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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法治”的学术与“田野”

“县域法治”的学术与“田野”



            “县域法治”的学术与“田野”
       
                                    ——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之四

                                                                              吴励生

坦率地说,在当下中国语境之中做知识分子难,做公共知识分子更难,做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难上加难。毋庸讳言,假如真的能够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体系的话,学术的独立性与应有传统就是起码的前提。与此同时,任何知识体系都须经共同体的反复论辩以及不断推进也才有基本意义,也即思想需要竞争,同时需要市场,才能落地生根。遗憾在于,传统中国的经学意识形态垄断了几千年,时至今日仍没多少松动的迹象。所谓“理学集团”、官僚集团以及“宫廷”与“国是”纷争等等,似乎仍是我们摆不脱的宿命。尽管在民国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取代了士大夫阶层,并似乎获得了某种独立身份(比如大学体制),但“上书房行走”的士人情结却始终阴魂不散。究其深层,当然还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仍然深深笼罩在传统中华帝国的“盛世情怀”之中。
然而,就像鲁迅先生曾经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毋庸讳言,我的朋友杨玉圣就是这样的人,杨玉圣的恩师江平老先生是这样的人,杨玉圣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比如崔永元等)。甚至,杨玉圣自己还就是个“舍身求法”的人。当然,杨氏之“舍身求法”别具一格,其主要是通过学术的公共空间塑造,学术共同体的追求和学术公共领域的构建来达致的。而其早先以学术批评为杆杠撬开中国学术的公共空间的过程中,毁誉参半,却“越战越勇”,并无怨无悔。有关于此,我曾写作有系列综合批评予以概括。[①]该文写作则主要涉及杨氏晚近学术共同体追求的得失悲欢,进而拟对杨氏的学术运作方式和知识话语展开方式做出进一步辨析。同时更是对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建设所作的诸多努力,进行力求客观的考察与批评。
因为杨氏更多时候是性情中人,加上为人侠义,有时难免意气用事,常常用以正压邪的姿态诉诸“理性”,从而可能意识不到,或者忽略了我们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体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悖论。比如,我们这个学术体制是行政化的,又如何有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存身之地?即便是眼下的取消教师编制的改革,名义上是为了扩大高校自主权,实际效果则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教授们自身的权利则将进一步萎缩,又谈何“教授治校”?你当然可以批评甚至批判这个学术体制乃至校长,但那只能是你一己学术理想。既然你这个教授职称都是行政体制评定的,既然你还要在这个体制里混,还真不能也不敢低估了这个体制的惯性力量,尤其是在动不动便以国家的名义并诉诸行政力量的情形下,正常的结果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大的悖论可能还在于,官与民实际上根本就无法沟通,也即官文化始终根深蒂固,匪文化也就永不绝迹,诸如杨佳的“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便是现时代匪文化(揭竿起义)的“变种”,全国范围此起彼伏发生的把屠刀举向弱势群体(如上海、重庆以及北京等截杀小学乃至幼儿园无辜儿童,以及新近在福建龙岩发生的歹徒劫持公交车横冲直撞无辜百姓等)更是具体注脚。[②]因此,杨氏所直面并抓住的问题,其实都是中国的典型症结。破解了它,可能我们的社会乃至学术本身就都能得到良性循环;破解不了,则是中国几千年下来越缠越紧的死结。为了这个死结的松动可能性,其实诸多艰难险阻,有时“舍身求法”甚至还充满危险。
一、中国知识生产机制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悖论处境探究
其实,眼下再盲目地讨论中国的公共领域已经丧失了基本意义。即便是知识分子研究在中国也已经热闹了三十多年,诸如民国范、西南联大以及胡适之、陈寅恪等代表性人物,也早已是明日黄花了。诸如思想、专业与价值取向等等说道,也越来越显苍白,尽管精神可嘉乃至可贵。[③]至于“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云云,更早已“老生常谈”,也并无实质性意义。郑永年先生是笔者欣赏的真正有创见的学者,有关世界政治、中国问题等领域其均有创见,即便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领域也创见不少,可能由于是在美国留学新加坡工作,然后穿梭于中国大陆做深入观察与研究的原因,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中国学术体制内待过,没有感同身受也就没有切肤之痛,因此有些话说起来就有点不太着边际,如单纯指责中国学界“知识分子都当不好,却人人争当公共知识分子”[④],就有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至于所说眼下中国大学所能产生的知识远不如古代书院所以产生的知识,[⑤]则基本是事实,但其对当下中国的知识生产与生产机器本身存在的问题,却缺乏起码的感知与认识。
说到底,还是要对我们眼下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追究。我们必须清楚,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大抵是根据政府限定的研究框架来展开,然后再由政府控制的媒体对这个框架做填充,最后由此来塑造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行为的认知。文艺家们所谓围绕“主旋律”创作,道理相同。学者们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通过申报各个层级由政府不同部门控制和批准的“课题”,来获得研究的某种“特权”。悖谬在于:学者们不仅乐此不疲,甚至还以自己申报的“课题”获得批准而倍感荣耀。当然这样好处多多,不仅可获得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经费,“学术带头人”们甚至还能为掌管大量经费而成为“老板”,何况还能借此寻租并能呼风唤雨而自我膨胀,乃至“黑白通吃”……可怜了的倒是学术本身,花了那么多钱,却创造了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学术垃圾。之所以如此“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便是因为学术评价是由行政体制做出的。在体制内混学术的人,想必对所谓“验收”、“通关”之类耳熟能详:所谓“功夫在诗外”,“通关”就是通人情,“验收”就是验金钱。也便是因此,杨玉圣提出的“学术共同体”主张并身体力行尤为难能可贵。至少,学术评价应当由学术共同体做出,学术回归学术才能成为基本的底线,所谓学术进步与发展也才有可能。
