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摇滚的文化含义(一篇旧文)

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目前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四五”一代发出“世界,我不相信”的呼喊后不久,城市青年们却发现一无所信很快失去了它起初对自己的抚慰作用。失去永恒性和神圣性的生活不再舒适,也不再能安慰人。新的摇滚在这种情绪和感觉中应运而生,立即征服了城市青年的心。在新的摇滚中听到自己的呼喊,在这个意义上,崔建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一无所有》是两年前出现的,是当时青年的心声。在整盘磁带里,这首歌最富于旋律性,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这首歌里,价值关怀尚没有被彻底取消。在歌声中,仍有“她”的位置,并且“她”是怎样执着地、深情地被呼唤着、被恳求着啊: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无疑,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平静的、若有企望的情绪,显示出价值维度上的焦灼和关怀仍是保留着的。我称之为变调的“蒹葭情怀”。《诗经•蒹葭篇》这样写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形象了。她遥远而美丽,可望而不可即,只能构成我们心灵中的一段令人惆怅的、念旧的旋律,时时盘桓在心头,却无缘一睹芳容。而《一无所有》却引进了一无所有的新感受,“她”之冷漠遥远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因素,起作用的倒是我“一无所有”。但即使如此,崔建仍勉强表述了他的幻想: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在这里,他隐含了这样的渺茫希望:一无所有的人并没有被判死刑,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中或许仍有所爱,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姑娘或许正因为他的一无所有而爱他。

但是,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这样的希望破碎了,从《一无所有》到《新长征》,一个痛苦的、但却是必然的蜕变完成了。

这首歌不像《一无所有》那样单纯,它写了好几个主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一无所有”式希望的决裂,并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基本心态和情怀: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在此,主体成为价值领域中的浪人。但是仍然有希望: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汗也流,泪也流,心中不服气


可这种希望,和《一无所有》里的希望相比,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抱怨。在这里,多了一层对“没有根据地”的认同,似乎把这一点当作了既成的、无可更改的事实,并由此认定,并没有手之颤抖和泪之流,并没有可珍贵、可怀念、可爱怜的东西,一切都只是自然生命的自然过路而已。也就是说,是让生命的价值向生命的自然状态认同,随着这种认同,追求神圣存在(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和希望都被勾销了,剩下来留给生命的,只能是这样的事: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在崔建看来,道德、社会、政治已经不能向我提供价值标准和人生信念了。于是,从抛弃一种价值进到抛弃价值本身,从“无”进而发展到“空”。

从这种情怀里生长出《让我睡个好觉》和《不再掩饰》两首歌。
 
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
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

 
《一无所有》中的“你”终于被彻底勾销了,由此,怀念也成了记忆。价值失落了,一切都不再能被评判,对于世上的一切,我已经不再明白,也不想明白。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我看够了人世间的悲喜剧,我认定这一切都是胡闹。既然我只拥有无价值的自然生命,我就只想回到自然生命的纯粹状态中去,不再受一切谎言和“价值”的欺骗;而自然(水声、鸟叫)是不会欺骗人的,我可以安心地沉沉睡去。

这和庄禅意趣已颇有相通之处了,只是这些现代城市青年的理想并不是“拈花微笑,无动于衷”,而是在迪斯科舞厅中流连,在咖啡馆中闲散,在异性的嘴唇上温存,去吮吸瞬时的、本然的生命快乐和体验。他们的口号是:“不能活得太累”,或者是:“活得潇洒些”。在这种潇洒里,除了生命的本然感受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没有地位的。痛苦由嘲弄(包括自嘲)而消解,神圣由拒绝而取消,一切进行认真努力的企图都消失在一无所持的虚空之中: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这些现代城市青年在这种潇洒中,品尝人生而不知其味,游戏一切而一无兴趣,既没有尖锐的痛苦,也没有酩酊的幸福。一切都是瞬间的,一切都是可嘲弄、可替代的。当人们责备他们自私时,他们却似乎并不看重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人们责备他们空虚时,他们却正对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们嗤之以鼻。他们拚命活动,却并无追求;他们欲壑难填,却常常轻易放弃到手的一切。——这一切都在价值维度的失落中得到理解。

