觉铸进诗行,之后,读者感受到的除去这些意象完整表达的“意味”之外,更能真切地触到诗人的脉搏。   作为诗人,东林绝不是那种自恋地咂摸着自己情感世界一点点情味的奶油小生之类的“诗人”,仔细品读他的诗,就知道他是一个人生的见证者和一个时代勇敢的思索者。   诗品如人品,人们敬重诗人的,正是他们远远超越了人现实“鄙俗”的生活,以语言最高地实现了人生命的幻想和自己的渴望,诗使人进入一个完美的永恒。诗的沉着与奔涌,毫不夸张地渲泄和所表达的激情,都与诗人的敦厚宽容和思维敏锐息息相关。   东林先生无疑是大自然的自由歌手。他对故乡的山峦和关塞充满纯洁而神圣的爱意。在他的笔下,大地和蓝天、森林和河流是具有灵性的,草原和绿草就像母亲一样养育和呵护着所有生命。   由于东林本身就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愫,他与那些有着暧昧不明的写作态度和疲薾消极的精神状态的当代诗人大不相同,他们没有力量和深度,没有梦想和激情,就连心灵刻度也停止在沉寂冰冷的零度状态。悲慨而浪漫的抒情是东林诗歌的灵魂,他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令我心动,就是因为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实感。东林的态度忧郁而温和,但绝没有恶意的嘲弄和挖苦,而是充满对人和事物的怜悯之情,这正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态度。   东方的意象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基础上,强调事物的同一性。因此,我国传统诗论里的意象,多指通过诗人的精神外射和情感渗透而重新组合过的物象,指托物载情,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一种结果,也就是指“意加象”或称“意中之象”——它突出了审美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所以诗人的艺术观察,不仅要面对客观世界也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不仅要观察生活,也要观察自我;不仅要观察他人的心灵空间,也要观察自我的心灵空间。诗人对于世界的感觉;有时能通过感觉移借“看到”声音的形状和颜色;有时,借助错觉或幻觉,能“看到”根本看不到的现象,有时能通过联想或幻想,“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如“……一壶烈酒/与风对饮/找一家亮着灯的驿站/把春天的诗投递回怀仁/雁门关的雪/不下了/我安静的坐下来/想给自己写一封长长的信/风这个行脚僧/把一棵熟睡的树叫醒。”(东林:《春祭》,2014年2月15日)   在东林的诗中常见的一种的写作手法就是移情,移情是以具体可感的形象为基础,以想象和联想为前提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人度物,寄情于景,托物抒怀,化景物为情思。如:“……高大的石佛/盘腿坐了一千多年/花钱磕头的人/依然虔诚/菩提树只是一个传说/朝圣的人/心里/都藏着一粒树种/麻雀忙于生活/不关心/这些来来去去/焚香的人群/只是今天风大/又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才飞到石佛的肩上打个盹/可此刻/只是来自民间的麻雀/却离佛最近……”(东林:《一只过路的麻雀落在石佛肩上》)花会溅泪,鸟能唤人,山水有声,月亮多情,都宛若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息息相通一般。这都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把自己的主观感情,移注到本来不具有人的感情色彩的审美对象上去,使无生命的自然物仿佛像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意志和心理活动,它们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们的共鸣进而形成人们的美感。所以表情达意的唯一艺术公式就是找出“意之象”。   作为一个诗人,东林以自己的灵魂之光照亮那些奇异的自然景观,使自然超越于自身之上,成为体现诗人独特感受力和创造力的自然,艺术化的自然和心灵的自然:“黄昏的雪/就是告别的悼词/被一群觅食的麻雀/一字一句的啄落了/风把飘散的雪/吹成寒光闪闪的飞刀/在这不期而遇的时刻/进退两难/祈祷显得那么苍白……来吧/卑微的生命/经过太多的寒冷/血是热的/骨头还算干净/心是一座小小寺庙/住着一位流浪的诗人。”(东林:《春祭》)诗人不是单纯地借自然景观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还要让自己的诗来展示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因而他的诗融社会风情以及人们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与土地血肉相连的历史文化于自然景观之中,人间意象与大自然的意象交错融汇,最终成为和谐完美的整体。也就是说,东林先生的诗歌有一种“质感”,所谓“质感”就是与这土地千年、万年的干戈,与我们这些俗人以及血液的干戈,呈现一个诗人对现实抗拒力的强弱。   一个作家的社会倾向性即便想要隐匿得更深一些也未必奏效——隐蔽的倾向性与直白的倾向性在读者意底终要以情感色彩因“敏感”而见分晓。艺术总要体现一种价值观,而在这种价值观背后所屹立的正是能给予人们深刻印象的人格精神。不难发现当代一些诗人的自吟自唱的肤浅之作,措辞怪诞而惊艳,词藻华丽而诡谲,就连同为诗人的我读上去也觉得晦涩难懂,竟然突发一种自己是不是“不会写诗”了的感觉,对此曾逮住一个红遍互联网的青年“诗人”,问其诗当作何解?彼笑答曰:“看不懂的诗才是好诗!”让我一时瞠目结舌。一个诗人不可以没有文学修养,更不可以把修养作为一种“修养”——所谓假贵族意识,一定要忠实于自身粗粝而坚实。直接而自然的个体生命之体验,才能进入真正的、纯粹的,完全属于自己个性特征的诗之语感,诗人的声音是极端个性化的,倾向于内心的梦境直觉,似是而非的现象幻想,但又是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人——甚至白痴,从而诗人个性化的声音也就有了相当普遍的意义。   东林先生的诗具有质的延续性和力量感、浑厚感,他力图超越叙述的意义而使每一行诗都成为福音般的祈祝,好像能使人在瞬间开悟,洞彻了幸福与苦难的必然。东林先生的诗透过十分单纯的意象结构,让一种和煦的温情慢慢聚拢于空间,幻化出人与自然界万物所共存的和谐:“一只过路的麻雀站在石佛肩上/停留了几分钟/就飞的无影无踪了/或许远方的麦田/有一本别人遗忘的佛经//我要是那只小麻雀该有多好啊/可以自由飞来飞去/拥有简单的快乐/登高望远/顺便找一条没有风雨的路。”(东林:《一只过路的麻雀落在石佛肩上》)   诗人如果以上一个时代的目光来打量今天早已变化了的时代,而他的艺术理想乃至全部的精神王国更倾向于古典式的完美与和谐,理性与崇高。于是,诗人最终让人们看到,他是用自己近乎一生的代价,留下了他与时代之间的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些追慕道德化与古典精神化的纯诗的美感。平和的亮色,理想主义的宽容,失败主义的悲观,都要浸染一种对道德本位的呼唤:“挑灯看剑独守辕门/难道你准备破胆尝心/你那里明白呀/汗马嘶风仅仅是一场梦/战袍上写下的诗歌/谁人真正读懂/雁门没有黄金台/只有失眠的金钲/不时在西风中响起/想一支支孤寂的雕翎箭/穿透石头的心脏/冬幕苍茫成群的白雁/随着一名戎客远行//李贺/是你吗/还伏在褪色的马鞍上写诗/不停的咳嗽/传让给过路的寒鸦/我不知道你是否回到了故乡/雁门关下/真的有一个/忘了返家的灵魂/雁门关的钥匙丢了/李贺走了/整个唐朝一病不起。”(东林:《李贺与雁门关》)   一首好诗如同人们的向导,它引导人们向现实生活回归。优秀的诗篇总是避免直说,欣赏它,要把诗人由繁复的生活现象加以提炼、浓缩的东西,有意地“泡”开来,还原到它原先的状态中去。好诗能燃烧想象力,把“我”想象为诗中的人:“大海睡着了/我想知道/那呼吸/难道就是汹涌的破涛/可风不想知道/分别这么久了/我想知道/漂泊的你是否弄丢了/回家的车票/可风不想知道//风啊/我想知道/是不是你在我/不经意之间/吹疼了我的心。”(东林:《风不想知道》)诗能让读者根据自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积累,来“想象”——补充、增加——诗人们提供的意象才能对读者发生或多或少强烈的作用,让读者想象和联想之后介入感情体验,唤起个人生活经历中曾经有过的情感、情绪,产生与诗人相通的心里感受。   读者在对诗的审美过程中,除了获得直接感知外,往往引起对另一个或另一些事物的回忆,这就是表象联想。读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如:“夜过杏花村/杏花村睡熟了/指路的牧童/牵走了我思乡的青牛/明月下/来来往往的脚印/早叠成形状不同的伤口/喝多粮食做的水/不敲店门了/再黑的夜也要走/你信不信/我这醉了的心/一根火柴就能点燃。”(东林:《夜过杏花村》)夜过杏花村、明月下——表象:指路的“牧童”、来来往往的脚印——联想,这些合于一首诗中即是表象联想。   同感共鸣是我在东林先生的诗歌作品感受最深的。在他的诗中,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感情,通过艺术感染力,引起我的同感共鸣。东林先生是站在时代、民族、阶级的立场上写诗的:“我是鲜卑人的后裔/离家太远/早已记不起乡音/继承的遗产/只剩下/一贫如洗的天空/雁门关/我的铁琵琶丢了/十里埋伏的故事/时间久了/会不会让人忘掉/鲜卑人/站起是一座山/倒下是一条河/鲜卑人/就是/永不群飞的鹰。”(东林:《最后一个鲜卑人》)。不分民族、不分阶级而相通的情感因素如亲子骨肉之爱,故旧、乡情之思,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会世代引起普遍的共鸣。   “三十年/三十个冬去春来/我的灵魂/早已是潮湿的火柴/躺在匣子里没有了烈性/就像低飞的鸟/再收拢翅膀/也找不到/曾经看见过的那条河……”(东林:《春祭》)一首好诗,其思想内涵极为深刻,所概括的生活内容无比丰富,使人每看一次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不仅让人产生“情感的感动”,还要会令读者产生“理智上的感动”。生活是纷纭复杂,千差万别的;生活里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也并非“如此这般”的简单。诸如喜极而泪,怒极而笑,以笑代哭,悲喜交集……这些相反相成,矛盾而又同一的神态,如果发掘得深、揣摩得准,表现得贴切,“灵魂”、“火柴”、“低飞”、“收拢”,以动衬静。   东林先生的诗歌不但有质感,而且还有浓浓的韵味,诗行间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精短而干练,最大的感触是能够让我时不时地沉思,尤其当读到一行行诗句中出现的空白处时,这种感觉就越发明显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很多读者曾问我,为什么现代诗人的诗行中会“时不时”留下一个或两个“空格”,这是不是诗人故意为之?其实这是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空白,也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诗歌中就是虚行。诗人巧妙地运用“空白”,以无示有,实际上是给品诗者提供了思索回味的空间,能使人掩卷沉思,情趣盎然,意味无穷,继而从中得到更深更广的思想启迪,达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恰当地运用以无示有的艺术方法,是克服诗歌创作中“浅、直、露”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刚柔相济是东林先生的诗作的特点之一。“杏花村睡熟了/风中的酒旗/等着唐朝的杜牧/策马回来”给人的审美感受是秀雅、柔媚、娴静;“秦关明月一千年/霜重鼓寒的紫塞/还是风吹草惊的样子/伤心的胡人拍马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给人的审美感受是精犷、刚健、跃动;“过路的火车没穿风衣/我数着一闪一闪掠过的车窗/找不到熟悉的自己/这漆黑的夜晚/只有燃烧的炭火/照亮我埋葬在天空的幸福”其风格也是优美、柔媚;“铁打的马蹄/印满了千里尘路/看惯世人的聚散/饮不尽花瓣一样的忧愁……”场面充阔,颇有气势,富有阳刚之气,优美和壮美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境界,在现实生活既对立又统一。统一是指刚柔互相渗透,互相调济,相益得彰,构成一种新的美。自然界中的美就有壮美、优美相统一的情况,所以诗当然也可以表现这一美的境界。读者读到壮美风格的诗句时,心理上行有一种压抑或甚至抗拒感,然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最终受到鼓舞、奋发昂扬,而当读到优美风格的诗句时心境始终很平静,读起来很舒服。因此一首诗中将这两种不同类的风味适当调和一下,做到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这就符合一种普遍的审美心理,诗也就是好诗了。   东林先生的诗在状物造型时,有的地方会多描绘几笔,甚至精雕细琢,有的地方则已寥寥几笔或一笔带过。如:“雨落晋北/最后一个鲜卑人/站在雁门关/秋风吹过的脸/像马刀一样苍白”。前三句是用疏调淡远的意笔,概括了苍茫寥廓的背景,后两句是用浓丽细密的工笔,清晰地点出了鲜卑人像马刀一样苍白的脸。由于有了辽阔淡远的背景衬托,就使人觉得鲜卑人不是活动在空虚的一张白纸上,更显得真实生动;但如果不提鲜卑人以及他像马刀一样苍白的脸,只留下这个苍苍茫茫、一片混沌的雁门关的背景,又岂能达到如此传神之境界?   