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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

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

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
——陈丹晨著《巴金全传》解读
吴励生


坦率地说,对中国的当下文学深感失望,究其原因:当代作家已鲜有对国家、民族以及历史、世界怀有一种使命感,更不用说对人类、对个体生命含有真正深切的关怀。个人主义是有的,比如“私写作”、“下半身写作”、“断裂写作”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写作”等,不能不指出的是,那种种个人主义都是假的,准确的命名应该叫“假个人主义”。尽管文学的技术和形式的能力似乎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恕我直言,自上个世纪所谓“新时期”以来,除了极为短暂的“反思”文学过后,很快就陷入到一波又一波的大面积复制西方“蓝本”的“副本”文学洪流中去了。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搬运、消费和大面积复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学不仅完全丢失了历史和世界,对有关意义、价值和真实的精神实体结构或建构,除了付诸阙如便是盲视与无视,从而文学创造成了既缺乏历史真实也缺失个体真实的“平面”狂欢。
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之所以无法逾越,便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文学的大时代。而丹晨写作的《巴金全传》,则更是立体地证明了大作家之所以为大作家,除了作家自己的生活世界,更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更是拥有着地理意义上的互动着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巴金晚年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如“但丁国际奖”(1982,这是1949年后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的国际文化奖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3)、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和美国文化艺术学院授予的“名誉院士”(1985)、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1990)等,不仅名至实归,更是上述“互动着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立体象征。甚而至之,巴金曾经一度成了中国的文化符号乃至象征,诸如“艺术家的良心”(陈荒煤)、“精神之火”(袁鹰)、“勇敢进击的勇气”(冯牧)、“了不起的心灵历程”(汪曾祺)、“一个正直公民和作家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王蒙)、“探求真理的心声”(李存光)、“文学史意义上的里程碑”(刘再复)、“一代正直文化人心灵的文献”(张光年)等等,至于“历史高度”、“伟大人格”、“自我忏悔”、“世纪良知”等等更是不绝于耳,尽管这些广泛赞誉大多针对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五卷而来。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赞誉中有多少是出于真诚又有多少出于真实,用丹晨的话说:“我相信千言万语都不及事实本身。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和生命历史……熟读他的书,熟知他的生平,再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历史的激流中去考察,然后再来评判,一定会更接近本来面目。”[①]
如所周知,有关巴金研究或者评论,在20、21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有褒有贬,却反复存在过不大不小的“热潮”。有意思的是,丹晨始终就不是其中哪个“热潮”的热衷参与者,但他始终又是巴金研究的最为用心者,而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研究之全面和详尽,几乎无人可比;更有意思的是,丹晨作为作家、评论家其实著述颇丰,却因巴金研究全心投入的缘故以及最后的出色成果,反而被淹没了应有的光彩(关于此,也许需要另文论述)。但在我看来,其“二十年磨一剑”却极为值得(从1979年他写作并出版《巴金评传》始到2003年出版《巴金全传》终,时间跨度还不止二十年,尽管期间多有其他著作问世,但巴金研究以及巴金话题显然始终是活跃于他文学事业的中心。也许作为私淑弟子,笔者更能体察丹晨老师的一番苦心孤诣,同时巴金作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真正文学巨匠,其标本意义巨大:假如我们真读懂了巴金,也就真读懂了中国现代文学,也就真读懂了现代中国,同时更是读懂了一个悖论——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必去在乎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该奖已经成了中国作家的一块心病),假如利用的仅仅是各种个人投机的方式,哪怕真的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国际大奖,不仅对整个民族的文学的提升并无真正的助益,而且从语言参与现实的变革角度讲,当下中国也确实无法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

如所周知,眼下我们随处可见对文学大师的期待以及讨论文学大师出现的种种可能性,诸如文学大师跟语言、哲学、形式创造的关系,跟真实、价值、意义的关系,跟时代、历史、世界的关系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大作家跟个体心灵的关系,尤为重要的还有跟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在我看来,《巴金全传》不仅仅涉及了前述多者关系,而且更是就最后二者的关系给出了相当立体的回答——而这,也便是上述所说丹晨“二十年磨一剑”极为值得的原因。
《巴金全传》准确说是在丹晨早年写作的《巴金评传》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巴金的梦》与后来写作的《天堂·炼狱·人间》的合集,颇有意味的是,贯穿于其间的主题词似乎只有一个字:梦——无论是书中的大章还是小节均以“梦”字名之[②],然全书凡61万字,却无一处涉及“梦”的解析——无论病理学意义上的弗洛伊德解析,还是文艺学意义上的厨川白村解析——而仅仅是非常直白意义上的巴金本人“爱做梦”。或者用丹晨在“自序”中的话说:“人生如梦,也就说不上失败,谈不到成功。这是巴金的自我总结。他惟一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我们当然无须去判断他的成败得失,因为这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来描述他的梦的故事,来开掘他的梦的内涵。让我们在历史时空转换中寻找他的梦的轨迹;越过生死的界限,摒绝世俗的观念,探索他的心灵秘密。那时梦中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将是完全合而为一了。”[③]还真不能小看了这“梦的内涵”,因为这直白的“梦”的内涵时时需要直面的是惨淡的人生。这种“惨淡”里面有着太多的生存记忆、创伤记忆乃至苦难记忆,同时也就更具备有社会哲学和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双重叩问。如果反观《巴金全传》的写作过程,正好可以把《巴金的梦》和《天堂·炼狱·人间》分开审视(而《巴金的梦》显然也可与早年的《巴金评传》做一对勘),或者毋宁说巴金与他的文学同道们是在怎样的苦难时代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的,而当所谓“幸福的时代”来临,巴金和他的同道们却又无一例外地一个个陷入到了个人的没顶之灾之中。[④]