坦率地说,杨氏的主张和努力尚在途中,还有着诸多纠结与困境,而这恰恰给了评说与追究的机会。事实上,有关当下学术与思想,评说与追究的机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鉴于上述原因种种,“混个脸熟”、“争个流量”、“人五人六”、“弄个影响力”或者争夺话语权之类,已是学界常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效仿西方做法,全国范围内开办“论坛”乃至“高端论坛”无数,暂且不论那些政治领导人在某高端论坛的演讲大多发表的是政治与经济信息,至少在国内众多学术与研究论坛所发表的演讲,也从来没有得到起码的价值追究。从论坛本身来说,西方的起源也是用来发表新观点、新知识和新方法乃至新论著的,之后这些新东西发表之后的价值就会不断地得到检讨以及披沙拣金,这样的论坛才有起码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杨氏从早期学术批评到中期学术共同体追求,再到晚近小区善治[⑥]的研究等诸领域,都策划过不同类型的论坛,而最为正式且持续开办的论坛则当推“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出于上述种种需要,这个论坛就自然成为在此将深入分析与追究的重要而现成的标本。
比如说,学术共同体的追求实则跟学术自由密切相关,而学术自由的缺乏实则源于全社会自由的缺乏,因此毋宁是涉及整个中国关于自由的系统工程。又比如,所谓法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中国当下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逻辑上讲,法治是自由的基本保障,而从起源上讲,没有真正的自由以及自由的基础,所谓法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自由的前提是自治,包括地方自治、行业自治以及学术自治,等等。假如没有有效的自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同时人们清楚:强制的法律不可能达致真正的法治,只有人们(包括朝野在内全体国民)无一例外自觉遵守法律,才是法治的基础以及基本要求。我们通过“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的追究,不仅能够看到自治与自由和自由与法治的标与本(前者为标后者为本),而且还能看到“法治天下”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某种不可能性,等等。
首先,这个“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之全新意义无可置疑,其新就在许多观点、问题和立场之新。论坛之所以叫论坛,便是要发布全新的观点、问题和立场,否则就跟国内曾经盛行已久的“研讨会”差不多:研讨会开完了也就完了,无所谓新不新,也没人关心新在何处,甚至一转身人们也就都忘了。当然必须即刻指出,很多时候所谓论坛不过也即研讨会换个形式与名义而已,仍然是作为人们制造话题与追逐名利的场所罢了。作为这个论坛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氏与尹洪阳先生合作的《县域法治论纲》中对该论坛之“新”有全面的表述:一是新命题,二是新理念,三是新实践,四是新领域,五是新愿景。必须承认,这些确实是全新的观点、问题和立场,而且更是具有时代性的高度要求,也是中国当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即“新”就新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需要,若说其是开了全国研究风气之先也并不为过。
然而,必须不客气地指出,也许连杨氏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其在具体行文中一二三四五六七,看似条分缕析并高屋建瓴,实则仅由理性开道,同时难免官样文章窠臼,或者准确说就是比官方文件更具理论与学术色彩。这里稍加深入这种窠臼的解析,或许这在更具官方色彩的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副校长和浙江省桐乡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慧玲先生的文章中,体现得更为具体而明显。此处仅以李树忠副校长的文章为例,比如其强调人民是“法治的主体”,离开了人民这个主体就无从谈“法治国家”;又如“宪法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道理都对,但前者人民如何“主体”,后者具体如何“实施”,却又语焉不详。再比如,“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具体又该当如何追究?又比如:“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理顺党和行政、党和司法的关系”,具体又该如何理顺呢?特别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塑造能够沟通两者的公共领域,如舆论的公共平台、行业组织等,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公权力的行使要严格依法进行,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⑦]坦率地说,这样看似面面俱到的类似官方文件的文章,道理都对,然后就是政治正确,但跟现实社会的距离真的不可以道里计。当然必须承认,有着官方背景的学者能有如此豁达超前的意识,已经颇为难能可贵,也理应得到尊敬。很抱歉,因为对学术运作方式和知识话语展开方式的追究故,在此就不能仅保持表面上的尊敬而绕过问题的实质。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展开的话语方式会对公众的认知产生误导。人们会以为,既然说的都正确,那去做就是,可怎么做往往事与愿违,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此指出这个中国特有的惨重的知识话语误区,并在政学两界形成的根深蒂固传统,十分关键。这个“误区”和“传统”的误导结果,就是广大民众常常信以为真,总以为“红头文件”是无比正确的,只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这就导致人们耳熟能详却又视而不见的绵延千年的中国特有怪象,古代的“告御状”和现当代的“上访”便是,均把那些虚幻的理想寄托在了所谓“正经”或者“正确”上了。殊不知,古代皇帝高高在上,现代中央政府也并无多少改变,加上现代地方政府的严密布控(封锁信息)并层层截访,以及高层官员地方视察“开道”“清场”之类更是密不透风,抵达“上听”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样一来,上述知识话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话语圈套,被这个话语圈套套进去的还不仅仅是广大民众,套进去的甚至涉及高层官员本身(比如刘少奇与彭德怀)以及知识阶层本身(杨氏自己也未能幸免而入了套,此容后再述)。当然,需要重复指出,无论是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树忠副校长还是执行主任的杨氏,均是深具学术良知的学者,也都有着一番开创新事业的抱负——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耕耘于学术体制之内,不知不觉间即有了体制化思维,甚至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学术体制或者知识生产机器会有形无形地影响并塑造着知识人的知识方式。比如,杨氏等文章中,为了增强说服力或者某种合法性,就不惜拉来诸多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宣部、司法部等“红头文件”作为依据。