诗人为了更好地用诗名表现事物的本质,自言自语采取各种夸张变形的手法,来突出艺术形象,表现出诗句的不同凡响,不落窠臼的特点。东林先生的《最后一个鲜卑人》一诗中:“鲜卑人/不能站在一起/站在一起/雁门的山/就挺起了脊梁/随便一声喊叫/都要天崩地裂……”就是把描写对象加以艺术的“放大”或“缩小”,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发掘和强调现象的本质特征,使形象的表现更为鲜明突出。   一首诗不仅要有作者的独特的感受,而且要饱和着作者的感情和纯洁,作者感受不深或缺乏充沛而热情的作品,是很难引起读者共鸣的。但用情深并不是赤裸裸的说教,耳提面命式的指点,就像“我激动得要死呀”这种诗句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品的,诗歌更应该有所含蕴,在激动读者感情的同时,也要给他们留下思索的余地。   “寄托”即言外之意,是一种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诗人以咏物的方法来寄意或托物咏志,或借物抒情:“这囚禁的花蕾要等待多少年/才会绽放/秋天一夜之间走了/我的心也被石碾/压成了失魂落魄的麦草……”(东林:《童话怀仁》)有时诗人迫于某种情况不便直说明言,只能婉转道出。就整体而言,是一种不出现“本体”的暗喻,言在此而意在彼,有寄托的风景诗,也要在作品中透露一点消息;或是在写景中挺进一、二句有寄托的话,暗示写景是另有深意的,或者写景用典,从所用的典故中透露出寄托。   象征是东林先生诗歌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明与之相近似的某一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它常用来暗示作品的主题,传递诗人的思绪与感情,它有心理学基础,是自觉的表象联想。诗人将一个或多个表象(具体事物或形象、意象)作为客观对应物自觉地联想到一起,建立“方程式”,诗人只写出这道方程式本身,不需附加任何解释和答案,让读者自己去感知并解开这道方程式,以亲身体会到象征所暗示的意义,如东林先生的诗歌《风不想知道》和《一只过路的麻雀落在石佛肩上》。诗中运用象征手法,增加诗的容量,启发读者的联想,开辟出一个更深沉、阔大的意境。   在诗歌中,朦胧或表现在意境上,叫意境的朦胧,或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叫艺术手法的朦胧。东林先生的“挑灯看剑/独守辕门”、“汗马嘶风/仅仅是一场梦”、“冬暮苍茫/成群的白雁/随着一名戎客远行”、“风把飘散的雪/吹成寒光闪闪的飞刀”……这些叫境界的朦胧。现代派象征派诗的特点就是夸大破碎形象的偶然拼凑,追求浮表的象征和繁冗的装饰,无节制地使用空茫的意象而内容是空虚的、苍白的,相反,如果内容不空虚,有一些“点题”的诗句,这种现代派的诗就有其生命力。   品东林先生的诗,一些诗中的画面有时虽然没有明亮的色彩,也没有响亮的音响,但诗的雄心尚在;有时归入顿挫,又体现悲壮搏击的意境。当代诗人作品中就有很多诗雄而不丽或丽而不雄的现象,而东林则把二者结合起来,又雄又丽,自成一种轩爽华美的风格。这种诗表面看来都是各种景象的美好描绘,一种平常的意象,但实际上却有人格和社会哲理的内蕴,指示人们一种特殊的审美追求,就是在冲突中求和谐,在紧张中求舒缓,在阔大中求流丽,在奇倔中求艳美。东林先生有的诗还体现出一种壮美和崇高美,它来自对立,高大刚健的物象(意象)和伟大坚强的意志,深遂广阔的思想,昂扬奋发的激情。   我认为诗歌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和历史的崇高悲壮感,诗人的见解愈隐蔽,对诗歌作品来说就愈好。诗需要品,需要玩味,努力追求弦外之音,字外之意,读者品尝过程中受到启迪,开发创造力,领悟一种一如饮了醽酒一样的审美享受。   诗的哲理意识很重要,诗人常将自己对人生的悟道,将自己的智慧,运用形象思维,通过塑艺术形象揭示出来,去启迪人们思考。富有哲理的诗篇,总是有真知灼见的,表现了诗人东林的敏锐和勇气。东林的诗的格调积极向上,从大自然到人类,总是向前推进,他的一些诗颂扬一种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风格上凝重、古朴,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诗中造境状物、绘景固不易,诗里捕捉回荡一种情绪尤难。正因为如此,他的很多诗作在我看来就是诗歌中的上品和精品。好诗耐读,正是由于典型情绪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思索的空间。   由于与自己生命的过程息息相关,东林先生的诗有具体的写作主题,创造了具体、个人化的语境和情境。他通过诗不停地向人们叙说感恩和歌唱,无论是大海、植物、阳光,还是亲人朋友,他都赋以真、善、美而掩去那些黑暗和伤害的部分,读之使人心旌摇动。母爱、父爱、手足之情,朋友之情等诸种人间至情,他都能够以最平常的方式流露出来,又在特定话语情境中绽出人性和理想的花朵。   诗的题材得力于诗人自觉选择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得力于他个人经验和思维结构本身时代思想和生活波涛的积淀。一首诗是由诗本身的题目、语言结构、意象等构成,而诗的实质骨架却在诗人的精神历险和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耸立。所以,我们说:诗歌和生命毗连一体,又在生活中优雅的展开。   对世界的母性注视使东林的诗的语言散发出直觉之美,而又不乏思辩韵味。生活的沉重复杂在诗中最终都化作欢欣鼓舞的内心世界的林荫,心灵穿透显示生活既具体亲切又痛苦迷离的宽广时空,并翱翔不息,就像舒婷那样在寻泰戈尔、纪伯伦式的传统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东方女歌者执着和优美的立体肖像。       2015年2月3日于山西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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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02:53:18, 分类: 诗路花语

殷谦:纪念姚贝娜

“我满怀着感激和爱,向凡是在心里爱过或理解过的朋友们道谢,深深地感谢啊,好心的朋友!当我的歌声低落了,琴弦断了,天上掉下了无情的雨点,你却叫天使的玉音敲响我的心灵,用兰草继续我的生命……”(殷谦:《再一次重温孤独的永恒》) 听说姚贝娜走了,我甚至有些怀疑,曾有片刻的那么一点惊怔。当时就想写点什么来纪念她,可是又不知从何处说起,就那么莫名其妙的恍惚了一个下午。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的某天,我与姚贝娜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与华谊兄弟影视公司的一位制片人去饭店,恰巧她和朋友从饭店出来,与我的朋友打招呼,朋友特别介绍了我一番,她很亲切地与我握手,我记得她那双微笑的大眼睛特别明亮,印象深刻,脑海中潜映她的容貌,就像还在昨天。饭桌上我问朋友那个女孩是谁?朋友一愣,就吐了三个字:姚贝娜。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懊悔和追叹,我告诉朋友,我是经常听着姚贝娜的歌曲进行创作的,刚才见面的时候应该让她知道。朋友说今后还会有机会。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个人欣赏和喜欢的女歌星有两位,第一位是李娜,第二位便是姚贝娜,前者的歌声是明心见性的那种旷然,后者的歌声是情见乎声的那种清灵;但她们的歌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形容它们给我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就是“为情长歌”,袅袅余音如怨如诉;“歌以情发”,清歌绕梁,不绝于耳。 尤其是姚贝娜唱的古典音乐风格的歌曲,澄润邃美,如《菩萨蛮》、《鱼》、《红颜劫》、《采莲》、《生命的河》、《香飘云天》、《问红尘》等等,歌声时而令人心悦神怡,时而使人云愁雨怨,是发自她肺腑的天籁,至真至诚的她满怀对情感的敬意,用灵魂歌唱的,充分赋予了歌声以永恒性质和浪漫情调,使诗意与悲情和谐统一,让那种凄美的情感充满强烈的抒情效果,她的歌声总是情真意切,充满诗性意味和浪漫气质的直抒胸臆,无疑是姚贝娜歌声中所具有的压倒性优点的品质和特征。 真正的歌唱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寂寞、痛苦和绝望的自我超越的过程,犹如一个坚守信仰的布道者,通过歌喉来传播善良、爱意、温暖,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捍卫灵魂的。 姚贝娜是天使,她只是受上帝的召唤回家去了,祝愿她在天国能够继续高歌。 2015年1月19日夜于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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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02:52:21, 分类: 诗路花语

殷谦:愿做一个启蒙者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与著名诗人黄遵宪通信谈到想创办《国学报》,而黄遵宪先生却以“不合时宜”为由,使梁启超打消了创办《国学报》的念头。今天,由怀仁天下国学院主办的《国学报》终于创刊了,说实话,我现在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百端交集。 在举国上下热炒国学的时候创办这份报纸,未免有“跟风”之嫌,但是我觉着弘扬国学总是一件好事,“跟”总比“不跟”的好。国学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它几乎囊括我中华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外称之为“中国学”,而现在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国学的具体内容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儒家思想已经融入国人的灵魂和血液,它既是清洗血液的精神之光,也是桎梏灵魂的无形枷锁,故其中良莠并存,玉石杂糅,有教人向善以及为人处世的思想精华,也有缺乏以及反现代性的自由理念和平等意识的消极糟粕,所以儒学也并非完美无疵,这就要我们谨细的加以辨析,弃之糟粕而取其精华。 基于此,我虽对“国学热”的盛行望穿秋水,但却是傍观冷眼的,我认为在现代启蒙这个未竟事业尚未完成之前,需要冷静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缺乏个性尊严和公民意识的奴隶主义的反现代性的观念,需严肃批判因传统观念而形成的生活中的缺乏责任意识的混世哲学,以及缺乏平等意识的拜权教等等反现代性世象。 前不久,教育部发文要求举国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在我喜欢的同时不免也有些悲伤,中华传统乃是国人之魂,传承传统美德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养,难道还需行政手段以一纸公文来强行和要求吗?直教人叹国之魂失矣!令我喜欢的是各地掀起“国学热”,所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而这种看似“叫魂”的运动恰恰说明中国出现严重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危机。 我所担心的是所谓“国学热”仅仅是“热”一时,继而走向形式。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披着国学大师的外衣到处做活动,名为弘扬国学,实则为借此敛财,仿古人装束,说得两三句“噫吁哉”,便使一些人趋之若骛,奉若圣贤,实实滑稽。对于“国学热”,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姿态,需要一种冷静、严格而清醒的自省意识,不能一声令下就蜂拥而上,便把国学当成一种流行文化而变成一场绚丽的流星雨,一时间六街三市皆为“孔孟夫子”,坊隅巷陌都是“之乎者也”,就像中国立时回到两千年前,比屋而封,未久又乘时光机器从过去回到未来。 国学不是流行歌曲,哼哼就会,天下之国学,断非能一蹴而就,也非易于拾遗便可达圣人之域。即使是国学,亦不能深闭固拒,而对西方文化一概否之,仅凭传统文化不能解决问题,光有善意也是无济于事,有可能成为封建思想的温床,使原本骨子里的那点奴性的血液再次发酵并膨胀,助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文化自闭。我们有责任清醒意识到国人普遍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相对低下,不健全的文化环境使我们时代的文化学术还处于十分稚嫩的状况,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世界性的参照语境,无视他者的存在和影响,自己为自己辩护,自己给自己鼓掌,我们势必会回到狭隘而自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这是比任何后果更为危险和可怖的。 