也便是由于此,将巴金置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激流中去考察意义重大。比如许多学者不满于当下作家对“意义的推进”[⑤](也即形而上思考)能力,其实我们看看巴金他们是如何推进意义的想必就清楚了。丹晨用了巨大的心力追踪巴金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巴金属于晚清、五四两代人创造的新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代新人,也尽管《新青年》等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诸多新潮刊物对巴金接受新思想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巴金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接受的精神哺育和知识洗礼,却明显带有他个人的色彩。比如巴金的大家族生活环境以及官宦人家的童年记忆等,更为重要的则是他的成长历程中几位“老师”对他的“启蒙”,其中包括他童年时得益于母亲和“年老瘦弱的轿夫”像“哲学家”似的老周;青年时期所获益者就更多了,既包括诸如《古文观止》和以《新青年》为主的新旧文化读物,也包括后来的诸如刘师复、苏菲亚、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高德曼、樊塞蒂(获得高德曼精神鼓励几十年,最后者巴金甚至称之为“吾师樊塞蒂”)等众多中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夜未央》作者廖·抗夫、《娜拉》作者易卜生等在内);至于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诸贤、俄国十二月党人对他思想的影响,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对他的文学影响等等,在丹晨的巴金研究中揭示得极为精彩而详尽,而且循环往复,在巴金个人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反复呈现。如:“屠格涅夫的热情细腻的文笔,对自由的执着追求,都引起他的兴趣。他得到《前夜》后,爱不释卷。……他读《前夜》时的种种激动、兴奋的感受,所得到的启示和鼓舞,后来也都被作为《家》中的觉慧的经历,做了充分而详细的描写。”[⑥]又比如,在巴金晚年还念兹在兹地翻译深受十二月党人影响的赫尔岑《回忆录》。于是,圣徒、献身精神、“安那其主义”等,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基本精神结构,虽然历经磨难却九死不悔。更为紧要的是,整个20世纪虽然风云变幻,时代性课题不尽相同,生存结构却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延伸到21世纪的当下仍然如此。这样,巴金当年的思想选择以及相关的文学活动,对我们的启示尤其重大。
也就是说,巴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为复杂的思潮中选择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选择同样有巨大影响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十分深刻的个人现实背景和精神结构的实体性原因。晚清丧权辱国、宪政失败,辛亥革命风云激荡,直至1949年以前,一直内忧外患,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始终互为激励,前者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后者针对的则是封建主义。但不管是哪种主义,实则事关具体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所周知,自晚清现代性以降,中国人完全颠覆了传统安身立命的根基,时至今日甚至还没能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重新找到根基——然而无可否认,晚清、五四两代直至巴金等第三代知识分子,也便是为完成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以重新获得安身立命根基的伟大使命而取得了各自经典的意义的。换句话说,巴金与他的前辈作家如鲁迅等、同辈作家如老舍、曹禺等一样,均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觉悟者。而丹晨所揭示的则是:巴金个人独特的思想道路和文学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丹晨写作采取的是编年的方式而不是问题的方式,却又能把巴金的思想与生活、文学与心灵、时代与个体真实等等问题体现得丝丝入扣,除了考证的细密之外,恐怕就是深刻的用心和洞见了。假如说,丹晨早年写作的《巴金评传》中所呈现的问题常常是为巴金作品的解析服务的,在《巴金全传》中则相反,相关作品的解析反而是为了更立体地彰显巴金的精神世界。更有甚者,后者甚至完全改变了作者早年对巴金作品的个人评价,而采取了史家所特有的“同情之了解”立场。比如:(《新生》)“作品也正是在这点上,强调了集体、人民的重要意义,批判和否定了李冷的个人主义的呻唤。当然,作品鼓吹的这种爱还是比较抽象的、空泛的,但是,这种宣传集体,宣传人民的思想出现在正处于危机深重的关头,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作家来说还是非常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的。”[⑦]又如(《憩园》)“确实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弱点,它只限于描写地主阶级自身的腐败,而没有接触到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本质……在这个作品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作者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不仅表现在对一些新的美好事物的无限挚爱和同情,也表现在对行将灭顶的腐朽事物的怜悯。这种矛盾现象在那些人道主义者身上是常见的。他们是不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即使对于曾经作恶多端的敌人一旦处于失败溃灭的时候,他们也会升起一种恻隐之情。这就是巴金在这个作品中没有无情地揭露和鞭打那些注定要灭亡的腐朽事物的症结所在,也正是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局限性的表现。”[⑧]丹晨未必就是个“集体主义者”,但他确实是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早年多少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观”。尽管在《巴金全传》中仍然适度保留了若干类似早年评价的痕迹,但已完全回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不仅充满了解之同情更是充满温情和敬意。
或者换句话说,在《巴金全传》中丹晨几乎一转而为巴金个人的心灵史、精神史的精彩呈现,如果说对巴金作品的系统评析仍须推重《巴金评传》的话,那么在《巴金全传》中,巴金不同时期写作的文学作品几乎被有水无痕地立体融化在了巴金的生存记忆、心灵记忆、精神记忆并与其互动着的文学世界里了。而这,也便是上述指出的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或者不能够成就巨人的基本原因,更紧要的是:无论“能够”还是“不能够”,巴金均是一个重要的个案。从晚清到五四两代人,群星璀璨,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化哺育了包括巴金在内的整整一代人,比如:“《家》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是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五四’以后十多年的新文学运动虽然有了重要实绩,但是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却廖若星辰。《家》的出现成了新文学史的一块里程碑,轰动了整个文坛。”[⑨]但毕竟,巴金的文学写作跟他个体生存、精神记忆和心灵感受息息相关:无论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还是早期的《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和两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沙丁》《雪》、抗战后期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黎明前”的《寒夜》以及解放后“抗美援朝”中的通讯散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和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包括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著名小说《团圆》在内的一批小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巴金随想录》五卷等,几乎无一不如此。或者,我们光从巴金不同时期的作品,也能约略见出属于巴金个人完全独特的文学道路与思想道路。尽管巴金未必就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作品中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复控诉,其实跟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相距不是太远。更有意思的是,个人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暂且不论创造社诸君在1928年1月即已宣布过时并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云云,就是“娜拉出走”不久也已遇到诸如鲁迅指出的“怎样”的问题,也即“无路可走”的问题,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个人主义几乎成了“万恶之源”。巴金却极为独特地解决了同时代许多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几乎一生从未拿过除稿酬之外的或私人出版社或国家体制“单位”内的一分报酬,因为经济的独立是成就强大的个人的最基本保证。尽管新旧中国里的巴金作为一个文学巨人的经典个案在20世纪基本无法复制,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却启示意义重大。当然,经济独立仅仅是基本保证,并不就能保证就此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而这,才是丹晨全面揭示巴金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的关键。