这一切和黑塞的情怀多不相同啊!黑塞曾在《美好的世界》一诗中这样写道:
 
啊,火热的世界
啊,你这位阳台上白皙的女性
山谷里吠叫的狗,滚滚远去的火车
你们终始是我最甜蜜的幻想和梦境
啊,尽管你们撒谎
尽管你们骗得我好不伤心

 
在黑塞那里,骗得他好不伤心的世界仍然是美好的,仍然是他最甜蜜的幻想和梦境。而中国的摇滚青年由于对价值状态的拒斥而丧失了进行梦幻的能力,一切都是如其本来的样子,丧失了梦境的生活终于使灵魂感受到了疲惫。这种疲惫在《出走》里得到了展现:
 
多少次太阳一日当头,
可多少次心中一样忧愁,
多少次这样不停地走,
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

 
无论我做什么,都毫无意义;无论我感受到了什么,都立即被新的感受所代替。这无意义的重复、这永无止息的走,是多么令人厌倦、多么使人疲惫啊!在紧随其后的叹息般的“哎呀……”里,绽露出一个疲乏而渴求得到安慰和休憩的灵魂。

再往前走,崔建索性撕破了“洒脱”的面具,唱出了另一种痛苦:
 
那烟盒中的云彩,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
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
我越来越会装做我什么都不明白

 
这种痛苦和信仰遭到否弃的痛苦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至少可以被拚死的抗争行动本身所安慰,而前者,却只能和烟与酒相混合,酝酿加深。

但是,现实世界却在对虚空灵魂一再冲击,这种冲击使人产生某种怪异感:
 
放眼看那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
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
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可还是看不过来
这个……那个……我越看越奇怪

 
这种荒谬感和存在哲学的情绪感受有相似之处,却有绝然不同的背景。存在哲学的荒谬感是在神性价值崩溃的背景上产生出来的,它带有怀念的内在指向,而在这“摇滚”中所表达的荒诞感,却只是一种在没有道路、没有路标的荒原上的无所适从感。

就这样,“摇滚”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灵魂的游历。它对“她”的几番抛弃和回归,对价值虚空的几番认定和怀疑,最终并没有使人走出无意义的痛苦领域。在没有路标、没有阳光的荒原上,灵魂仍在徘徊。

毫无疑问,在精神虚空面前,逃避是没有用的。如果不秉承一种新的气质和情怀,类似的灵魂戏剧就将不断重演——被改变的将只是剧台和演员。 

1989.12 于乌蒙山中

补记:
今天日子特殊,贴一篇旧文上来,聊表纪念之意。记得17年前,在复旦的草坪哀悼会上,我说:“我们都痛恨他们痛恨的一切,热爱他们所热爱的一切,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一切”。17年之后,谁能知道今日之中国,连爱恨都已被模糊。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文化英雄的时代,一刀下去,血光四溅之后只剩下工具理性的凯歌高进。多少人的灵魂生命开始转向,文中被批判也被高扬的崔建们迅速被人遗忘。中国精英们在两面围攻之中依照历史惯例再次打出白旗。似乎永远是这样,中国历史不是用来欢呼雀跃的,而是拿来徘徊浩叹的。

我的个人生命也从那时开始转向,乌蒙山中的沉思激昂只不过是产生了这篇小文章。这篇文章刊发在1990年的《读书》杂志上。当时董秀玉仍然是《读书》的主编,尽力保持着杂志的英雄色彩。现在想起来,实在是感佩在那样的氛围中,这样的文章仍然得以刊出。

眨眼间17年过去,当年的理想主义都付诸流水。不管怎样,仍然想在这样的日子里,用一篇不那么相关的旧文,表达一下我的纪念,那些年轻的生命、那些阳关灿烂的单纯热情、那些日渐模糊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