国学是先贤古圣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构成,它的精髓就是让我们克服自诩自大和沾沾自喜的坏毛病,教我们虚心向善,放眼世界,它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依据“人类性”的理想标准和“世界性”的经典尺度,是一个不可撼动的“普适性”的价值准则,我们无权怀疑它的客观存在,无权拒绝它培养我们健全的人格,使我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摆脱金钱和权力以及市侩主义等异化力量对心灵的败坏和消极影响,使我们认清和牢记历史,客观地面对现实,捍卫内心的尊严和自由。 事实上是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混乱,当下亟待启蒙的就是财富观,中国人信奉“金钱至上”的哲学,认为只要能获得财富,什么手段都无可厚非,殊不知财富虽受用但也很危险,它只是满足生活必要条件的现实目标,而不是人生意义的最高目标,一个人要懂得克制和放弃的意义,而不是惯宠自己的欲望,任由其肆意滋长,面对财富要有一个超越性的、道德理性的态度。所以,致力于国学启蒙教育是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都具备喻世、警世、醒世的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觉,关注社会的进步,时刻不放弃文化复兴的启蒙精神,这还要求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是否有健康而雅正的趣味,是否能够创造出真实而美丽的世界,给人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温暖以及照亮前途的光明。 “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左传 成公十三年》)背信弃义的秦桓公说了这句话,使晋厉公勃然大怒,断然与唯利是图的秦国绝交,烽鼓不息。国学就是教育,国学中有很多知识都是教育我们不要唯利是图,而我们时代却恰恰相反,使无节制的拜金主义靡然从风,社会道德滑坡,我们的内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泱泱大国出现前所未有之人文精神危机。一个对天地自然不心存敬畏,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对自身也不加反省的人,将是一个短视而物欲的、浅薄而疯狂的自寻死路的人,就如那些无所畏惧而死不悔改的贪官污吏,其实他们也是这种畸形的财富观的受害者。 在国家提倡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际,我希望我们的《国学报》能够进入校园,希望它能够为学生们提供一些积极而有用的文化知识。在这段时间,我与一些学生家长交流很多,发现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和看待教育,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认为进入高学府获得高学历才是硬道理,好像人的一生除了考一所好大学外,别的奋斗都没有意义,我想说的是,家长和教师都必须清醒认识到,学校不仅仅是一个教学组织,它应该是获得各种文化和各种能力的源泉,如果学校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凭工厂,毫无疑问它的基础本质将遭到破坏,我们应该明白教育学生学习知识是学校的基本使命,然而它最终的责任是通向传播文化的道路,无论什么“学”他首先是“人学”,要以人为根本,教育的功用不仅仅是将人培养成才,它的责任和使命更要使每个人才都成为有良心的人,对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和为之服务的社会担负起责任和义务的人。 《国学报》正式创刊,作为总编辑,我希望这份报纸能够充满良知感和庄严感。接下来,要实现所谓“伟大的中国梦”的核心工程就在于文化强国,并且人人有责。同样,我们的《国学报》愿做一个启蒙者,为国学之启蒙事业奉献微薄之力,虽然启蒙的国学不能瞬息之间教人们革面悛心,一改故辙,但是国学中的经典和可取的经验足以让我们思索,让我们不安,让我们的心智变得更成熟一点,这就是我们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也是我们这份《国学报》的意义。 最后,感谢就职于山西省社科院的著名诗人东林先生,他给了我们《国学报》编辑出版工作以慷慨的支持。 感谢山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书法家郭新民先生为我们的《国学报》题写报头;感谢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艺术家任志宏先生为我们的《国学报》题词。 感谢那些通过各种方式与我长期保持美好情谊的朋友们,他们的智慧和学识惠我多多,尤其是感谢王立群、贾平凹、陈忠实、傅佩荣、钱文忠、雷达、曹文轩、孔庆东先生作为本报顾问,他们都是我所尊敬的长者,也是我和我们的《国学报》的良师益友。 ——《国学报》创刊致读者朋友。 2014年12月29日于山西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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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尤其是对你

一、迷失 也许看到别人扬眉吐气的笑容的时候,我应该感到庆幸,在这个情感冰结的时代,一张灿烂的笑脸几乎可以让我心情不由自主地愉悦起来,我渴望这个,尽管已经伤痕累累,我没有努力去掩盖这种悲伤,当自己准备编织一个美丽的花篮,有人却急着要结束它。现在,所有我想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斜倚床上,尽力垫高枕头,让自己沉重的头颅重重地仰下去,接下来是坠入地狱一般的眩晕,乌云骈叠,一层层包裹着浸蚀我的身躯,而后下坠……直到灵魂正要脱体临迩一惊的时候我挣扎着翻过身子,将脸埋在枕头上大口呼吸,我知道我的心跳以及恐惧,我很害怕,我不该在这里丢失,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耳边还在萦绕着那句话:“尤其是对你!”自从我走出房子之后,我似乎不得不疲于应付一些不良的“战役”,即使许多人发誓他们很好。我发誓我依然很好,和所有那些忙着生或者忙着死的人一样,即使生活背弃了我,我依然会健康地思考,积极地行动,不管是什么,美好的或丑恶的,我必须承认它们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最近我无法找到灵感,我喜欢用很长的一些时间洗碗或从事其他一些琐碎的事物,我希望在梦里都是清醒的,尽管那是一个我不承认的世界,至少我还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许有一天我会将自己撕成碎片。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就能照见自己的灵魂,他在希望和恐惧中挣扎,而彼中是一道无情的海岸。 我仍然躺在床上,仰面朝上,我的灵魂看到我的躯体,看到我瞳人上清晰地映着吸顶灯上的卷云纹。我知道艰难或困境已经不能使我担心,我的担心是遗憾。我怕后悔,担心我的生命将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生存方式中结束。以前我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甚至醒来看到夕阳,现在我怕我永远不会醒来。我很清楚,现在,现在,在寂静中我能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我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找到了回家的路,以及我平静的呼吸,别人扬眉吐气的笑容,所有的这些使我不会松手。而现在我将回家,剩下的只是细节。 二、问题 我想我可以拥有任何东西,但首先我必须失去自己。在一段时间里我与他们一样变得贪婪和自私,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这使我开始惶恐不安,一些有关拥有和如何去拥有的想法越来越多,就像完全只剩下一堆白骨和金钱。有时候我也开始迷茫,我该如何重新开始? 生活中很多珍贵的时刻,我已经浪费了,自己的灵魂被忽视或丢失,我有时也会担心或抱怨,为什么现代物质文明较过去已经发达和优越了,反而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了?这迫使我试图寻找一个答案。 反腐只是政治家的一个游戏,它的时效性值得怀疑,历史给我们讲述了类似很多的故事,结果往往是它只属于某个时代。人性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大概只有上帝才能彻底看清楚,所以任何措施只能使其暂时收敛,这就和制定法律一样,不能说有了法律就可以彻底消灭犯罪,事实上法制越健全的国家,犯罪率反而越高,甚至这些国家的司法独立。我想人不可能是被机械化的情感动物,正常情况下他不可能成为机器人,而只需要安装一个程序编码就可以随心随遇地制约他。法律亦如此,它只是一种手段,发挥其震慑作用,而真正能够改善人性的是深层次的文化,因为人的行为取决于意识,他需要一种正确和积极的指引,他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信仰。 为什么一个发达的社会以及看上去普遍繁荣的世界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生活,甚至会互为仇敌,很少有人会无私地顾及他人。人性冷漠,如果环境改变人的理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生存在这个国家的人确实很不幸,甚至悲哀,功利主义价值观甚嚣尘上,人的生存方式愈来愈接近于动物,缺乏安全感;社会陷入混乱,人陷入生存恐惧,他们只惦记与社会利益毫无关系的私人利益,每个人好像只剩下躯壳,灵魂没有了,爱和阳光没有了,他们任由自己的欲望支配,丢弃了适于人类的生存规律,遵从的是残酷野蛮的丛林法则。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认为自己并不比深山中的野人更有优越感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不属于人类。 政治家既想要集权的权威,又想要适当的民主来安定民心,显然无法找出一个能够完美结合的方法。司法独立在某些国家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完全民主的政策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更是遥遥无期。而在政治家试图寻找一种解决办法的时候,同时也进行着“愚民”的治变,人们摆脱不了操纵和宣传、灌输,也无法理解和认识事实,直到有限的议论也成为空想时,只能通过获得物质或金钱来达到目标,来实现相对的自由,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非常现实的现实,甚至为了它丧天害理,我听多了中国人“有钱才是英雄”的论调,当然希望成为英雄,而不是“有钱成了畜生”。 当一种理性不被人们所认可的时候,表象就显得毫无价值了。令人忧伤的是,在这个世界的一些政权中,头衔与行动不一致,现实与概念不搭边,形式与内容有差距,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但无论如何,客观性和真诚及坦率是人类世界能够和谐生存的必要的两种品质,所以文化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对你——我的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而今谈起文化,何时变得如此空虚、萧条,何其孱弱已甚? 他们不关心、甚至看不到伟大的事物,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豪,也没有判断自己生存的世界的可靠尺度。在这个病怏怏的时代,信仰真空使人们缺乏明确的、健康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辩护。学者不学,专家不专,作家玩弄风花雪月,艺术家追名逐利,企业家捞金不择手段,政治家“治家”有方,票子妻子全往外转,到处都是为混口饭吃而变得假惺惺的人,世风日下,民心丕变,我们时代的思想之混乱,精神之瘫痪前所未见。 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对名气、金钱、权力顶礼膜拜,所以不再相信真伟大和真英雄的存在。他们迷信和崇拜权力,认为有权的人是伟大的;他们迷信名气和金钱,认为有名气和金钱的人才是英雄。而对于那些为人们提供人道原则和生存智慧,提供美好图景和爱的理念的人,他们则嘲讽讥笑,嗤之以鼻。他们还算是正常人吗?他们怀疑一切,好像除了金钱和权力之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他们只是一具没有被有价值的精神和思想维系起来的等待腐烂的肉体。世界如果最终成为这个样子,那绝不是造物主的意思,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崇拜以及那种高尚而可贵的忠诚。 毋庸置疑,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都不能使自己高人一等。我们需要相应的、每个人都能够心悦诚服地遵守的一种法则,比如从真正意义上的间接民主过渡到直接民主,政策过程民主化等等。