巴金的个体选择直至世界观的形成,当然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巴金是百岁老人,其平生经历之丰富,非五四以降一般作家、学者们可比。用丹晨的话说:“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大致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像陈寅恪那样,公开宣称不认同,不合作……一种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热忱,对国是时事多有议论,但因此一开始或不太久,就遭到排斥,或是迎头痛击……沈从文、傅雷等就是如此。……第三种却有更浓重、更悲惨的悲剧意味,走过的路也更是‘荆棘丛生’。巴金是其中很富有代表性的一个。”[⑩]如所周知,心灵史、精神史乃至心态史,是呈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思想学术张力的有效方式,而局限于一个作家来说,其个体心灵有多大的格局就可能会有多大的文学气象,或者换句话说,在作家那里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表现方式,即便是上述一再强调的思想世界和世界观,在作家那里的表现也完全是另一番天地。更为重要的还有,丹晨所反复呈现的如家庭、亲情、友情、爱情的人间真情,不仅在巴金的生活世界也在巴金的文学世界形成中构成颇为精致的张力,作家更是以此形成某种安身立命的根基。

所谓安身立命,是就中国人的生存结构说的。为什么梦和亲情、友情、爱情对巴金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巴金个人长期坚持办刊物乃至办出版社殊关重要,因为前者关涉到个体生命,后者关涉到精神生命。当下的作家们之所以个体生命和精神生命颇为苍白,不仅因为情感虚假、价值虚无,更因为文学公共领域的极度萎缩。虽然思想、学养乃至世界观都很重要,但在作家那里则大抵是以情感结构的繁复性表现出来的。假如一定要说我们的文学世界中很难有《巨人传》、《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的强大的欲望推进成就“伟大目标”,或者对意义的探索、真理的追求、生命真谛的叩问等等精神历险,乃至《罪与罚》那样强大的精神张力,跟我们特有的生存结构摧残有着重大关系:我们的“个人”生长始终有很大困难,不要说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即便自晚明以降,纵欲与禁欲成了双向运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母题”,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前后仍然如此。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成长,除了文化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制约,如前所述巴金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经历均是典型的个案证明。
因此,在巴金的生活世界和文学世界展开的不同时期,亲情、友情以及其后的爱情总是唱着不同的主角:早年的母亲、大哥尧枚和后来一直伴随巴金成长的三哥尧林,共同经历功成名就后的沉浮以及 “精神炼狱”的妻子萧珊、女儿小林、儿子小棠直至外孙女(也包括同父异母妹妹以及后来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的侄子)等等;至于友情则更是天长地久,从早年四川的“发小们”的草创刊物同人,到南京上学和留学法国时的同学,更不用说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后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巴金全传》以编年的方式为经却以情感的形式为纬,编织了巴金的人生之梦、文学之梦乃至世界之梦。除了早年的求学历程,旅行、写作和编辑几乎构成了巴金的全部生活,比如在法国留学时的朋友吴克刚后在泉州创办黎明高中,泉州不仅成了巴金旅行生活中的重要一站(后来也是因老友吴克刚,1947年巴金又去台湾作了旅行),而且在泉州小住时跟黎明中学的多个老师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如作家王鲁彦以及叶非英、陈范予、丽尼等),与此同时还与泉州那片红土地和人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联结甚至维系到巴金一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巴金晚年时整理他的大量藏书捐赠给全社会,捐赠方除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之后便是泉州的黎明大学),光是与泉州有关的小说作品就留下多篇(如《新生》《爱情的三部曲》《星》等),尤有意味的是,巴金第二次到泉州听朋友谈起一个在生病的少女,并相约一起去看望她,丹晨写道:“巴金走出女孩子的家门,痛苦得要哭了。他又想起了老家的许多年轻美丽少女的命运,想起了前一次来晋江后听到的丽尼和女学生的恋爱悲剧。千百年来,旧家庭的专制摧残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心灵和生命,现在这样悲惨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11]之后巴金根据这个素材还很快地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一如前述,巴金的创作以及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这就是巴金个人特有的生存经历与生存记忆,在当年特有的时代背景之中所做的个人选择所带有的典范意义。比如少年巴金的生存记忆:“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巴金的二姐又患女儿痨死了……在他的亲属中,许多青年女子的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也都不断刺伤着他。巴金的一位姨表姐在辛亥革命以后,还被家长驱使抱着已故的未婚夫的牌位拜堂成亲。这些惨剧使巴金想起他幼年时看到的那本有插图的《列女传》……而今,在李公馆的里里外外也不断听到,看到。这一切都不时在巴金的内心世界掀起一阵阵的波涛,愈来愈强烈的爱和愈来愈深刻的恨交织在一起,在互相拼斗。”[12]又比如巴金的代表性小说《家》:“《家》描写了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取材于巴金的老家,许多人物、故事以至细节、生活习俗,都是巴金极为熟悉、深有感受的。小说中的高觉新以巴金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觉民和觉慧两兄弟的某些性格特征和某些故事,也有李尧林和巴金自己的影子和痕迹。其他如祖父、四叔、五叔,以及梅、蕙等也都可以在现实的李公馆中找到相应的原型或素材,某些对话、信件、故事直接取材于李尧枚的通信稿。当然,艺术创作有其真实的生活依据,但不意味着作品中的人物和真人真事是一回事。”[13]