但也有例外,只是这个例外有点看似平常实属不易。也许是身份不同,参与中国法治的具体进程不同,曾参与不少全国人大立法过程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老先生,其知识方式就有着别具一格的独立色彩,尽管他在为“县域法治高端论坛”所作的序言里也是开篇伊始,即“党的全会”精神如何如何,但不同之处这里仅举一例便立马鲜明:“当初我在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时,就开始动议制定《监督法》。《监督法》涉及宪法监督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设立宪法委员会,二是设立宪法法院。最后大家觉得比较合适的还是宪法委员会。但在2006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既没有设立宪法法院,也没有设立宪法委员会……”[⑧]这才是关键。宪法与法律是否真正得到实施,或者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云云,不设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红头文件”的官样文章上了:既不能真正实施也根本无法追究。至于能够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公共领域,我们自身的知识生产机制所导致的学术本身尚且无法独立,又谈何产生良性的互动呢?当然已如上述,有此意识已属中国学人的前沿意识。有关于此,曾经以学术批评为杆杠撬开中国学术公共空间,主持学术批评网长达十五年之久,并有强烈的公共情怀,长期深入于小区善治理论与实践第一线的杨氏,对中国公共领域的稀缺状况之感受,想必比我深刻得多。
其次,杨氏著述的鲜明特点,就是理性开道的欲望强烈并且常常身体力行。其实,理性本身或者公理性的东西,在世界语境与中国情境之中已经越来越显可疑。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晚清以降,以公理代替天理进而转换为后来的法理过程中,始终有点混淆不清。且不说理性必然在后现代浪潮中所遭到的广泛质疑,其实早在休谟(1711-1776)的年代即对理性本身做出过严格的限定,更是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提到了空前高度。不是说不存在严格的演绎和理性,而是说这种演绎和理性与事实并无实质关系,亦即事关价值判断的学问,无论是伦理、政治或法律,举凡任何种类的社会研究均有别于演绎科学以及因果科学和事实科学。假定同任何事实问题相反的情况始终是可能的,经验或因果关系也是可以被发现的,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事实推出另一个事实。比如:“法治江苏”、“法治云南”等等不可能推出“法治福建”乃至“法治中国”的事实,等等。也许,“法治江苏”的经验以及因果关系是可以被发现的,而且从理性的角度可以预计到一种欲望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却是有待讨论的。这就是说,令人满意的结果并非通过理性的规划,而是通过人们的“约定”,只有通过“约定”,才能产生真正的“互动”,从而达致人们满意或不满意的结果,并由集体性选择形成某种人们可接受的一致性。因此,无论是官方的“理性”还是学者的“理性”规划,都几乎无法达致“法治天下”的目的。
然而,就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形而言,学者们努力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尤其是“法治江苏”以及法律职业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公丕祥和邵建东先生,他们本身就是颇具声誉的法学家,尤其是公丕祥先生等,在“实践中法律职业阶层主要不是独立地、自治性完成,而是要依赖政府部门提供参与法治研讨和决策的平台”,同时“先行法治化地区的法律职业阶层资源丰富,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密切。”为什么重要而关键?重要在既强调“通过其职业性和技术性、独立性和自治性力量”,关键在还强调获得政府的合作与鼓励。假如中国的公共领域真的能够获得健康的孕育,离开政府的合作和鼓励,永远没有兑现可能性。
这一点,杨氏想必更加心知肚明并经验丰富。其早年以学术批评为杆杠介入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即得到教育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嘉许和支持,眼下其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更是获得青州市政府的合作与鼓励,也即一样“法律职业阶层资源丰富,与政府合作关系密切”。青州市政府不仅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举办多期“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更是出资数百万元赞助“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便是因此,杨氏完全区别于知识生产机器管控下的芸芸众生,并不以申报行政规划并拟定框架的所谓“课题”为主要乃至唯一的学术生存取向,而是自主性地选择并自觉适应时代性需求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其有关学术共同体的追求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分别在山东青州、北京昌平、浙江桐乡、河南开封,举办了四届“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2013、2014、2015、2016年),并以研究中心的名义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领衔主编了大型系列图书《学术共同体文库》(自2014年至今,已经或即将出版程汉大、牛大勇、郭华榕、梁茂信、李剑鸣、满运龙、刘斌、胡玉坤、余三定、杨玉圣等学者的专著、论文集近二十种,拙著《文与学反思录》即列入该文库之一种。为了避嫌,对此文库之图书不拟再做评论),更是取得颇为可观的实绩和影响。其间学人的独立人格和公共情怀以及学术的独立品格,体现得可谓昭然酣畅。