当务之急是宣扬这些法则,宣扬有错必改和完善自身的做法,宣扬信守精神和自由意志,不仅单指某个国家,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因为当有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处在极度的惊恐不安、愚味无知、思想混乱的状态。 中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机,无论反腐的本质究竟怎样,或说权力斗争,或说安抚民心,总之现行的反腐政策还是有收效的,如若能加大力度,打一场持久战,它的结果无疑是积极的,甚至可以影响历史走向。我们总不能一直拿苏联来衡量自己,现在我们务必正视自己的缺点,应该拿建立一个既有格调且又和谐的社会做为标杆来严格地自我要求——无论什么时候,你在镜子面前永远看到的是自己的脸。 三、质疑 1、你为什么要考古?这样做的意义?当我从事独立考古学术研究时总会有人问我致力于此的意义,我只想说前车之鉴——前人走过的道路不可否认有很多是正确的和积极的,更不能否认过去也有很多对我们有教益和帮助的事实。我正在构思这方面的专著,我希望能与我的读者分享。这样的回答对他们来说有些可笑,我只能说,我是在寻找过去,尽管时光无法回转,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回头,希望能够重新认识自己,以至最终找到自己,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意义。前段时间在怀仁一中云东校区座谈,有学生就提出这个问题,意思是如此伟大的发现为何不将它保护起来。而让我悲哀的是,当局认为一切关于考古之类的事不应该是个人行为,这种事应该属于国家行为,即使你个人所发现的是事实,但也不能作为权威论证,这里的权威是属于当局的,只有当局才能说这个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而作为个体,即使你所研究的结果就算是什么那也不会是什么。我的研究成果经过美国迈阿密测年机构的论证,并出具测年报告,没有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新华社记者对此做过报道。悲伤的是有关专家极不专业的说辞,大概是说我对石头本身的测年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专家的权威说法,事实上没有任何测年机构愿意对一块冰冷的石头进行测年,他们只对送测的石器或陶片上的附着物进行碳十四测年,此处不赘。关于怀仁鹅毛口古人类生活遗址,有更多惊人的发现,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和美国权威学术刊物上。至于当局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但作为从事独立研究的个体,我内心仍然在坚持,也有一些反感——我既然没有吃你的饭,自然也就谈不上砸你的锅,我所做的是发自内心的学术责任感的驱使,既然不被认可,那我可以选择沉默。 2、你喜欢写“穿越”吗?我知道这里指的是《蒙古秘藏》、《忽必烈秘器》、《传国玉玺》这三部长篇小说。对于一直从事严肃文学的我非常惊讶于这个问题,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有人会将“穿越”这样的字眼与这三部小说联系起来。文学创作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中也应该有所改变,这不过是和超现实、神秘感,象征和隐喻等一样,只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但我在运用这种修辞手段时,我想我有更高的修辞自觉以及更强的理性意识,我认真的写了这三部小说,它们内容丰富主题明确,我很自信赋予作为能指的象征系统,因为它是历史小说,如果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便能穿透作品,很好地理解作品,并能够发现它们有一条明晰的有线可寻的逻辑关系建立于形象和主题之间。 3、从大城市到小地方,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我本不想提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说,因为它甚至影响到我的生活。在雁北地区隐居三年,这是我个人的选择,辞职以后我一直栖居在这个清净的小地方。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地方历史,无疑这些历史本身是伟大和惊人的,我只是觉得应该将它们公诸于众,或许能为地方文化事业尽微薄之力。而这个努力的过程异常的艰难和痛苦,很少有人真心的理解。一些人质疑我来这个小地方“跑马圈地”,说实话我的朋友所开的文化影视传媒公司至今还要支付昂贵的租金,我们自负盈亏,迄今没有一分收入,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完成历史文献片《怀仁城的记忆》和《女娲来到鹅毛口》预告片的拍摄;通过媒体向全国公布鹅毛口远古人类生活遗址的发现,最近又忙于怀仁金沙滩镇日中城北魏历史的考古研究,闲暇之余还拍摄了几个公益宣传片。也有人质疑我是被“驱逐”和“流放”到这里的,说我有所谓的政治问题,这更是无中生有,首先我不是政治家,亦非体制内人士,有何政治问题可言?对于这种恶语中伤试图阻挠我的人,我也只能一笑置之。当然,站在他们的立场我表示理解,我甚至是个碍眼的人,可能影响到了他们的某些利益,但是,如果他们对我的善意而做出任何不可饶恕的事,我发誓我绝不会沉默。 4、你走吧,为什么不走?这不是毫不客气的逐客令,而是一直以来帮助和支持我的朋友对我善意的忠告。我的大脑仍然缓慢,虽然有时也会轻柔地升温,但我仍然相信事情总会朝美好的一面发展。我可以自恋地说我这个人做事向来认真和执着,从不轻易说放弃。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小城,我可以在每个早晨向陌生人问好,我甚至关心每一个街区的未来,就如我的朋友曹明明一样,如果有垃圾出现,或者只是一个破碎的瓶子,他的心都会不由地颤栗一下。而如今,我所关心的不止是这些,我还关心自己走在路上,突然朝我而来的狗是不是友好的,我不在乎未来的日子会怎样,因为我有我自己信仰。不用说什么,总有一天我会走,但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有很多的善良的人依然支持我,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也能使我感到愉悦。我需要去做的事情太多,显然时间成了迫切的问题,我真不忍心也舍不得由于我轻易的松手而使许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的湮没。尤其是对你! 四、希望 在一个信仰真空的时代,质疑显然变得合情合理,其中夹杂着个人利益的因素。我并不享有巨大的声望资源,所以我的力量有限,甚至是无能的。一个小沈阳的到来就足以让这个小城沸腾,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名人”,就像“有钱才是英雄”的论调一样,“有名便是真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评量成功人士不可撼动的标准。我不会在意他们的看法,我喜欢实实在在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不然名利于我如浮云。在怀仁一中云东校区座谈时,有学生提到名人头顶光环却名不副实的问题,其实我不在乎这些,但在中国,你不在乎这些,有人却很在意这些,如果你不拥有它就意味着你本身就不能够获得认可。还好,我对自己的才华和诗情从不缺乏自信,自然也就不会通过当局什么部门或机构来“验收”和“考评”。也许因为我们太久的被世界遗忘,太久的与世隔绝,我们变得自卑和孤独,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可和理解以及鼓励,但是我们不能靠牺牲自己高贵的尊严而换取别人的认可和肯定。难道没有经过当局的同意,我就无法体验到收获的快乐?就不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在雁北我认识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在我眼里却是我的朋友和兄弟,在当地许多人眼里他也许“一无是处”,但我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之一,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我为我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竭尽了全力,我庆幸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还会有人紧紧跟随我,并为此不惜付出所能,他是一个在别人眼里甚至有些“瑕疵”的人,他目前所做的事情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成为笑柄,这不是一些人悲哀,而是一个地方的悲哀。我所认识的他,从来不把权力和金钱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甚至他厌恶粗俗,鄙视一些人缺乏文化的市侩习气。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更不可思议他能够与我并肩扬帆,甚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组合。谁也无法相信他与我有同样的信仰,那就是我们的事业乃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努力,他相信我们的目标在彼岸的世界——那片接近上帝之国的地方。 他极力推崇我,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他这样做,很多时候他因为急于表现自己对人生仰或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态度,常常显得很直白,显然他的努力并不能引起普遍的认可,他大概忽略了如今的人是绝对迷信权威评价,对于他对文化事业的观点,大多人都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甚至充满嘲笑和讥讽。这个世界有太多自命不凡的狂人和装腔作势的能人,而像他这样热爱文化事业的青年却不多见,他的心灵境界和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去尊重,他内心所流露出的情感是那些手里有几个钱便傲慢自大、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的人永远也比不上的,因为他是一个感到自己也是天地自然一部分的人,是那种有集体感情的人,他相信人与人能够成为兄弟,尽管有时候他也会遍体鳞伤,但他仍然要做一个对社会以及对自己的生命有责任和意义的人。 正因为他的内心有对他人的爱,有造福社会的愿望,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和重大的意义。虽然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但他的内心涌动着一种高贵的兄弟般的情感,他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充满善意;虽然他没有很多文化知识,但他却极具智慧,因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他没有狭隘和残忍,没有愚蠢和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 他几乎消耗一切让我留在这里,还有我们已经开始搭建通向彼岸的桥梁,我开始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孤岛,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水。 当代一个巨大的弊病就是希望危机,而我认为,能够把赌博和吸毒以及沮丧和怯懦的青年,与那些对有自己崇高理想且坚定不移、充满斗志的青年区分开来的鸿沟就是希望。我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怀抱火种守住希望,尤其是对你。 五、拾零 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对我以及对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的各式各样的评价、理解和判断,我从这些评价和判断中意识到一个事实,当一个地方的人仍然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生活认知状态的时候,只要谈到文化和信仰等美好领域的东西,很难基于事实达成一种共识,他们对自己所认知认可的人和事物是绝对崇拜和捍卫的,你很难去改变或者否定它,即使那种“狗屎变黄金”的认知过程是错误的。我注意到他们对权力和金钱异常执迷,近乎狂热的地步,面对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和拥有钱财的人,他们不但缺乏自信,而且也丧失了否定的勇气,即使那些人和事物是残缺和失败的,他们也会超乎想象地去崇拜和赞美它们,将之奉若神明,他们从无这样的意识,就是以一个客观和正确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趣味及其精神是否雅正和健康,以至于凡是自己所认可的人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们津津乐道且不容置疑的内容,即使他们自己人在一起谈论,一旦意见相左,便会在窝子里互相攻击,甚至撕破了脸而大打出手。 