也就是说,巴金的情感形式,实质上勾连了他的思想、文学与生活,比如:他之所以选择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跟晚清、五四的思潮和时代背景有关——受晚清革命思潮影响有革命者情结,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反封建立场异常坚定,因此丹晨说他是“五四的产儿”可谓恰如其份,而事实上:“巴金虽然一开始就自称信仰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包括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思想的复杂的混合。但是,他希望建立一个不仅没有封建专制,而且没有资本剥削的社会理想(尽管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却是其中的核心。这些信念的形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14]其思想的驳杂跟《新青年》[15]时代思潮有着根本的关联,而从处女作《灭亡》到长篇处女作《家》的巴金诸多作品中,也均可看出多种思潮影响留下的痕迹。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又受到19世纪前后法国文学(尤其是左拉等)和俄国文学(如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的深刻影响,其多重交织并交替出现在巴金生活道路的不同时期,显得循环往复而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换句话说,理论翻译与文学翻译几乎伴随着巴金一生,而这两种翻译所得的精神养分又时时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具体作品当中,而且更是以他或业余或专业编辑的身份把众多的理论活动和文学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无论是何种活动情形,又跟巴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精神境遇紧密相关,因此唯有采用编年的写作方法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把巴金心灵结构立体地彰显出来。
这样,我们随着丹晨错落有致的笔墨起伏,就能不断地领略到巴金的情感形式以及张力了。比如:“《灭亡》的发表和出版,鼓起了巴金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兴趣和信心。他逐渐感到写小说、搞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信念,进行革命的宣传,比他曾经想当一个职业革命家,也许更合适些。但是因为译述工作缠住了,他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起来。这一年他没有写出新的小说;但是先后出版了由外国历史故事改编的《断头台上》和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普鲁东底人生哲学》等。”[16]又如:“长期以来,巴金在对社会、人类解放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明显地包含着对于家乡的思考。老家就是这种人生思考的起点。他在法国写作《灭亡》之初,就在酝酿以自己最熟悉的老家作为写作素材。因为老家历史、人物丰富复杂,值得把它写出来。他读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又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17]这种交错和重叠其实伴随了巴金一生,直至晚年巴金在写作《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的时候,甚至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像丹晨所说,这些(理论翻译和文学翻译等所获得的)思想对巴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重大影响,而恰是这些“重大影响”在面对中国的特殊的不同历史时期,巴金的人生道路才显得异常曲折而又精彩纷呈。最为精彩的也许当推巴金晚年赛过卢梭的“忏悔”以及直追晚年托尔斯泰的“精神超越性”:“巴金这种思想精神与他长期来接受的严格的道德教育有关,从克鲁泡特金到刘师复,从卢梭到托尔斯泰……那种自我道德人格完善的理想,几乎贯穿在他一生追求中。”[18]
然而必须指出,可能是丹晨也不自觉地忽略了巴金文学生涯中特别重要的自由作家身份——我的意思是说,由于编年的写作方法所致,就把许多历史事件以及进程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的缘故。举个当下的例子,在当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李陀甚至把独立社团的研究当作了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坦率地说,独立社团对文学的自由发展确实殊关紧要,但社团研究显然不该归入文学史研究,而该归入文学的公共领域研究——之所以当下作家几乎不能指望有文学奇迹的发生,根本原因也即在于文学自由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即便是在巴金那里,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如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内,自由与不自由均让他们前后判若两人,由此创作的前后作品质量更不能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最浓墨重彩的,还是巴金在兼职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的时候,虽然兼职的巴金在经济上没有获取分文的报酬,但精神的自由不仅促使文学事业自由地成长,也使本性喜欢友情的巴金广为结交当年中国文坛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鲁迅、叶圣陶不用说,茅盾、郑振铎、曹禺、老舍、沈从文以及萧乾、张天翼、艾芜等,他们不仅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更是在半个多世纪风云际会之命运沉浮中凸显深刻厚重的人间真情。其间有如鲁迅在巴金遭到无端围攻时的仗义执言:“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有如叶圣陶对巴金最初的提携和文革后期具体的关爱,沈从文、萧乾以及艾芜在人生旅途中的彼此哪怕一点点挂念或者一声声问候;晚年巴金与冰心二位世纪文学老人彼此牵挂的“爱在右、同情在左”的互相印证,至于巴金常年生活的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文艺界朋友如陈西禾、柯灵、赵丹、金焰和文革中的难友孔罗荪、师陀、王西彦等更是自不待言。巴金与许多朋友至真至诚的真情交往可谓不胜枚举,特别动人的还有与翻译家汝龙和浙江省文联的(清代桐城派代表性作家方苞的曾孙女)方令孺的彼此关爱,至于杭州西湖和老家成都,更是巴金晚年始终眷恋并流连之地,可谓天地人间处处真情环绕。如果离开了这些,巴金的精神世界就可能被打折扣,拥有了这些,在巴金一生大部分的日子里,把几个互为因果的重要关键词串联在一起:“友情/旅行”、“旅行/文学”、“文学/编辑”,就显得分外凝重,尽管贯穿于其中的可能是个更重要的关键词:文学的公共领域。
当然毋庸讳言,独立的文学公共领域存在与否,是巴金与他的同道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的张扬与萎缩的分水岭。如果说,文学的公共领域跃进到政治的公共领域,是世界范围内共同存在的文化现象,那么,由政治的公共领域直接摧毁文学的公共领域,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发生。当然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思想运动一个接一个,假如一定要说是出于“统一思想”的需要,毋宁说是出自文学内部的与其“共谋”和自己“折腾”,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在文学的内部公共领域尚为健康之时,就已出现激进左派对巴金的无端围攻(也才有上述鲁迅的义愤和仗义执言),随着后来“延安派”文人的“得势”,自由派文人失势不用说,作为中间偏左的巴金以及一大批有着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延安左派文人取得文化领导权并自己内部“折腾”够了(暂且不算胡风事件,即便周扬和丁玲的瓜葛,许多左派自己“内部折腾”所牵涉的人与事,至今恐怕还是糊涂账),“折腾”到全部“文艺界”就是早晚的事情,所折腾之处全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就更是无一能够幸免(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我们并不能也无法把历次的“折腾”全部算到政治领袖头上的)。当然,一场又一场的政治灾难几乎波及到所有的社会领域,只不过文艺界一直是个“重灾区”罢了。而文学的公共领域彻底丧失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从此葬送了中国曾经伟大的现代文学。或许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我们的个人在五四现代性觉醒之后,在文学的公共领域乃至政治的公共领域里面确实能够茁壮成长,那么,我们的文学巨人乃至作家笔下更具精神力量的中国形象就更加可以期待。况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在列强肆虐的晚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两党纷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所谓“救亡”取代了“启蒙”,中国的个人成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在经济/社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情形下,个人的安身立命根基更是从政治到法律、从文化到精神均缺失应有的现实基础。然而,由于曾经存在过相对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我们的现代文学毕竟出现了包括巴金在内的一批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既无愧于中国传统文学也无愧于同时期的世界文学的跨时代作品。