也许应该指出,意图促进中国公共领域的真正发生与发育,学者们的努力固然重要,政府部门放下身段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实践中则更重要。这个“放下身段”就是,让国家与社会的诸多领域的相关“约定”成为可能。说白了,就是让政府获得最大权威的同时,让人民获得最大自主权以及自由。公共领域之所以在中国政治事务中空前关键,即因为其是国家与社会可能获得互动与沟通的唯一桥梁。这个“沟通”就将不再是那种流行已久的“行政吸纳政治”,也并非是仅仅听取公众意见,更不是出自行政命令的上行下效,而是促使全社会治理乃至“天下治理”的现代化与合理化。如果政府部门放不下身段,“互动”与“沟通”就永远只是不可能的“愿景”,所谓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基本就是“画上的烧饼”。
假如这样,哪怕知识分子们再如何努力,再如何自觉,恐怕都将于事无补。就像杨氏坚守学术批评阵地逾二十年,学术批评与规范研究成果斐然,而对学术本身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以及制度本身的建设等,却影响甚微。倒是个人毁誉参半,一路风雨兼程。说到底,终究还是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大学行政机构本身,终于还是不能放下身段,与学术共同体以及教授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互动,以形成行业的“约定”。通过有效“约定”形成先进的高校治理和学术制度,从而让学术回归学术,才可推动学术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否则,一如前述,再是如何高扬理性的旗帜,以及西方的高校治理如何如何,最高领导的意见和“红头文件”如何如何,不但什么问题也无望解决,什么制度也形成不了,直至最后说来说去就只有剩下一堆官样文章。
二 县域法治论坛发布论文以及论题价值追究
我想现在有必要对《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所发布的一些主要文章,做个简单的检讨和评论。毋庸讳言,纵观论坛所发布的论文以及论题,其实可圈可点之处不少。窃以为,以横向的县域法治以及地方法治化研究和纵向的“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与“英国地方自治经验”研究最具价值。有关前者,可讨论的价值甚多。也许应该再次提及郑永年先生对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质疑,他说现在(知识分子还有)“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⑨]笔者不知道郑氏是否在意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解释,另外是否注意到中国大陆学者姚中秋的《中国的变革之道》[⑩]一书?因为后者干脆就是对前者的“地方政府竞争”经济模式的反弹与批判。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曾在美国留学并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助手的王宁先生,与科斯合著《变革中国》[11]一书,更是细致深入考察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作者:折晓叶,以下简称《新变化》)和《中国的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竞争》(作者:万江,以下简称《竞争》)两篇文章,便是在上述知识背景中的颇有新意之作。
《新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全新观察和概括。文章以为,在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年代,学者们曾经归纳政府与地方社区、企业结成法团组织,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促进了地方乡镇企业的腾飞,这个解释概念就是所谓“地方政府法团主义”。19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之交,乡镇企业消亡,随着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获得全新发展动力。尽管在“与民争利”和“提供公共品”上,作者看法似有偏颇,如以“土地”代替企业不见得就不是“与民争利”(垄断经营甚至是程度更高的“与民争利”),“扩权强县”的城市化并不必然提供更多的“公共品”(甚至仅限于基础建设工程),但是,其对地方政府借助网络化的“项目平台”的组织方式来经营辖区,归结为“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的统合机制”,则是颇为精到的概括。所谓“统合”就是,“在项目平台上,行政机制通过制定城市化规划来征用土地和安排项目,制定重大项目审批的合法程序,建立‘金融办’一类的综合性机构,协调财政、融资机构、银行之间的关系,并依靠财政上和土地提供储备担保还贷款等。”在“三位一体”的统合下,诸如“特事特办”、“捆绑贷款”以及所谓政府主导结合市场机制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制度创新,或者说“花样百出”也行。“这意味着,公共产权主要是土地产权和财政权,替代企业产权而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占有方式”,之后人们都已熟知,几乎波及中国城市居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卷入到了“房地产投资”的狂热与狂潮之中。随着后来的“去库存”和“调控”政策的双管齐下,房价涨跌此起彼伏,地方政府大面积负债与全体国民负债率空前未有……《新变化》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关键性概念,解释力空前:政府公司“恰似一个政治化的‘无限责任公司’”。所谓无限,不仅仅意味着无限连带责任本身,诸如“项目公司隐形举债”、“政府无限连带责任”、“银证合作-打捆贷款”和“土地核心资源垄断”……等等,无限责任公司意味着的是根本不能破产也不得破产,也即意味着从此全体国民与政府彻底捆绑在名副其实意义上的“泰坦尼克号”上了。
必须指出的是,《新变化》一文所表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是有问题的,首先是概念然后是内涵都有问题。与其说其所概括的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毋宁是政府“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而“发展”与“治理”两个概念和内涵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必须承认,其确实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现实做出了精当而深刻的揭示。