我也听说一些从事文学的人并不希望我在这里出现,我非常理解,并且怀疑地认为“文人相轻”也许是一种天性。 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找不到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理念,看到的只是一种玩物丧志和不思进取的坏习气,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看到那种充满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博爱和自由、正直和理性的精神。难道真的是因为俗人太多的缘故?为什么最应该有所担当的作家和艺术家却完全没有这种文化自觉?细看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要么是一地鸡毛式芜劣堆砌的物化主义,要么就是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感觉主义,无意义感和盲目性充斥在字里行间,很少有力量感和思想性,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作家和艺术家么?难道这些不应该批评吗? 一个地方的富饶和繁荣不能仅仅依靠资源,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即使一时的繁荣也是表面的和虚假的,真正的富饶和繁荣要看这个地方是否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宽厚的文化氛围,这对于一个地方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责任重大。虚假的繁荣使社会的反常现象靡然从风,人们的道德变得模糊和迷惘,渐至沦丧,人生失去了积极明确的目标,很多人不顾道德准则,玩世不恭、沉湎淫逸,在极度混乱中苟且因循。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有更多聪明的话。现在我感到伤心过度,一些事情会摧毁我,也许我只是突出了很多,而我不希望成为我不希望成为的人。我一直都很规整,却在这里脱节,幸运的是我仍然可以通过这一切来思维。判断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虽然我正在努力克服这一点,我试着尽可能地接受别人的选择,接受那些在他们看来美好的东西,这种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强烈,因为我老了。也许我总是那么狭隘,总是不顾及别人的真实感受,别人想成为什么永远也不会是我的事情,我一直充满信念,尝试创造一种氛围,并且告诉别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通过美好的东西来改变世界,当别人的冷漠、鄙夷的目光以及口水朝向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然而,我仍然相信世界应该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意义。现在,我仍然相信文化能够致力于公民道德的培养和建设,但是这需要作家和艺术家们有所担当,承担起伦理的责任和道德的义务,创作出于人有益于社会有益的作品,即使身处于夜的深处,也要看到精神的亮光。尤其是对你,试扪心自问,上帝赋予你才情和智慧,你岂能无视它的存在? 2014年11月5日夜于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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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怀仁城的记忆(大散文)

我在山西雁北地区的怀仁县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其中《蒙古秘藏——发现成吉思汗陵》和《忽必烈秘器》、《传国玉玺》已经出版并公开发行,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太古》已脱稿。我感谢怀仁,我用了几乎三年的时间来熟悉这片土地,说实话我不能阻止自己窥视这个迷人的地方,并且想象着古人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景象。 这片土地无时不在展现着怀仁文化的魅力和品质,本土的文人墨客总是喜欢将这里描写成青山绿水,乃至塞外江南,可我知道那只是对局部一些景致的赞美。怀仁的春夏自然比不上江南的娇媚,倒是怀仁的秋冬让我印象深刻,瘦削苗条的树木,劲拔的躯干轮廓分明,看上去精神抖擞,充满阳刚之气;冬天在积雪的清凉山眺望,这片土地光彩柔和,气势雄浑的线条挂着淡蓝、金黄、青黄的坠子,像积雪的阿尔卑斯山,石阶小径沿着嵯峨的山脊蜿蜒而下,宛若乔治 英尼斯(George Inness)油画上的美景。是的,我更喜欢怀仁这种温舒淳重的从容以及宽厚朗豁的气度,具有诗意的浪漫和道德的淳致,让我感受到这片美丽的苍凉中还透着一丝倔强,还有那种苦难感的沉重和力量感的雄浑,所以,她甚至是独特的。 我想说的是怀仁这座小城的精神和灵魂,简言之就是这座城市的悠久、优雅而高贵的文化气质,这是一个令人梦牵魂绕的地方,你都无法想象这里发生过的一些伟大而惊人的事情,在元朝至元年间,怀仁锦绣繁华,才子云集,崇文尚武,蔚然成风。 为什么要考究和关注历史,我想人们都渴望不朽之精神禀赋以及尊贵而伟大的光荣能够照亮和激励自己,这是人类传递经验和强化记忆的社会需求,亦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关注历史是通过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将过去的教训和灾难转化为今天的经验和借鉴,为人们提供能够认识过去那些时代的一些启示。 历史是严肃的,学术必须严谨,我们在发现并记录一个地方的历史时,要通过自己的所见和发现记录那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以及有价值的思想,而不能将它变成一个人的“自由歌唱”。我们不能提到杨家将就兴高采烈,而提到忽必烈时就横眉冷对。不能因狭隘的仇恨而以一种傲慢和浅薄的态度来否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为尊者讳,忽略或隐瞒历史人物所犯的错误和他人生中的教训和失败。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深刻地思考,真实地记录。 记忆之一:清凉山 残阳,山谷,暮霭,一场交织着春泥芳香的小雨沐浴着大大小小的楼阁亭台,如少女明眸般晶莹剔透的水滴在瓦甓上娟娟欲滴,青铜香炉里的檀木燃为灰烬,从网状的窗槅远朓,清凉山、锦屏山下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商铺、摊点、绸缎、布匹、男人和女人……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尽显这座边塞小城的繁华和富丽,这正是元宪宗元年(1251)年时的怀仁。而今,这些珍贵无比的历史痕迹只剩下一两处悲凉的残垣断壁了。通过赵璧对忽必烈的描述,我们在怀仁县亲和乡南小寨西边还依稀能够从崩塌的断壁和破甑的老龙王庙中看出一幅幅斑驳得壁画,以及梁楹上精致的图案,还有那一片片在萧飕和死寂中沉睡的窗格子。 老龙王庙东边是至元十六年忽必烈皇帝下旨修建的永宁寺,眼前的这座崭新的寺是在原址上新建的,而在至元十六年时,永宁寺的辉煌无与伦比,气势恢宏的楼阁殿堂和桥榭亭台在瓦光浮璀、佛音绕梁、铃语振锵中倾诉着那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初六(3月19日)南宋与大元在崖山最后一搏失败,宋将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自此灭亡。而这件惊天泣地的事不仅触动了所有汉人的心,同时也触动了忽必烈的爱女察伦,她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位自小就喜欢在马背上舞刀弄枪的公主随他的父皇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她是察必皇后所生,也是忽必烈最为器重和疼爱的女儿,然而察伦对她的父皇深感失望并不是因为南宋的灭亡,而是因为南宋气壮山河、悲天慷慨的灭亡,尤其是宋将与幼帝投海殉国的壮举更像一把利刃无情地刺穿她的五脏六腑,让她痛不欲生。而在这之前,忽必烈曾当着察必皇后和察伦公主的面承诺过要善待南宋幼帝,可惜他食言了,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察伦公主来到怀仁,在她最敬重的先生赵璧墓前祭拜一日,肝肠寸断的她于两天后在清凉山落发出家,法号“妙严”,建清凉寺及华严塔,塔至今尚存。 清凉寺已化入尘寰,从华严塔拾阶而下直至山底,在西边的一处空地上依然可见遗留下来的清凉寺莲花柱石,在旁边有个佛龛,里面供奉着妙严公主和赵璧的雕像,聆听佛音袅绕,令人肃然起敬。   温暖而和煦的阳光给雁北大地送来浓郁的春意,暖风将光秃秃的白杨树吹得枝头乱颤。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打着群架,为春天的来临欢呼。蓝天宣示着苍穹的庄重和威严,白云妆扮着大地的纯洁和宁静,望着怀仁的美丽,太阳羞涩地躲进云朵里,不一会儿,它又俏皮地将那圆圆的脸蛋儿从云朵里露出来了。 站在清凉山华严塔旁边可俯瞰怀仁,向东望去,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刚刚出浴的少女,稚气而美丽,清凉山成为怀仁西边的自然屏障。 察伦公主在寺院的一棵古松树下沉思,她凝望呈在眼前的山峦和树木,梦幻般地聆听清风的细语和山坡上流下的涓涓溪水的柔声。观音殿中供奉着慈目善眉的菩萨,她俯瞰着众生,察伦公主手持念珠,默默念诵着什么,她抬起来头来,当她目光与菩萨那种温情的目光相遇时,心中那些郁怨的块垒瞬间便瓦解了。 她平心静气地念诵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胸中的恨、怨、仇都化为青烟,心中坐着千佛万佛,赋予了她新的思想,改变了她性格上的偏执以及盲目的仇恨,给予她众生之爱的真谛和启迪,让她步入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 察伦出家的消息无疑令忽必烈震惊和伤心,但木已成舟,同样笃信佛教的他不敢强令阻止,他更怕他对女儿的呵护不仅不能被女儿理解,反而会使女儿走向绝境,当他派宫里的亲信赶往清凉寺探望察伦时,先得到消息的察伦拒绝了父皇的好意,忽然下落不明,宫廷亲信不敢怠慢,多方打听才得到察伦隐藏在怀仁南边(今亲和乡南小寨),但宫里来的人始终未能与她见面。忽必烈寻女心切,为使女儿产生好感,干脆一道圣旨在南小寨建起了一座壮观的寺庙,赐名为“永宁寺”,以表达他对女儿的关切,遗憾的是,察伦公主从未踏入过忽必烈为她建立的这座寺庙,不过许是机缘巧合,她听说当地有人掘井发现一尊木头老龙,颇有帝王之相,她以为这是上苍暗示她的父皇忽必烈是龙王转世,于是就在这口井旁边建此老龙王庙,并将这尊木质老龙供奉在庙中,也算是默默地表达了她对父亲的眷顾。 《怀仁县新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寨西有老龙王庙,庙外一井,相传里民掘井及泉,获一木质老龙,元首像,遂作庙装塑以奉之。”(《怀仁县新志》,光绪三十二年,P73)这里所说正是这件事,我曾亲自去老龙王庙遗迹考证过,在还未腐朽的横梁上的一组彩绘中发现一个画面:有两座圆屋顶的大毡包,林荫中的街道,这是我所熟悉的美景,因为我在蒙古国的哈拉和林见过,画上所绘的是窝阔台汗、贵由汗以及蒙哥汗在位时的大蒙古国首都景致的一角,这无疑是我对此论证的有力佐证。 察伦公主返回到清凉寺已是深冬,一年后,也就是至元十八年农历二月二十九乙未日(1281年3月20日),从宫廷中传来她的生母察必皇后去世的噩耗,与母亲有着深厚感情的察伦公主不得不离开清凉山而赶往大都,至元十八年五月,察伦公主又入今北京的潭柘寺,并终老于此,野史有“清凉山落发,潭柘寺修行”之说。察必皇后的突然离世与忽必烈在灭南宋的一些暴行有关,忽必烈的得力大将伯颜在攻城略地时惨绝人寰的残暴杀戮,以及年仅八岁的宋末帝投海,都对善良的察必皇后造成沉重打击,她在悲愤中猝然离世,她的死对忽必烈的打击无疑也是巨大的,此后,忽必烈醉生梦死,疏于朝政。至元二十三年三月(1287年3月)察伦公主(妙严)在潭柘寺圆寂,为了纪念爱女,忽必烈授意总制院在怀仁县又建崇国寺。   犹如潮水般的记忆依然涌流,在我的感觉中,这座记忆中的古老城市就像一块巨大而厚重得海绵试图将这一汪记忆之水吸吮而尽,继而再次膨胀起来。让我如何来描述今天的怀仁?我想在描述中应该包含着怀仁的整个像掌纹一样被隐藏起来的过去,过去的遗迹被现代文明无情地取代,它们藏在大厦中,藏在一条条笔直的柏油路中,藏在钢筋混凝土浇灌成的台阶中,隐藏起来的不仅仅是古道楼阁,而是这座魅力之城的灵魂以及这座城市的本质,否则你便不再有失落的感觉,事实上是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它使你觉得越来越陌生和孤独。怀仁——这座诡谲而充满梦幻般美丽的城市,具有一段伟大历史的厚重感,如果你忽略了它的过去,那么当你自认为正在享受这座城市的时候,其实你不过是它的奴隶而已,而不是正真的主人。   在大元至元年间,怀仁城有这样一条街道,当你沿着街道徐步深入,你所看到的是矗立在两旁的楼阁和月台,墙檐旁是竖着的写满商号的招牌,有精美的雕像以及绘着荷花或白鹿、蝙蝠、牛羊等浮雕的门墩,走入每一条巷子,都能看到大门对面的雕刻精细的照壁……漫步在这条街上,你可以看到挂着红灯笼的客栈,有秀女温柔地梳理长发的琉璃塔楼,有香气四溢的羊杂店和面馆,卖瓜果的摊子,缀满红绣球的红楼,隐士和商客以及腰挎弯刀飞马而过的兵卒。这是让人看一眼便忘不了的城市,并非因为它像其它难忘的城市一样让你看到罕见而美好的景致,它的魅力在于它有深厚得历史底蕴,这座叫人难以忘怀的城市就像一套锈迹斑斑的盔甲,像一座被人忽视的但可以储存我们记忆的城堡。