与其感叹我们的当下文学诺贝尔奖为何榜上无名,不如问问当下文学究竟为何无从表现我们这块早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了的中国大地?因此我们也没必要在意诸如巴尔加斯·略萨、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们如何刚刚获奖,看看晚清、五四直至巴金等整整三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们的努力便清楚了,而且他们中就曾有过多人获得过提名。尽管时代不同,民族国家的境遇不同,然而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追求的道理完全相同,遗憾的只是,这种安身立命根基追求的精神在当下的文学诉求中基本残废了。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和刘再复的理论自觉在去国之后有着更为深入的延伸,尤其是刘再复在他后期的文学研究中从欲到情、从情到灵的刻意强调确实具有重要意义[20],但窃以为其仅仅强调文学表现对象或者表现世界的“从情到灵”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作家自己必须具备有伟大的人格和心灵。文学的公共领域固然头等重要,作家的人格和心灵几乎一样重要。比如巴金的情感形式和文学理想,虽然一样由于文学的公共领域的有无而或张扬或萎缩,在不同的现实情境之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张力,但其间起着最重要支撑作用的,便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缺了这样的心灵,不要说作家个体生命乃至生存遭遇严重威胁,就是在而今基本安全的状况下,当他们面临当下这个所谓“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是个诸葛亮三出茅庐难见刘备的时代,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精神病院的时代,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是个喜儿美滋滋嫁给黄世仁的时代,是个颠覆过去一切美好价值观的新时代”,也一样无动于衷。
在此意义上,对巴金心灵史的有效揭示还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知道,早年巴金对民族、国家或者人类、个人,均带有繁复性立场,准确说是随着内忧外患而有着不同调整,比如相对于抗战便是民族主义立场,相对于封建专制便是人道主义立场,相对于国家主义便是个人主义立场,相对于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便是人类主义立场等等。我们看到,巴金从求学到写作、从做编辑到“身经百炸”的流浪、由从事翻译事业到南北刊物运作(如《文学季刊》和《文季月刊》),在风云变幻的严酷环境乃至政治语境之中可谓历经心灵苦难,特别重要的是:巴金在心灵磨难的过程中对国家、民族、人生乃至两性、个体生命所奉献出的那种深切关怀。这是当下文学和作家心灵所尤其稀缺的,也是丹晨用心最深并用最详尽的材料所着力呈现的。巴金在功成名就时期所写的那些包括“激流三部曲”在内的作品自不用说,也许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巴金的流浪与编辑、写作生涯。除了许多朋友、同人和文学同道相对集中交往在巴金文学道路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许多人随后跟巴金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同呼吸共命运),比如:“《文学季刊》就这样很快成了一个推动创作、发现提携青年作家的园地,许多著名的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郑振铎、冰心、老舍、王鲁彦、张天翼的作品发表在这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陈白尘、李健吾、陈荒煤、田涛等等的创作更是大量发表在这里,成为不少作家的文学事业的起点。”[21]更为重要的是在“流浪”或者“身经百炸”前后,巴金出任吴郎西等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首先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每集16册,从1935年到1948年,先后编印了10集,共160种。每集一函。既有有声望的老作家的作品,又有刚刚出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这样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新人新作。每集16种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理论等各种各样的集子,装帧朴素大方,纸盒函装的设计也很别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方面是一个创举,因此第一集问世时,文坛轰动。”[22]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巴金的创举有点空前绝后,即便是巴金自己后来创办《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也实难再创辉煌并再具有如此历史性成就;即便勉强组织也许也能凑出一些花样以及表面上过得去的作家阵容,但像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以及鲁彦、张天翼、吴祖缃和郑振铎这样的真正大家阵容不仅不可能,而且更是缺乏作家们集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如果老调重弹一定要强调作家的使命感或者社会责任感之类,缺乏这种可能性就几乎像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同时更是严重影响了作家理解当下这块大地变化以及世界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断绝了产生真正伟大作品的可能性。
尽管巴金他们在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表示“抗日的决心和加强文艺界团结的深切愿望”的时候,就已存在“30年代左联某些领导人‘惟我独左’”的问题,但毕竟那是个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交替并进的时期。如鲁迅著名长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战线问题》,便是发表在这个时期。之后鲁迅逝世,不分左右的进步作家大多是鲁迅的拥戴者、悼念者乃至抬棺者。鲁迅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但后来随着鲁迅的不断被神话而追随鲁迅的青年作家们几乎少有好的下场,则是中国特有的现代文化奇观。尤有启示意义的是,因为始终存在有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巴金即便在抗战时期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在上海、北京、广州、桂林乃至重庆的“流浪”过程中艰难而又平和地坚持着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比如在广州失守,虽然“没有来得及制成纸型的《烽火》第二十一期和巴金等几个人大半年来耗费心血筹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也都毁于一旦”[23],然而已经制成纸型的《文丛》第二卷第四期却在敌机轰炸带来一片火海后的桂林得以印制并寄发给读者订户,“然后他又继续一个人编印出版了《文丛》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他还写了一段‘卷头语’,说明这期刊物是在一种非常条件下产生的。”[24]不仅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个人创作与文学翻译也较顺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的四十多万字的《秋》便完成在1940年三四月间,仅花了半年多时间,而与陆蠡、丽尼分担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由巴金负责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两部,也是在这些年间个人创作的间隙中完成的,从而让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顺利完成了屠格涅夫作品最系统的出版。