《竞争》一文则直指法治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实用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当然必须承认,此篇笔者是反向着读的,作者所提供的则是正向的意图以及现实。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说通过竞争,地方政府法治追求就将可能变成现实,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法治不可能仅靠“招商引资”来兑现。道理简单,一旦政策转变不再“招商引资”,“竞争”成了过去时,“法治”也就不需要了。有意思的是,作者描述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种种作为,乃至奇招迭出,也一样独到而精彩。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审批的政府效率,除了“缩小行政审批事项”,对需要保留的审批事项也要改革审批方式,“要一门受理,联合审批,一口收费,限时办结”,以及提供“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等等。一些地方政府还将行政审批提速,要求“当场办理、即时办理”,严格限制审批时间,其标准远低于国家要求;个别地方政府甚至提出“立等可取,当天办理”……其他具体步骤还有“严格行政执法与减轻惩罚”、改进“社会治安与提供重点保护”、“公正司法与反地方司法保护”等,所有种种,说直白了就是为了给企业和企业家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有效并高效的投资环境,并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以检查为由的吃、拿、卡、要等等)。
假如上述那些不是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短期行为,也即在所谓“法治竞争”中出现的所谓“法治重庆”、“法治浙江”、“法治江苏”、“法治河北”、“法治河南”以及“法治扬州”“法治合肥”等,不是出于“招商引资”的政策和策略,而是出于规范公权力的需要,出于法律信仰的需求以及法治原则的追求,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一样就是,哪怕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那些思想家们,无论法、德还是英国,他们能够想出来的,无非也就是有着一个充满弹性并健康的市场经济,同时有着一个逐渐完善起来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我们的麻烦在于,地方政府大多时候是出于政策和策略的需要,然后选择的不过是运动式执法,随着时过境迁、政策调整以及运动结束,法治就将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者干脆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另外《竞争》作者似乎对回答“法治与发展理论在中国却遇到了挑战,学者们不清楚为什么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居然获得了长足的增长”问题颇具信心。他以为:“这一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正是因为现有学说只看到成文法律文本和独立法院才可保护企业财产,确保合同之履行。但是法律文本和独立法院所构建的的治理机制并非产权保护的唯一机制,至少中国的故事表明,在一个法院不够独立,法律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企业投资依然获得较好的保护。”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样回答问题的信心恰恰比较可疑,其可疑在其依据不过只是一时一事,而且中国故事众多,相反的故事也不少。就是最近十几年的情势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新变化》一文所揭示的“公共产权主要是土地产权和财政权,替代企业产权而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占有方式”,就颇为典型。尤其是在此大背景和经济形势下,且不说“国进民退”浪潮,民营企业风光不再,而且逐渐陷入危机:不仅仅是资金链断裂,更加严峻的仍是经营成本太高,吃、拿、卡、要的运动性行政执法之本性很难改变,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后就是人们已经看到的外资企业的分批撤离,即便是本土民营较大企业“福耀玻璃”,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也开始迁移美国投资设厂……更有诸多中小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之后,为了化腐朽为神奇,转而进军房地产业,或者干脆转型做起了“炒房”投机客[12]……
也便是在此现实背景下,英国的地方自治经验研究(作者:程汉大,以下简称《英国经验研究》)和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研究(作者:陈景良,以下简称《唐宋经验研究》)特具价值。这种价值首先在于,超越了那种带有明显“即时性”研究的价值。有关“即时性”研究,较典型的就有先后名噪一时的《中国不高兴》和《中国震撼》,前书中个别作者“不高兴”之后又移居美国去“高兴”,后者的经验观察以数据取胜却常不见“人”(尤其是对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与权利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为了“舌战群儒”还有点“歪批‘三国’”味道在。其间的关键也即在于“不可持续”,暂且不论福山指出的中国古典症结“好皇帝、坏皇帝”循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13]对“即时性”研究最具颠覆性的还是“政策调整”和“策略变化”的时过境迁,之后种种无从谈起。也许,《英国经验研究》《唐宋经验研究》二文的价值就是在跟那些“即时性”研究的比较中特别凸显出来的。
《英国经验研究》特具借鉴价值,尽管真的借鉴起来却非易事,一如作者所言:“比照英国,中国地方治理制度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不客气地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跨进地方自治的门槛。所以研究和借鉴英国经验尤其必要和迫切。”作者清醒地看到,英国地方自治制度与发展,既无法复制也不能移植,那究竟应该借鉴什么呢?作者清晰指出:“需当尽快普及树立地方自治是一种权利的观念。就像美国宪法针对公民自然权利的‘不得立法’条款所规定的那样。”因此说到底还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其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是制度上的博弈。就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形而言,不放弃权力思维,自治——无论是地方自治、社区自治还是行业自治——制度根本无从谈起。