现在我无法直接造访这样一座城市,因为在时代的变迁中怀仁古城消失了,这片土地已将它遗忘。 何时才能有一条大元文化街让怀仁人找到归宿,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不会丢下这段乡愁? 记忆之二:怀仁赵璧 我想讲述的古城是怀仁,这是一个让我兴奋的秘密。怀仁虽然位于雁北半干旱地带,但怀仁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干燥,风和日丽的时候,甚至都能感觉置身于达芬奇的油画中,就像所有位于塞北的城市一样,草木白云碧连天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在可见的塞北自然景观。怀仁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元朝中书省平章政事赵璧眼中的风水宝地,而这个在元廷显赫一时的赵璧正是怀仁人。 赵璧是一位非常博学的才子,不但精通蒙汉两种语言,而且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在当时就名噪漠北,尤其在蒙古人眼里他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当时大名鼎鼎的元好问就去怀仁拜访过他,还有姚枢、杨奂、张文谦、李俊民、徐世隆、张德辉这些才子名流都曾造访过怀仁,与赵璧煮酒高歌,纵论天下。 就这样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四帝之母”的唆鲁禾贴尼的眼帘,尊称他为先生。赵璧是唆鲁禾帖尼专门为忽必烈推荐的汉学老师,得到忽必烈的器重,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召见他之前,命王妃贴古伦亲手为他缝制了一套衣服作为见面礼,忽必烈见赵璧后直呼他为“秀才”,可见对他无比尊敬。赵璧时刻不忘推荐自己的家乡怀仁,在为忽必烈皇帝讲述他心中这个独一无二的家乡的时候,虽然这位独行其道鞑靼皇帝对他的描述的情况并不全信,但是他还是耐心地聆听着这位年轻才俊的侃侃而谈,他时不时地捏着下颌,表现出饶有兴趣的样子。他们很快便成了形影相随的好友,忽必烈将他推荐给蒙哥汗为臣,行走在皇廷中。赵璧曾奉忽必烈的命令广招贤士,后来的辅政大臣如姚枢、王鹗、郝经、李冶、杨奂、张文谦、刘秉忠、商挺、窦默、李俊民、徐世隆、张德辉等人就是由他推荐的,忽必烈即位后,赵璧奉命参与设计国家典章制度,我认为如果没有怀仁赵璧,也就没有忽必烈的大元江山,元朝的建立和治理在历史上与怀仁人赵璧是分不开的。 1242年9月,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召见了赵璧,向他请教关于自己的封地的事。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也是蒙哥和忽必烈的父亲,他在金正大九年(1232)农历九月征金回军途中染“肺鼠疫”而不治,《金史.哀宗纪》:“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拖雷就是死于这场瘟疫。窝阔台汗为了补偿拖雷,就将谦河(主要区域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赐给他的妻子唆鲁禾帖尼作为她的封地,元初称为谦州。对于这个地广人稀的封地,唆鲁禾帖尼并不重视,原因是这块封地并没有给她带来实惠。1251年7月1日,蒙哥即位,下旨为他的母亲划分封地,唆鲁禾帖尼想起了赵璧。 奉召而来的赵璧为唆鲁禾帖尼划了一块理想的封地,按赵璧的说法,太行山是龙脉,而怀仁正是火龙所在,他根据星象推算出地点:以太行山南北为界,北有怀柔、怀来、怀安、怀仁;南有保定、正定、平定,并以黄道为据在地图上划分区域。以这七个地方作为封地,寓意着“北斗之尊”,当听赵璧说这块封地能使其子孙江山稳固,唆鲁禾帖尼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蒙哥汗就将这片区域划分给她作为封地,并赐名为“谦谦州”,史学界有人认为谦州就是谦谦州,我认为这前后两个封地的名称不能混为一谈,先有谦州,后有谦谦州,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谦谦州”这个封地也是唆鲁禾帖尼有意争取的,她为使忽必烈了解汉文化,深入汉人心打下了基础,事实证明忽必烈后来取得南宋,“谦谦州”这块封地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心系天下人的赵璧尽管一身才华也未能使自己善终。至元十一年(1274),元廷大举伐南宋,意欲灭之,作为汉臣的赵璧在某个晚上与时任统帅史天泽促膝谈心,最后谈到兵伐南宋的事,同为汉人的史天泽陷入短暂的沉默,赵璧趁机劝他不要同族相残,最好是辞去这个统帅,否则将会遗臭万年。史天泽并没有当面应允,赵璧知道他身不由己,只好含泪离去。史天泽似乎没有听进赵璧的忠言,同年十一月便与伯颜统帅20万大军自襄阳发兵,征战过程中见伯颜残暴不仁,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史天泽这才对赵璧的忠告恍然大悟,于是,他中途诈病,急忙返回河北真定。忽必烈闻报很是惊讶,让他始料不及,史天泽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没退缩过,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撂挑子,自然就察觉到他的意图。 权力是一种神奇的精神现象,有权的人大多都很在意自己的权威是否收到侵犯,很在意等级秩序中的尊卑高下,权力也容易让人产生高高在上的幻觉,陷入可怕的个人崇拜主义,膨胀自己对各种特权享受的欲望。 1275年春,忽必烈派太医驰往探视,并赐给药物,看到御赐的毒药,史天泽明白了这位他忠心耿耿跟随了一辈子的皇帝的意思,临终前他还不忘上奏劝说:“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这就是史天泽最后的遗言。 言于密室,止于二人,至于是非真假,实难知晓,死者无语,故难以为己辩白了。而接任伐宋大军统帅的伯颜一路大开杀戒,肆意屠城,杀戮汉民不计其数。其间,悲愤交加的赵璧多次上书忽必烈劝他制止伯颜暴行,但眼看就要拿下南宋的忽必烈根本就不理会他的劝说。最终元军于1276年2月4日进入临安,俘虏宋恭帝和谢太后以及很多南宋宗室和大臣,南宋亡国。 至元十三年(1276年)3月3日,赵璧在燕京暴卒,享年57岁。说实话57岁算不上年老,但是眼看南宋汉人惨遭杀戮,同为汉人的他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孱弱无力的南宋汉民族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苦难中得不到怜悯和宽恕,就等于将他们置之死地,绝无半点活路,作为“汉人的敌人”的赵璧,在他自己看来,他活着有罪,倒不如一死了之,至于赵璧究竟是如何死的,这里尚需存疑,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实在无法知道更多。   赵璧一生光明磊落,秉性朴实、言语谨慎、性格果决、意志刚强,从关于记载他的一些历史文献上看,他的道德理想是做一个谦光自抑、忠肝义胆和于人有益、心性温厚的贤仁者。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征战连年、内忧外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情而残酷的时代,忧愤交加和客死他乡也最终成为他难以逃脱的悲惨命运。 在我看来,赵璧无疑是怀仁人的骄傲。 记忆之三:怀仁火龙 赵璧特别推崇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怀仁,将“火龙”怀仁视为“谦谦州”的核心,并建立了火龙王庙和火神庙等神祗,以供祭祀。毋庸置疑,怀仁确有它的奇特之处,就单说一个天象也只有怀仁独有,“云中之月初二必见,为天下所无。”(《怀仁县新志》,光绪三十二年,P21)怀仁,他向唆鲁禾帖尼保证,“谦谦州”这块封地能使苍天降瑞,大地和谐,封地所有的人的命运都会受到诸神福佑。 赵璧与历朝历代的文臣一样擅长用智铺谋,他以星宿为怀仁这片土地分野,怀仁这片区域正对着“昂七星”和“毕八星”,赵璧强调了怀仁在星象的重要位置,甚至怀仁是蒙元的国运命脉,是“天之耳目地”,古代占星家认为“昂七星”是匈奴主星,又主刑狱之事,主星倍明则狱讼平,主星暗淡,则刑罚苛滥,随之将天下大乱;而毕八星则“为边兵,主弋猎。”如此说来,这两个星宿对于刚刚夺得大蒙古国政权继而觊觎南宋疆域的蒙古帝王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正因为如此,唆鲁禾帖尼于元宪宗二年(1252)2月在赵璧的陪同下来到怀仁,因此,怀仁可以称之为“四帝之母故里”,尤其在非常崇敬和孝顺母亲的蒙哥汗和忽必烈的心目中,怀仁显得极其重要。 于是,在唆鲁禾帖尼的关照下,怀仁成为了当时雁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它的建设玄妙而精巧,甚至每条街道和每一座代表性的建筑都与行星运行轨道以及星宿的变化有关联,自此之后对于火龙神和诸火神的祭祀在怀仁有了严格的执行制度,每一次庆典和祭祀等重大活动都定在符合星象的日子里。 如果你在怀仁能感受到这里的人都具有仁爱、善良、包容以及祥和与勤奋的精神,那么就不得不称颂一个人,那就是怀仁人赵璧,他首先就是这样一个人。唆鲁禾帖尼是一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女人,她深谙世间的艰难困苦,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朝廷对汉人实施的严酷政策,但善良的她是绝不会让自己封地内的人民受苦,而身为怀仁人的赵璧能够实实在在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作为封地的怀仁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乱,这里的汉人与蒙古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相较当时同样为最低等的汉人来说,封地之外的汉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由于地位卑贱,时常受到蒙古人和官吏的欺压。在我所知道的元朝的城市之中,只有怀仁在某些程度上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传统和风俗以及美德。 《怀仁县新志》里记载了北魏和明朝时期的一些烈女,她们对爱忠贞不渝,令人叹观止矣,韩氏、田氏、杨氏、苑氏……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属于自己的一轮小太阳沐浴着灵魂,她们有纯情和梦想,有偏爱和憎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她们没有太多的自由,但至少还有些渺茫而遥远的希望,几百年前的某些日子,她们香魂散去,但她们的美德已成为传统,至今怀仁女性都继承了这些美好的品质,仍然不断地滋长,她们对美好爱情充满希望,相夫教子使她们对这种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更加执着和坚定,希望会不断滋长,所以她们精神振奋,乐观、积极而上进。 关于怀仁人普遍的品格,我想有一种美德值得称赞:仁爱和包容,怀仁人热情好客,也能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在这里都不会有被排斥的感觉,反而他们还会力所能及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今天的怀仁人依然如此。 赵璧向唆鲁禾帖尼建议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怀仁燃烧“旺火”以敬火龙神,一向对神灵虔诚的唆鲁禾帖尼不假思索地准了。元宪宗二年(1252年)正月十五,唆鲁禾帖尼在赵璧的陪同下观看了七座大“旺火”,“旺火”是用木炭和木材堆架起来的,并以北斗七星状排列,当时也不叫“旺火”,而是直呼“火龙”,这个叫法在怀仁延续至今。 另据《怀仁县新志》(P70)记载:“火龙王庙,在东门南,未详创始。供木像,天将雨,则鼻闪有汗珠,庙内古榆,相传为唐时物。”这里的“火龙王庙”正是1251年10月赵璧奉唆鲁禾帖尼旨意而建,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县志的描述与元代建筑风格相符。除此之外,怀仁还有火神庙,供奉“祝融、炎帝、回禄”三圣,所建年代与火龙王庙同一时期,而今这些庙宇都不存在了。 唆鲁禾帖尼在怀仁观看了火龙,赵璧还为她精心安排了一台叫做“般涉调 耍孩儿”的戏剧。正是这次怀仁之行让这位享誉世界的伟大女人遭遇厄运,“转火龙”并没有为她“转”来好运,由于水土不服,她在观看“火龙”时染上风寒症。农历1252年正月十六,赵璧护送唆鲁禾帖尼十万火急地赶往大都,然而她最终未能得到上苍的体恤,于1252年3月8日夜在大都皇宫病逝。 记忆之四:西安堡 怀仁海北头,千泉之乡,据说这里有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而这里的每个村庄都坐落在暗河之上。尤其是在海子村北的那片区域之内,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随便掘地三尺便见清泉汹涌。因此,海北头有了各式各样的传说,很多人相信,这里有神灵住在地下暗河的深处。 我曾亲自看到这里有一眼古老的泉水,怀仁人称之为清泉,《怀仁县新志》中称之为“圣水泉”,这眼泉水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平地而出的泉水,并且迄今为止600年了,这眼泉水仍然如初,涌流不息。 