当然,最为巴金生活添彩的还是由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跃升为恋人并成为终生伴侣的萧珊,因为萧珊的协助巴金可以更用心地工作,因为萧珊要学习巴金可以孤独地写作(如写作《秋》),因为萧珊在西南联大上学从而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也成了巴金文学活动颇为活跃的重要舞台。除了杨苡等学生沈从文等老师外,“在重庆,文艺界朋友多,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关系也好,知道巴金回来了,来看望他的人不少,马宗融、靳以、曹禺、丽尼、张俊祥……进城必来探望,冯雪峰、何其芳、艾芜、以群则是常客。茅盾、老舍、胡风也曾来过。”[25]而贵阳花溪,则是巴金和萧珊的短暂的蜜月旅行之地,之后萧珊去重庆巴金则留在贵阳中央医院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便是在这里巴金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憩园》,之后还完成了由这个短暂的战时医院经历所触发的小说名篇《第四病室》。
至于抗战胜利初期巴金在重庆和上海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组织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的签名,和郭沫若、茅盾等联名致电慰问“一二·一”(1945)惨案昆明师生,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之后,“在端午节举行聚餐会,郭沫若、茅盾、胡风、冯雪峰、马思聪、巴金等文艺新闻界一百多人参加。开明书店欢迎著名作家,同时为柳亚子祝寿举行宴会,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巴金等夫妇参加。至于朋友间战后重逢,互相探访宴请也很多。诸如与叶圣陶、茅盾、沈从文、靳以、索菲、萧乾的欢宴……”[26]诸如此类,原本不善应酬不喜社交活动的巴金已经应接不暇,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巴金甚至成为了国家文化的名片,频频代表有关方面出访、会客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则更是身不由己(最形象的说法,也许是巴金有回又去参加欢送某国代表团回国,在机场欢送的陈毅看到巴金却对他说,你也来站队啊?),表面上风光却给作为作家的巴金带来了可怕的困扰,早已无法像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因为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仍在,他可以继续写出无愧于时代和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力作《寒夜》。所有种种,丹晨也确实唯有采用编年的方式,才可以把巴金的文学经历、人生经历乃至精神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地梳理了出来。
最让人沉重的,恐怕还是1949年以后已经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一方面作家们天真地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新时代”,另一方面“延安派”文人取得文化领导权之后始终内斗不断,并波及整个文艺界,同时出于“共谋”给文艺界乃至全部的生活领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这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造成太过深沉的心灵苦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或讳莫如深或刻意回避。丹晨则承续传统中国史家风范,秉笔直书——当然,编年史的方法倚重的仍然是考据学,用现在的话或者谢泳先生有过的话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而在丹晨这里,甚至不是材料和说话的问题,而是根据材料写作的丹晨心路历程几乎与传主一样沉重的问题。用丹晨自己的话说(《巴金的梦》后半部):“不算前期多年积累收集材料的时间,仅后半部伏案专事写作就花了整整两年半,可说是我个人写作历史中最长最苦的了……借用‘忧世伤生’这句话来形容我斯时斯地的心境实在是十分恰切的,也可说是我人生经历中少有的困顿和抑郁,以至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27]其间的沉重和忧郁,当然还不止“斯时斯地”,更有巴金人生经历中的“彼时彼地”所可能双重交织起来并互相比对的缘故。因为“政治正确”自1949年之后,始终就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想想看,一个大作家从1950年到1980年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仅在1950年初期抗美援朝出于真心“改造”并投入朝鲜战地生活,才写出过一些包括《团圆》在内的成功作品,然后直到1980年前后,“也是他在1949年后写作生命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视野最开阔、思考最深刻的时期。虽然出国访问、各种大小会议、社会活动占据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他却顽强地拼命地写作。到1980年底,他已写完出版了《随想录》两集,《创作回忆录》一本;同时他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继续抽时间翻译赫尔岑回忆录。”[28]此时巴金已是接近耄耋的真正老人了,其间30年的光阴还不仅仅是虚掷而且如所周知是苦难历程。因此丹晨写作《巴金的梦》后半部原先书名即为《天堂·炼狱·人间》,所谓天堂、炼狱与人间,对当年从新民主主义到总路线的急速过渡,从土地改革到急转集体化,公私合营并对工商业进行全面改造,“三反、五反”,“四清”、“社教”,诸如此类体制化“改革”一浪高过一浪,只要稍有常识就能清楚当年的大致历史背景——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面临的思想全面改造则更是严酷,批俞平伯批胡适,紧跟着批胡风,精神炼狱几乎与“新中国”同步诞生,有多少紧跟形势的知识人从那时开始,飞蛾扑火而又前仆后继,上一刻见他以极左话语在落井下石,下一刻就轮到他被别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惨遭同样的下场,如是循环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绝如缕。更为可怕的是:“巴金似乎也不曾想到年轻时曾为两个未曾谋面的异国工人樊塞蒂和萨柯的冤案奔走呼号。当得悉他们被处死的消息时,他痛苦得绝望地在室内乱走而无法忍受,他到处投寄抗议信表达自己的愤怒。现在他面对认识数十年的作家朋友的灾难,只能是另一番相反的言行。在这场举国上下声讨胡风的运动中,作家们也一样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巴金更不知道也无法想象,竟还发生有的作家像刘白羽领着公安人员去捕捉胡风,吴强领着公安人员去捕捉耿庸……这样荒唐的事情大概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29]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触目惊心的还有诸如冯亦代、英若诚等文人艺术家充当可耻的或卧底者或告密者的不断解密(个别还是来自稀有的良心发现),褒有独立人格的巴金还确实算得上是个幸运者。