在笔者看来,《英国经验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恰好跟英国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形成的行政主导应相反——有意思的是,号称世界上创建第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以郡县代封建伊始即以强大的行政为主导,为此形成的“文官制度”先进于全世界历来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并以世界其他后进国家(比如英国)所效仿而自豪。殊不知,人家的借鉴是在地方自治与行业自治的雄厚基础上,形成的现代行政主导的民主+服务高效优质制度。而我们,始终在传统“文官”和现代“干部”制度上兜兜转转,哪怕是在“文革”时期的摧毁它还是在“文革”后的恢复并强化它,权力始终以巨无霸的形式笼罩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人们的权利尤其是个体权利始终在沉睡——在始终大而无当的行政主导的强势背景下,若想让古代的“权为民所赋”和现代的“民权”以及“人民当家作主”观念与口号变成现实,务须在理论与实践上以权利主导扭转行政主导,从而形成“权利”主导的法治+行政优质高效制度。
我们几乎无法一边无论朝野都在抨击“官本位”制度,另一边又无论朝野都无视民众权利尤其是个体权利。以至杨氏在提出“县域法治”研究的诸多“新展望”时,在文章的末尾也出现徒唤奈何的意味:“以中国的地域之大、人口之众、发展之不平衡,加上中国千年帝制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专制主义传统、人治传统,‘家长制’作风和‘官本位’体制,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就全国而言,‘县域法治’大约还不可能是一个现实存在……”[14]然后其审慎地提出一些法治的具体路径,如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和县域法治等等,然后达致中国特色的宪政目标。然而一如前述,仅靠理性开道并做出理性人预设,在中国现实和语境里面,确实很难行得通。即便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性人预设(或者康德所高悬的那种理性),因为在中国现实里面,民族国家早已存在两千年,官僚政治一样垄断了两千年,许多堵“墙”都明摆在那里,你又如何让“无知之幕”的预设和假定成为可能呢?因此,《英国经验研究》确实为我们指明了借鉴的方向,那就是在“公民自然权利‘不得立法’”的前提下,通过公共领域的制度开通并有效发育,唤醒各个领域的人们的自主意识,并让各个行业以及小区、地方(市镇)、城市等的种种彼此“约定”成为可能,社会的理性化和生活的合理化才是可以预期的。否则,就会一如惯常所见,板结化的生存到处都是死结,哪怕公共知识分子们如何顽强努力,松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到处都是地雷——直至最后,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不仅淹没一切领域甚至把所有的个体都压制成平面,死结的状况就是:既进退不得也动弹不了。
《唐宋经验研究》则从另一向度告诉我们:“就其历史进程而言,原生态的生长于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官僚型法制,尽管其身上套着两种沉重的历史枷锁,即宗法礼制与皇权专制的束缚,但在它的内在机制里却依然顽强生长着官僚理性和法制理性。”这种理性具体表现在当时的具体司法过程之中:“就宋代的州级司法而言,检法官专门职责的设置及‘鞠谳分司’的权力制衡是宋代司法公正和司法职业化的内在条件;而‘架阁库’制度与民事审判‘给断由’的制度,则从外部给予支撑。‘千文架阁法’的施行保证了检法官‘检法议刑’职责的行使,‘给断由’则要求法官必须通晓法律,熟谙法理。”虽然时隔至今千年,中间还隔着元明清三朝制度流失——现当代也有公检法权力制衡模式,官僚理性和法制理性却颇为薄弱,特别是平衡有余制衡不力,当下虽有专业要求却少有职业化倾向——但是,其学术研究之价值以及对当下的启示仍堪重要。这个研究价值在于,法律职业化在中国颇有传统,就制度理性讲中国不领先世界起码也不落后,不过不幸在近古和近代不断衰落以至中断。其实,中国当下的法律人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努力不坚定,特别是当下的律师群体和(以贺卫方为代表的)法官的法理学,比如“通过其职业性和技术性、独立性和自治性的力量”来推动中国法治,只是这条道路异常艰难,轻则遭到“封杀”,重则“请去喝茶”封口,甚至官僚理性与法制理性都难以存活。
吊诡的是,“法治天下”以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却又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而这,才可能是学者们借势以理(理势)的种种表述的基本原因,一如前述,出于理势的多少有点官样文章味道的症结在于,理论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诸多紧张。当然,包括江平、李树忠、杨玉圣、尹洪阳、俞荣根、李有华等等在内的有识之士们,纷纷提出了“县域法治”出于中国传统的基础性问题和出于现实发展趋势的关键性问题。诸如“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从传统统治到现代法治),“一国之治和一县之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及“法治的基本价值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法律至上相互维系,形成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等等,均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县域法治建设”总主题下的重要学术表达。这里必须重点提及与江平老先生有着相似人大任职经历,同时有着同样深厚学术背景的俞荣根先生。其鉴于种种历史情势和现实状况的有感而发,表面上常见隔山打虎,实则处处一针见血。其冷峻诙谐,妙句迭出却又深入浅出;其甜酸苦辣之情状,跃然纸上让人喷饭之际,又时觉含泪忧愤之情。
比如俞氏说起当下中国“宪法与法律约230部,国务院行政法规600部,地方性法规8500多部,国务院部门和省级地方的行政规章12000多部”,他说“人们评论说,以前法制不健全,无法可依,大家对法制还有个盼头,社会上还有法律信仰和法律敬畏,但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却遇到选择执法,这个盼头就没有了,心中燃起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敬畏被一盆水浇灭了。这比无法可依更无助、更无奈,也更危险。”说到“县域法治”的难点,他说:“县域法治既然那么重要,中央政府也三令五申,为什么大多还只是停留在决定上,强调在会议上,热闹在口号上,落实在红头文件上?”“在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中搞县域法治,首先要以真实和诚信去救济缺失的诚信,来不得半点花架子,挂不得一个‘空瓶子’……中国的公务员实在是太聪明、太能干了,一说搞县域法治,什么学法‘口袋书’、学法‘掌中宝’”、法治‘大篷车’、普法‘扑克牌’、法律‘课堂’、法治‘文艺汇演’等等……”[15]所有嬉笑怒骂均指向了形式化、表面化和任务化,叹息内在化、实质化和生活化的阙如。