我想知道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编写的县志中,这眼神奇的泉水为何被称之为“圣水泉”? 我热爱考古,于是就觅到一个可靠的答案,在我说出来之后,你甚至认为它是惊人的。如果我说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与此泉有关,你会作何感想?假使他当时出亡了,但怎么可能现身怀仁县的海北头?   黄昏时分,站在西安堡城墙边沿远眺,你所看见的古城便是西安堡,透过澄澈而甜润的空气,似乎都能够看到它原来的样子,一排排农舍的建筑仍具有元代的风格:精雕细琢的青瓦,以及那些雕饰着各种花纹和图案的砖雕和木雕,窗格较密,大门上镶嵌着锈涩的铆钉。在暗淡的小巷里,有些门前立着雕饰当年辉煌的照壁。再看去,灯火渐渐疏落,夜幕给萧条的树木披上了浓稠的阴影,远处的烽火台塔楼上有橘黄色的灯光…… 对于建文帝的生死,史学界始终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他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明史 恭闵帝本纪》:“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建文帝扮成和尚从南京皇宫密道逃出。《明史》:“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于是,建文帝下落之谜成为历史悬案。 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还是出亡?我倾向于谷应泰的“出亡说”。据史载,万历二年十月,明神宗就建文帝下落问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答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张居正也倾向于“出亡说”。 《纲鉴易知录》中记载,永乐四年三月,建文帝到重庆的大竹县的善庆里,四月去了河南境内的西平侯沐晟家里,五月又来到山西岚县的白龙山编茅为屋,建造了一间简陋的房子。而比较有声誉的白龙山还有两个的地方,一个是“浙江温州乐清市白龙山”,另一个是“山东潍坊诸城市白龙山”,那么,建文帝当时编茅为屋的白龙山究竟是哪个白龙山呢?从地理位置来说,重庆、河南、山西这三个地方距离较近,建文帝为躲避朱棣追捕,自然是马不停蹄,如此一月就能往来其间,但若是温州或山东潍坊的话,那就不大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穿行三地了。所以说,建文帝编茅为屋的地方正是山西岚县的白龙山,而不是其它什么地方,至于浙江温州乐清市和山东潍坊的白龙山都有各自成熟的传说,其中没有提到建文帝,就说明这两个白龙山与建文帝并无关系。 山西岚县白龙山也有传说故事作为白龙山文化,其中也没有提到建文帝。这似乎可以理解,一个四处逃亡的皇帝每天都要躲避追捕,这种事情不大可能让外人知道,更不可能进入官方的史志中。那么,这里是否就是建文帝避难的地方呢?我这里发现一个间接的证据,岚县县志中记载白龙山有座白龙庙,“庙始建年代不详。据石碑记载:‘汉晋随唐邈无所稽’,‘神之谱第莫考,庙之始创无征,断碣虽存,仅化封号于赵宋,颁祀兴于朱明’。”也就是说白龙庙始建年代不清楚,它到底是汉晋还是隋唐年间的这个也无法考证,其中供奉什么神也无法考证,虽然有些断壁残痕,所说的也不过是赵宋时封号为白龙山,而白龙庙在朱明时朝廷曾颁布命令祭祀。基于此,我认为朱允炆当时所在的地方正是山西岚县的白龙山,而这个白龙庙实际上是史书上记载的白龙庵,无比巧合的是,怀仁县海北头乡西安堡附近有“圣水泉”,此处的白龙庙有一眼井,叫做“圣水井”。 那么建文帝如何来到山西岚县的白龙山,又怎么会到怀仁海北头乡的西安堡避难呢?这还要从朱允炆出亡那天说起。 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后,建文帝一时不知所措。此时,前朝太监王钺告诉他,太祖临终前有遗物置于奉先殿内,让他在紧要关头时交给建文帝,建文帝和听到这个消息如遇救星,即命身边的大臣跟随王钺去奉先殿取来,原来是一个带锁的铁盒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僧侣的度牒三张,还有袈裟、剃刀,包括白金十锭。里面还有朱元璋的御笔书信,字数不多,就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逃,往哪里跑呢?信里明确告诉他,让他去找代王,建文帝从鬼门出,其他人要从御沟水门走,到薄暮的时候在神乐观会齐。建文帝无奈,只好与他的几个近臣就地落发为僧,按照他爷爷朱元璋的指示出逃。 朱棣入宫之后,皇宫出现大火,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就怀疑建文帝逃走了。可见朱元璋对他这个四子朱棣是十分了解的,早就预感到他将来可能会篡位夺权,那么朱元璋为何要让建文帝在紧急关头去找代王呢?代王又是谁?朱元璋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一共42个子女,这个代简王就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朱桂,就藩于大同府,大同地区是他的封地。 从史料来看,朱桂智力发育不是很健全,通俗点说就是有点“傻”,他在自己封地横行霸道,甚至恶贯满盈,他的坏名声总是时不时地传入朱元璋的耳朵,就连朱元璋也对他很无奈。朱桂如此,但对父皇朱元璋以及他的兄弟们却非常孝敬和友善,最让朱元璋放心的是,他没有夺位篡权的想法和可能。朱元璋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他心里喜欢的是四子朱棣和十三子朱桂,他赐婚将徐达的长女嫁给朱棣,又将徐达的次女嫁给了朱桂,可见他对这两个儿子喜欢的程度。朱棣有勇有谋,但让朱元璋不安的是他野心太大,朱桂虽无大志,可他没有野心,由于朱桂有轻度智障,朱元璋也非常同情他,只要他有所求,朱元璋便无一不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之后,傻乎乎得朱桂竟然千里迢迢进宫面圣,在他父皇面前毫不避讳地说自己也想当皇上,老皇上健在,说这种话可是犯大忌的,要换成别的儿子在父皇面前说这种冒犯圣颜的话,即使不死,也会落得个被终身监禁的下场,但朱桂说出来这种话就不一样了,朱元璋对他这个儿子是又气又爱,非但龙颜不怒,而且还拨款为他按照皇宫的结构和布局扩建王府,并特别允许他建造九龙壁,这面九龙壁至今还在大同,在当时比明皇宫里的九龙壁还要大,迄今为止也是全国最大的九龙壁,试想想,除了他这个“傻”皇子,其它的皇子谁还能够享有如此殊荣呢。 据《怀仁县新志》记载,位于怀仁县海北头乡的西安堡的始建年代是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但这一年乃至前三年北方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北边的鞑靼蒙古部落每年还入朝纳贡,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新建兵站的必要。据我考证,西安堡始建年代是建文元年(1399年),它的落成也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代王朱桂在大同欺压百姓,夺人妻女,可以说是恶迹昭著,朱元璋驾崩之后,朱桂变得消沉暴躁,做坏事也是变本加厉,这事有人告到了朝廷,建文帝毕竟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将朱桂废为庶人。虽为庶人,但朱桂是建文帝的亲叔叔,就藩大同多年,财力雄厚,他离开大同王府后就在海北头建了一座城堡,在城堡的南面还建立了一座兴国寺,大有明志的意图,后史家称之为“西安堡”。 我曾去位于怀仁县河头乡的王皓瞳堡考察,它的始建日期是洪武八年(1375年),那是官方的兵站。当时的西安堡是没有瓮城的,是建文帝到后临时加盖的“瓮城”,这个瓮城与众不同,一般来说瓮城都是圆形的,而西安堡与王皓瞳堡相比,面积要比王皓瞳堡大,除了代王朱桂,谁又有这么大的胆子建一个超标准超规模的古堡呢?而经过现场考察发现,王皓瞳堡的瓮城是圆形的,而西安堡的瓮城确是方形的。可以说,明朝建文年间所建古堡的瓮城都是方形的,这一观点我前不久在右玉县考察了多个明时期古堡,发现右玉县所有古堡的瓮城都是方形的,这断然不是偶然或巧合。 1402年,朱棣即位,代王朱桂被恢复王位。建文帝逃出皇宫的第三年,于1405年(永乐三年)十二月来到大同投靠朱桂,果然得到朱桂的庇护,将他藏在位于怀仁县海北头乡的西安堡,并临时加盖一座翁城掩人耳目。建文帝来到怀仁时身边只剩下一个近侍,快到西安堡时,口干舌燥的建文帝仰天叹道:“朕若为天子,天当将雨。”可是天上并没有下雨的迹象,这使建文帝非常沮丧,就在他起身要走的时候,突然从平地冒出一股清泉。据《怀仁县新志》记载:“圣水泉在海子村北。村旧无甜水,忽平地涌泉,清甘而冽。”就是说村里过去没有这样的泉水,忽然有一天平地涌出泉水。为何叫做圣水泉呢?我想这和建文帝的祈祷有关,亦可称之为“祈来泉”。 建文帝藏身西安堡三个月,于1406年(永乐四年)南下重庆。为什么只住了这么短的时间?朱棣从来没有停止过搜捕他。这里还发生一件事,不知是谁透露了建文帝在怀仁县的消息,朱棣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智障弟弟朱桂,除了朱桂谁还会冒死做这种傻事?于是,朱棣暗中派兵到怀仁抓建文帝。据《怀仁县新志》记载:“永乐壬戌敌围怀仁,官民叩祷关帝庙乞救。是夕,敌见火光中有无数神兵,灵威可畏,遂北循老鹳台遁去。” 据我考证,永乐1403年—1424年,干支中就不存在壬戌,这里是否有笔误无法知晓,但永乐时期干支中有丙戌,也就是1406年,这段记载与建文帝来怀仁西安堡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知道,建文帝在重庆的足迹比较多,重庆有很多地名都是因他而取的。 记忆之五:怀仁城 怀仁是一个有历史痕迹的地方,虽然它经过多次盛衰,但始终以最初的唆鲁禾帖尼封地“谦谦州”核心之怀仁作为无可超越的辉煌时代,倘使以怀仁今日的面貌去比较,我们也只能在星光暗淡时扼腕叹息了。在几百年的衰落过程中,怀仁城昔日的巍峨不复存在,文革的肆虐破坏,新时期的城镇建设使很多元代建筑毁于一旦,如今只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在采访过程中时常听到怀仁的老人们说起老房子,青砖碧瓦,照壁辉煌,木雕、砖雕、石鼓……这些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同时也寄托着他们的回忆。在海北头乡有人对我说,西安堡在文革时期就已经遭到破坏,墙砖和一些碑刻也丢失了,人们抓住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另作他用,城墙砖和条石被人挪走砌墙或垒地基,现在古堡周围的村民的院墙有不少都是用城墙砖垒砌的。 在怀仁县河头乡王皓瞳古堡月楼的廊檐彩绘上仍然可见一些元明文化结合的痕迹。尤其在亲和乡南小寨永宁寺西的老龙王庙至今尚存一些壁画,画的风格皆是宋元时期,个别地方色彩鲜丽,看上去恍如昨天。 犹如博物馆玻璃柜下,丝绒垫子上的那些文物一样,它们被锁在橱窗里,不是因为它们还有用途,只是为了供人观赏,让人们凭藉它们在脑海中建造一座无人知道的城。那么,如果将“大元名城”,哪怕是一条街复原,如果将“大明西安堡”复原,就可能成为中国著名的景点之一,也能发展成为影视基地,如是就能造福一方了。时代变迁,贫穷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没有人在乎一座看不见的古城,对于栖居在城市的人和住进小洋楼的人来说,怀仁已从褴褛的蜕蝉华丽转身,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新的潮流和富足让这座城市到处泛溢着新房屋、建筑和物质,不断有新人从外地涌来,然而每一个人和每一件物都跟大元时期的怀仁毫无关系。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珍贵的历史,时代的潮流总是无情地淹没它,宝贵的历史遗迹和建筑遭到破坏,变成了一座崭新而令人陌生的城市,新的城市只是继承了旧城的名称和地位,同时也让我认识到它正在远离它的灵魂以及那段厚重的历史,并像霉菌和耗子般地破坏着它。 怀仁城经历了更多的复兴和衰败,风俗和人口也改变了许多次,可是怀仁的地点和名字和一些打不破的物件却侥幸地留了下来。全新的怀仁城就像一个新鲜的动物一样,有自己的呼吸和体味,它把那些破碎的传说当做历史,牵强附会地变成自己的文化。谁也不知道杨门英雄是否真的在怀仁金沙滩浴血奋战过,只有一些传说中的碎片,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完整地拼凑起来。李克用和耶律阿保机会盟东城,但考究历史并非如此,这些历史在确切地点和时间出现问题,史家之讹使得确切的答案已经失传。 县志以及地方的一些老人相信,的确曾经有过第一个怀仁城,不过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之前都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我想他们所说的正是我今天所说的大元时期“四帝之母”唆鲁禾帖尼的封地“谦谦州”之核心——怀仁城。 2014年4月11日於雁北 (注:本文已首发在《参花》杂志2014年4期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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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需要一种爱