说到底,还是个体心灵和精神结构的强弱决定一个作家的人格高低。尽管巴金也被迫“跟着投石子”[30]:“巴金在年轻时,曾因政治观点不同多次与别人论战过,有时也很激烈。那样论战是平等的,出于个人认识的独立行为,态度是严肃的,表现了自己的思考和意志。现在是秉承别人意志,学舌般地重复报纸和别人说过的话,还是第一次,也是自己历来最反感的。这是巴金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的坠失和对自己信念的反叛。有了这样的开始,就有了后来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例如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对柯灵的批判……”[31]但如前所述,毕竟跟那些才子加流氓或者干脆就是政治流氓有霄壤之别。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以及时代风云之中,洁身自好已经是个难于登天的事情,何况保持住自己尤其是人格的独立。但巴金毕竟是巴金,“那种道德自我人格的完善”始终是他的理想,不然“时过境迁”之后,又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文革罪人或者“原罪”们拒绝忏悔?更何况,在那些老左派文人眼里,巴金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同盟军”,比如:“30年代左联某些领导人总以为‘惟我独革’、‘惟我独左’。他们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排斥非党的、或与他们政治思想不完全一致的作家。曾是左联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在70年代‘文革’后承认:‘当时左联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很严重……像巴金、曹禺这样进步作家也不能团结他们。’夏衍也承认:‘像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我们私人关系是有的,但关在门外……到抗战开始时还排斥巴金、曹禺这样一些人……’”[32]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与历次“评巴热潮”相映成趣的则是新左派文人的上纲上线的批评,特别是姚文元等一有风吹草动,巴金就常常成了活靶子。只不过,丹晨似乎不太愿意指出老左派与新左派在话语逻辑上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似乎更愿意强调他们各自政治的正确与不正确。虽然《巴金全传》比起早年的《巴金评传》,在补充揭示左派话语的连贯性上有着大量的充实与丰富,但以姚文元为主的极左话语仍然是丹晨极力抨击的主要对象。就像巴金晚年的《随想录》,除了痛心疾首于“奴在心者”,也认识到“绝不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是在探索。”“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到‘四人帮’身上……”[33]——当然,巴金既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学家,我们不能也无法苛求他能继续追问,比如“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等等——但毕竟,他还不能触及我们自身的最大痛处。即便如此,巴金的道德勇气仍然惊人,尤其是对“文革博物馆”建立的呼吁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的推动和付诸实施,不仅功不可没,而且此前此后都不能不说均成了空谷足音。
因此不能不重复指出,也便是由于上述种种,中国的个人成长还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始终受到压抑,毋宁说是现代中国意义上惨遭毁灭性打击。有着相对强大的个体心灵和精神结构的巴金,尚且不能不委曲求全,况本就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芸芸众生们乎?尽管在巴金之后,似乎敢讲真话者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重要的是可以“讲真话”的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无论当下政治当局的著名的“不折腾”理论你做何种意义上的理解,你都应该承认其成了人们“讲真话”的制度性条件。也便是在此意义上,大作家巴金的贡献仍然巨大,他是“讲真话”的始作俑者,既是最勇敢的提倡者也是最顽强的践行者。巴金精神确实不朽。

最后想说的是,一如丹晨所反复揭示:尽管中国特有的亘古未变的生存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情感结构和个体精神结构,但晚清、五四和“五四后”三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个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成长。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决,问题在于中国文学巨人的成长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即便鲁迅能活到1949年之后,也一样难逃厄运。
窃以为,如果一定要强调中国作家情感形式的独特性[34]的话,恐怕首先还得考虑中国作家个人和中国文学整体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何况在巴金那里这种“独特性”可能还具有不可复制性,尤其是巴金的那一颗伟大心灵,确实不易抵达也很难复制。尤其是遭遇那样严酷的环境,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他便要顽强地生长。这当然跟巴金早年形成的世界观有关,更跟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渊源紧密相关,否则他不可能有那样坚定的立场和诉求,而完全可能像上述无数的出卖灵魂者们那样,不仅随了大流而且“前仆后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巴金总是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如“引蛇出洞”之前的《“鸣”起来吧》,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就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做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结果又引起轩然大波等。但也如丹晨所指出:“如果说,反右、拔白旗曾经大大挫伤了巴金自我改造的积极性,打击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绝对信任,使他觉得头上像戴上了金箍儿似的,战战兢兢、提心吊胆;那么,这次挫折好像有人又念了一次紧箍咒,使他变得更加沮丧、内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姚文元之流果然拿着棍子盯着他。”[35]即如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发言所说的那样:“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假如说,巴金当年因自己没有被打成右派确实心存感激,而且真心以为自己必须“思想改造”,自己的旧作在50年代末继续受到欢迎时,他除了按个人习惯不断地做重版修改,如:“修改后的《家》,婉儿不再像鸣凤一样死去,而是在冯乐山家里活了下来,继续饱受折磨。这样处理显然更合乎生活逻辑。《火》的第二部中,战地服务团团员分手时,原来留下《克鲁泡特金自传》作为鼓励指引人生道路的读物,现在改为法捷耶夫的《毁灭》。第三部人物的结局有重大改动,几位年轻人走向了‘圣地’(暗示延安)。这与作者在50年代的思想变化直接有关。”[36]对于自己的旧作此前“有时候我真想把它们藏起来”的慨叹,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烧掉我的全部作品”的哀鸣,就不能不说有许多被动、被迫、被逼的无奈和惆怅。其间的心理过程、情感过程乃至精神过程丹晨均做了具体呈现,这里无法复述当然也无须赘述。也许需要再次重复的是,作为生活的变奏或二重奏,在巴金遭遇种种文学事件、政治事件乃至生活事件的过程中,巴金的情感张力以及形式,不能说是丹晨完全出于自觉却又是所有描述和刻画中最为动人的:假如说早年的朋友和旅行构成了巴金文学生活的大部篇章,后期的朋友、亲人和诸多会见、访问以及外事活动中广为结交的外国朋友尤其是日本作家朋友等,则成了巴金很大的精神慰藉。同时这种“慰藉”也有作为后果的严重“并发症”,也即巴金晚年反思时仍痛心疾首所声称的“要拒绝名人之累”。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名人之累”,丹晨在书中的揭示,还跟巴金情感的形式相缠绕,随着命运的浮沉有着不同层次的情感色彩,如:“也许在别人眼里,这就是名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作家,却不能坐下来安静地思考问题,读书写作,没有新作品,实在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37]又如,既有“巴金一生都不断说自己是靠友情生活,而且正是友情使我几十年的生活有了光彩”相当阳光的侧面,又有巴金一方面“虔诚改造”另一方面又希望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的痛苦徘徊,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直至在“文革”中终于成了“上海文学界最大的‘罪人’”的惨痛侧面,亲情终于成为最后的寄托,丹晨所用心揭示的“萧珊之死”前前后后的许多画面与情思等,则更是在情感形式的多棱面上所具有的穿透性侧面。