俞氏轻松地抓住县域法治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鞭辟入里,在此不再过多例举,只再略说依法行政的重点。我们知道,无论是法治国还是法治县,最重要的点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如果权力始终处于巨无霸状况,“法治”就是“肥皂泡”。权力的傲慢无从约束,社会的自治领域就无法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惨重的现实是:“据有关方面披露,截止2005年底,我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09万件,近几年,年平均近10万件。某法院从1990年至2005年间,共审理85件行政诉讼案件,从来没有行政机关法定人物出庭应诉。又,根据最高法院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不足千分之一。政府行政官员对司法权的漠视并非福音。这些数据也雄辩地说明,县域法治不从行政法治做起必然沦为空转。”[16]权力的傲慢由此可见一斑。说白了,就像江平老先生所曾做出过的努力那样,如果没有宪法法院的设置或者宪法委员会的具体权力实施,所谓落实宪法或者违宪审查,就成了空谈。依法行政的道理一样,如果没有行政法院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依法执政更是没有起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全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才会真正发生,从而人们的观念和行动方式就将得到改变,从而彻底改变有事首先找关系而不是找法院的严重而可怕陋习。
三 “对话”的方式与可能:中国公共领域的转型与发育
坦率地说,在如此严重的大面积经验事实背景下,所谓价值重建在当下中国几乎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无论是几千年的习俗还是传统,都在本能拒绝法治的可能性。当然,上述所有种种大多是经验层面的事实,而并非理性层面的事实,也并不妨碍理性层面所能做出的相对努力。必须警醒的是,理性层面的事实不能也无法轻易改变经验层面的事实。所谓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主要是指理性的真与道德的善相分离,但道德问题从属于正义问题,特别是人为的正义,才有可能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理性认识的“事实”问题,只有在一个能够开辟出公共政治事务,并为其提供规则和制度,也即触及政治正义的法律规则论、经济制度论以及政治德性论诸方面,法治天下和公共理性才能得到基本的落实和保障。俞荣根氏、程汉大氏等之所以价值意识相对深刻,便是因为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上述理论的若干方面。
本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价值重建在中国现代性以降有过多次机遇,就是由于传统与习俗的无比顽固,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擦肩而过或者干脆葬送于无形。这让深谙英美传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只能望洋兴叹。其实,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还是1978年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人破天荒地开始有了共同利益感觉。[17]遗憾仍在于传统与习俗,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人们的经济自由忽大忽小。尤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运作方式,不仅仅是干预过多,而是政府自身始终深入而深刻地参与到了具体的经济经营之中。早期的乡镇企业崛起,中期的国企改革让民营企业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到了晚近的“国进民退”浪潮,国企在通过重组或股份化后,剩余的国企进入的是垄断部门,包括银行、能源和通信行业,后来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大部分银行信贷都流入了国企和地方政府。国有经济通过廉价的信贷和其他政府力量,挤压私营经济的成长空间……到了2010年,42家中国企业(不含4家香港企业)进入了《财富》500强名单,只有两家是私营企业。”[18]特别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政府经营土地和城市的无限责任公司机制,让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蒙上多重阴影。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像地方人大这样的立法部门,居然自身的定位也跟着改变,尽管他们从来就并不具有监督政府权力的使命,但其“负有批准项目投资方向,传达政府意图,进行战略动员的义务,甚至需要应银行要求,向银行出具项目借贷的政治承诺”[19]等,还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
所谓“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机制,政府从经营企业一转即为经营土地,把公共性项目间接转为经营性项目,实为一项重大发明。所谓结合市场机制的政企关系、政银关系、政社关系、政民关系的“大戏”,就在那一个个庞大的“项目平台”上隆重演出,付出的代价却是人们的经济自由开始不断地萎缩,经济民主则更是天方夜谭。就中国的具体现实而言,所谓民主首先就该是经济民主,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批准才是经济民主的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手段。而今本末倒置,对政府财政预算不仅不做“严格审查批准”,反而是“主动配合批准”。
更为严峻的是,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浪潮中引发的所谓“地方法治竞争”,也在一波又一波的其它浪潮诸如“国进民退”浪潮、“经营土地”浪潮等等之中,因为“时过境迁”而势必趋于沉寂。而在各级政府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运作过程之中,最为尴尬的可能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尴尬还不算当下那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五毛们”的蓄意围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甚至也并不想如何把理想转变成为现实。比如,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把那些政府的“经营性项目”回归成为真正的“公共性项目”?其次就是如何才能有效地与政府形成平等的“对话”(然后才能指望沟通与互动)?