圣诞节的晚上我有一个很好的睡眠,而大多数人还在午夜狂欢,我不知道他们在狂欢什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到了那个受难的耶稣。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像今天一样认真地说话——我想这些话在这个时代几乎都不能算作文字,更谈不上是写作,因为他们不会认同,他们所认同的是能够消遣和娱乐并能足以刺激肉体感官的东西,显然这种东西就如毒品和酒精一样能让他们获得短暂的快感,哪怕是一点点他们都会感到无比享受,他们是善良的,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温顺,他们甚至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就能满足。我承认我无法做到,甚至都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尽管这种事情是一贯研究并实施愚民政治的当局所喜爱的,他们多么希望人们能够在享受这种短暂的快感中沉睡,并设法来延长享受的时间。有时候我感到很欣慰,至少我觉得我已经解脱了,成为了一个完全区别于他们的人。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现实并不可理喻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闷声发大财,并将此作为他们的人生信条,我相信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以及未来都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几乎可以闭着眼睛就能够快速地瞄准画着目标的靶子。而我只是坐在某一个地方,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寡老人看着每一张快乐的脸庞。而事实上是,我越这样,我就会越来越对我自己感到恶心。我的内心开始非常痛苦和不安起来,面对一个充满诱惑的精彩的世界,我是怎样感受到有一种东西从我身上消失,依然是那种我似乎无法名状的东西。我怀疑有些人说我是神经病是因为他们看到我表现得极不正常,那么,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真的病了?我很痛苦地转换了自己的思维,而后考虑下一步我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好像已经不能利用我所擅长的一面,我觉得我曾经拥有的那种能力已经随风而去了,没有留下丝毫的踪迹,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当我周围的人向我投来怀疑的眼神时,我极力地克制着自己,尽量使自己能够保持平静,继而看上去像个无忧无虑的人。 也许我已堕落很久,所以我不愿意尝试着再投入到堕落中去,在无助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一大群我所熟识的人物,对于我来说,获得一份他们所认为的体面的工作太容易了,他们有能力帮我找到一份那样的工作,可是我却没有一点兴趣,我坦诚地说我喜欢文学和学术,但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在需要真正的文学了,于是我决定放弃写作,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去做其它的工作,就比如现在,我正在零下十二度的野外欣赏着这个冬季最美丽的风景,我的身后是一堆堆准备装卸的木材。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只要我不停地去做就会得到生活必须的薪水,我和这里的人们一样感到满足,因为这薪水使我能够养活一家人,幸运的是我不必像大多数人那样做那些低贱而粗野的工作——他们自认为他们非常优越,那种奴性使他们获得了舒适和安逸,他们可以买到他们任何想要的东西,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当他们在弥漫着雾霾的城市的温暖的大房子里睡醒的时候,我已经站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中呼吸新鲜的空气。 新闻上说有好几个贪官落马,我周围的人非常兴奋地谈论这件事,就像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但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知道那太多了,而他们不可能都全部落下马来。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并不只是腐败的问题,而是文化沦丧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正是掌握着政权的人,同时他们还掌握着巨大的财富,他们操控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规则,骋嗜奔欲使他们变得非常可怕和疯狂,于是他们成为失去法律观念和理性意识的、放诞不羁的自由人,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和公共的利益,尤其在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复杂情势下,他们的唯一目标仅仅是积累物质财富,而忽略了更多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东西,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是信仰真空——通常他们不同意我这么说,那么温柔地说,这就是大多数人已经陷入坏的信仰中的结果,对物欲和权力的崇拜达到了巅峰,时至今日已经彻底进入到一个娱乐至上、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也许这样一个时代才是统治者认为的它是一个成功而美好的时代,一个非常适合人民大众集体做梦的时代。 事实证明愚民政策的结果是极为糟糕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被誉为前所未有的文明国度内里是多么的愚昧、腐朽和野蛮,统治者不但没有将国人提升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能够真正理解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律的价值和真谛的人,反而将国人沦入非人而不幸的境地,这个社会并未从本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因为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脱离统治者的奴役和桎梏。当然,那些闷声发大财的人并不这么认为,没有谁希望阻断自己的财路,他们将一切抨击和否定以及呼吁进步和改变现状的人视为仇敌,将这些“良知派”谤为西方走狗,他们害怕自己的美梦破碎,所以“良知派”往往被他们看成是不怀好意的“搅屎棍”,恨不得斩尽杀绝而后快。为什么拥有物质财富和权力的人在这个国家被视为令人艳羡的成功者和英雄?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大多数都是表面上自由而本质上却被奴役的人,虽然他们拥有太多的钱,或者拥有极大的权,但实质上他们不过是表面成功而实际失败的人,尤其是那种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的赤贫者,就像是那些让当下许多人都羡慕的土豪,似乎他们整个人都是纯金做的,但是他们越有钱,就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水准越低落;就像那些成为阶下囚的富人和高官,他们狂妄且自大,很少能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和成功感。 在这个国家探讨普世价值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国家希望哲学家更多地关心现代科技世界与市场经济,而不是把精力放在研究和宣扬普世价值上——事实上人们通常谈到哲学家都会想到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学教授,令人悲伤的是当今的哲学教授本身已抵挡不住种种的最坏的诱惑,他们背叛了自己,背弃了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的灵魂。对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说这无疑是对生命和创造的一种扼杀,除非他们将自己视为奴隶时才会去这么做,原因是他们不愿看到世界因失去生命力而崩解。而政治集团拒绝承认普世价值,更不会去宣扬它,他们希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来扮演好哲学家这个角色,他们要告诉民众,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火箭和卫星上天了,就是国家的GDP增长了,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有力地说明“普世价值”了,这种霸道的态度显然导致一个国家的发展将变得没有任何生命力,并且政治集团也将因为自我崇拜而变得病态和硬化,拒绝和反对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扼杀一切生命,毫无疑问,这种价值是全人类的生存准则,也是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它是生命的和一切真正活动以及创造的原动力。显然,这些在体制内享有特权的阶层是最痛恨这个该死的普世价值,他们虽然表面上宣扬人人平等,但他们内心最怕的就是人人平等。由于拒绝和反对普世价值,所以这个国家失去了文化和信仰这些珍贵的东西,因而也丧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所以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越来越陌生的时候,国将不国也将初露端倪。 前不久我与印度哲学家德邦拉吉(NaDu Raj)讨论过关于哲学家在新时期应该担负的责任,他明确地告诉我现在的哲学家很少会想到自己要担负什么这类的问题,和各个领域的专家一样他们更多的是想自己能得到什么,在学术方面他们变得堕落和懒惰,不断地复制别人的思想,很少有自己的原创,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去创造新的思想,尤其是当要对某个政治问题表示某种立场时,他们往往表现得非常愚拙,就像大多数哲学教授那样表现出轻率的精神。显而易见,他们自己不会走路却蔑视步行者,在自我幻想的天际中翱翔,却不愿再触及真正的事物,他们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忧郁的幻想症患者,所制造出来的是一种近乎梦游状态的纯粹的抽象观念,而这些正是为他们提供舒适与安逸生活的政治集团所需要的,为了充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不再对自己的灵魂和良知负责。 德邦拉吉一针见血,同时也友善地警告我提出了一个当下学术界人人皆知却不愿去认真面对的问题,不如不去理睬它。是的,不去理睬它,我该如何去理解,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或许正是上帝的初衷,他是万能的造物主,如果他希望世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极其可笑的,也许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问题是人类的智慧是无法获知上帝的真实意图的,何况人们根本就不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也许上帝难产或者“分娩”之后他就死了,所以我们也不必去探索世界发展和生命延续的终极目标这样一个荒诞的问题,于是像顺其自然、弱肉强食这样浅诞的思想就成为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真理,而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人性被兽性以及文明被野蛮所代替,这个世界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实际上以成为政治集团的奴隶之一的伪哲学家们搅得无限混乱,所以世界及其人类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所有的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家那家的都有所担当,善用造物主赋予自己的灵魂和智慧来担负起改善世界的责任,要经得住种种坏的诱惑。这是不是十分幼稚?我还希望他们能将自己视为上帝不断派遣到人类世界的耶稣基督,虽然耶稣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但希望仍然有新的耶稣基督来完成他未曾完成的事业。哲学家应该肩负起建立美丽新世界的重大使命,应该从人的本身当中拯救人而尽自己的责任,不畏强权,拒绝利诱,虽然我们常常被戴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帽子而遭受非难,但对我们而言,相比上帝的无限爱抚和芸芸众生的希望,这些究竟算什么?堕落中的“大众”是迷瞪而虚伪的,我们应该勇敢将自我作为证人来对抗这些堕落的大众,从而拥有真正的普遍性——那就是上帝的光明和温暖。 2013年12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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