假如说,巴金的文学个性前半生是张扬的、批判的,后半生则是压抑的、内敛的乃至悲怆的——又假如,若按巴金前半生的文学轨迹发展,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个文学巨匠以及在文学中成长的巨大的中国个人形象的出现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不能“假如”的是:巴金和他的同道们,后半生却是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被预设的陷阱”并最终堕入“精神的炼狱”的。最为触目惊心的,也许是丹晨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他痛惜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受迫害致死,进而自我谴责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年轻时就为左拉的追求真理、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利害的精神所吸引。左拉为德莱福斯上尉冤案仗义执言,发出令人震惊的‘我控诉’的呼唤。巴金不仅深深铭记,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援引过,大声呼喊过。左拉为此被迫流亡国外。伏尔泰也为许多人的冤案奋斗过,终于使冤狱平反,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这些故事都曾给巴金留下深刻印象。他把这些法国先驱者当做老师来学习。如今,为什么巴金没有做到,许多人都没有做到,甚至伏尔泰、左拉活在‘文革’时的中国,恐怕也一样做不到。那是因为这个网罗太大、太严密,这个劫难太广泛、太普遍,这个******太残忍、太暴虐,以致谁也逃脱不了,一点抵抗的余地都没有。他说:即使左拉、伏尔泰活在‘文革’时的上海,‘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38] 但毕竟,劫难过后的巴金、虎口余生的巴金、痛定思痛的巴金,在他行将进入耄耋之年却以惊人的道德勇气和顽强毅力,完成了他最后的经典《随想录》五卷,以结束中国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所遭遇的漫长的“精神炼狱”,回到了人间、回到了中国的大地。至于回到了人间和大地之后究竟怎样,那已不是巴金的事情,因为巴金的伟大使命已经宣告完成。
让人感到特别讽刺的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甚嚣尘上于中国的当下,又可谓是冤狱遍地,可自2005年“孙志刚案件”之后,知识界尤其是法学界和史学界已经出现了无数的中国左拉、伏尔泰在呼吁、在控诉、在抗争,却唯独听不到文学界的声音并基本见不到作家的身影。尽管当下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竭诚努力,由于缺乏真正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发育,还很难看到国家的正面形塑功能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作家们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残废,也许是旧时代“红色恐怖”遗留下的必然后果,作家的“集体精神逃亡”的惟一代价可能就是从此难以出现伟大的文学,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伟大的作家——而这,巴金用他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与社会实践和不朽的文学生命立体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可能是丹晨写作的《巴金全传》所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①] 陈丹晨:《巴金全传·修订版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北京第2版,第602页。
[②] 比如在《巴金全传》中,以大纲体例言:第一编为“革命的梦”,第二编为“文学的梦”,第三编为“生活的梦”,第四编、第五编均为“天堂的梦”(分之一、之二),第六编为“炼狱的梦”,第七编为“人间的梦”,而具体分章更是无章不“梦”,诸如“爱情之梦”、“扭曲之梦”、“讲真话之梦”等等。
[③]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3页。
[④] 作为参考,我们显然还可以在一些哲学论著中如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性”省思等中,获得对此类问题的多重理解。
[⑤]比如让人欲说还休的“鲁迅文学奖”,早有评论家指出获奖作品“意义的匮乏,没有形而上的思考。时下中国作家不知道怎么把故事进一步推进,更不会把意义推进”等等,参见徐江:《鲁迅文学奖,谁的?》,载201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
[⑥]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27页。
[⑦] 见陈丹晨:《巴金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⑧] 同上,第197-198页。
[⑨]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84页。
[⑩] 同上,第4页。
[11]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93页。
[12] 陈丹晨:《巴金评传》,第12-13页。
[13]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84页。
[14] 陈丹晨:《巴金评传》,第26页。
[15]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陈平原对《新青年》杂志思想驳杂的状况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16] 陈丹晨:《巴金评传》,第73页。
[17]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85页。
[18] 同上,第525页。
[19] 尽管李陀的基本说法是对的,他说:“其实理解五四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社团’,是非常有效的窗口,如果在那个时代没有众多社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社,那个社,没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凑在一起,你办一个杂志,我也办一个杂志,哪有什么‘五四文学’?”请参阅《李陀访谈:继续重写文学史》,参见《人文与社会》网站: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2913。
[20] 关于这一点,刘再复有个形象的说法:“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对自身动物性的理性提升与诗性提升。人怎样从欲进入情又从情进入灵?《红楼梦》全作了回答。……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见刘再复著:《双典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6页)而他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则可视为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21]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108页。
[22]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121页。
[23] 同上,第150页。
[24] 同上,第153页。
[25] 同上,第177页。
[26]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190页。
[27] 同上(原版后记),第600页。
[28] 同上,第509页。
[29]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260页。
[30] 同上,第259页——丹晨在这里采用了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耶稣让人们向那个犯有通奸罪的妇女投掷石头,假如人们自己以为都没犯过错的话。
[31] 同上。
[32] 同上,第125页。
[33] 同上,第503页。
[34] 坦率地说,“后期”李泽厚所提出的“情本体”理论哲学人类学意义确实重大,择其要者例曰:“理欲交融构成了人性感情,使人是动物却不止于动物。情欲在时间中的暂时性和有限性本是感伤的缘由和起因,但把它存留在时间性的珍惜中,便成了情本体的组成部分。”请参阅:《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问答》,载刘再复著:《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8页。
[35]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365页。
[36] 同上,第286页。
[37] 陈丹晨:《巴金全传》,第371页。
[38] 同上,第52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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