很显然,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话语常显苍白无力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仅是自说自话。哪怕再是强调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尽管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很重要,但学术必须具备传统,思想必须落地生根,否则便无多少意义),大多时候不过也即“压在纸背的心情”。极端的状况下更是尴尬,要不个别形成与政府的严重对立,要不干脆大面积被“收买”。大多数情形下,由政府部门控制的话语系统是一种强势话语,公共知识分子们操持的话语系统则是弱势话语。这两种话语怎样形成真正的“对话”,是洞开中国公共政治事务的可能性的关键所在。或者更具体点说,话语的强势和弱势还不完全是问题症结,症结在于双方对话的语言、概念和话语展开的方式完全不同,在这种种不同后面潜藏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天下治理图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生产首先是由国家主导的生产机器产出的“主流话语”,然后围绕这个话语系统,无论出于一时需要还是形势变化,学者、记者、作家、艺术家们围绕这个“主流话语”塑造着中国特有的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延续着的,是表面上虽变了相实质上却亘古未变的天下“统治”形式。其间没有公共性可言,也基本不允许讨论,大多时候流行的官方话语是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语言和概念。除非是在某个大变动时期,否则概莫能外。
而另一个话语系统,始终更具道义力量,当然也更具公共情怀,比如传统中国儒家言说的道统与学统,现代知识分子对开辟公共政治事务并为其提供相关规则与制度的努力等,都是典型。然而,无论古今,所谓公共性、公共空间和公共政治事务,历来都是最为敏感的地带——人们知道,传统儒家始终有“公天下”追求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公共性,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到了现代,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公共性略有提高,但公共政治事务却是始终没能真正开辟出来,政治的公共领域更是雷区密布。即便文学的公共领域,也只在晚清、民国早期短暂存在过。在这样严峻的语境里面,大部分知识分子均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国家知识生产机器的机械生产循环中去,以此为稻粱谋,并获得晋级(职称)晋升(官阶)乃至荣华富贵。在此体制之内,尚具良知的学者,很多时候也需要官方话语包装以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只有极少数知识人完全具有独立意识,同时对社会现实褒有真切的关怀和深入的观察、体验并诉诸行动,但这样的知识人往往会被视为“不安定因素”,乃至被某些体制官僚视为“眼中钉”或者“刺头”,巴望有朝一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很不幸,我的朋友杨玉圣就曾一度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惜摩拳擦掌为拔去此“钉”此“刺”而后快。我的校友崔永元估计也差不多[20],这颗“钉”这根“刺”眼下刺得更大范围更多的人群坐卧不宁……
2017年6月19日,对杨氏来说绝对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原本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样稀松平常。事件起因是那天下午杨氏喝了点酒,在开车路上超车时与法大保安发生了口角,爆了个粗口(“SB,找死啊!”)。就这稀松平常的日常小口角,却演变成高校所在地公安出动抓人事件。而且没有说法,杨氏在派出所被拘押了30个小时,并用手铐背烤了整整一宿,堪称奇耻大辱。[21]就像世界上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一样,表面上看似乎出于偶然,实则其间有着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这当然跟杨氏热衷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有直接关系。早年杨氏以学术批评撬开学术公共空间,即已得罪人不少以至经常官司缠身,而今进一步介入到学术公共事件和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其“舍身求法”而奋不顾身,不仅有上述“话语圈套”等着他,更有现实陷阱张网以待。杨氏介入学术公共事务,可以“我观法大”系列为代表[22](其涉及法大诸多行政与教研事务),后来公开抵制法大聘任邓亚萍为兼职教授曾引起舆论广泛注意,之后更是以“敦请黄进教授辞去法大校长职务”(小系列)为高潮,[23]杨氏逐渐把自己推向了法大内部的风口浪尖之上。这可能是事件发生的基本背景,事件发生虽属逻辑发展必然,但肯定还是存在有外部一些机缘。比如出于杨氏的行为逻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也是他昔日亲身参与社区自治实践第一线的必然延伸。估计其死磕四川泸州太伏中学学生刘鑫死亡事件真相,得罪了地方公安[24]从而成为某些人“下套”的契机。笔者无意猜测这个“下套”事件的全过程,但用鲁迅的话说已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可以肯定的是,杨氏与法大保安之间发生口角的事件起因完全出于偶然(没有这回偶然也会有那回偶然),我们已见过全国不少公共人物出于偶然的机缘而被 “嫖娼”或“喝茶”事件了,套还就是那个套,局还就是那个局。只怪杨氏太过书生意气,根本想不到官场之险恶至此,让你钻进了“套”然后在解套过程[25]中还找不着下套的人。
后来杨氏把直接责任归到基层公安头上,并且把它当作“基于一次以人格尊严为代价的被动田野调查”。这当然有理,基层公安在这次事件中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起码必须“讨一个说法”之外,需要加以反思的地方其实不少,尤其是公安的社会定位需要重新审视。顾名思义,公安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公共治安,但由于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影响,时至今日动辄对人即有敌对意识,而且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时不时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角色。当然这有深远的历史原因,一则出于传统的保甲监管制度以及秘密警察制度(如东厂、西厂),二则出于现代移植于苏联的专政政体。二者交互为用,后者甚至还有着进一步巩固传统的作用,但毕竟还是有了一些现代诉求,比如“人民警察为人民”。特别是派出所“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确为事实;另一方面出于其专政本性,也特别是派出所,动辄上手铐或者一顿暴揍以及刑讯逼供等。殊不知,维护公共治安的根本目的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因此在“法治天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旋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专政政体应向执政政体转型,其次是保甲监管制度向市民社会自治制度转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人民警察为人民”,打击犯罪活动维护公共治安,人民的幸福生活才会有根本保障。可惜在于,晚清以降传统帝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老是进一步退两步,而杨氏就正好撞在这退两步的枪口上了。但话说回来,原本只是杨氏与法大保安之间发生的一次轻微口角,甚至连民间纠纷都算不上,法大内部即可轻松化解,为何选择报警?又是谁报的警?昌平公安又为何在接警后如此不分青红皂白?[26]难道隐藏在这背后的“阴谋”或“阳谋”不该做更深入的追究么?!
毋庸置疑的是,杨氏的行动逻辑完全出于公心与公益,哪怕批评法大乃至校长的动机也可谓纯正,就是为了维护学术共同体的纯粹与尊严。遗憾在于,出于各自话语逻辑的行动逻辑产生了冲突,又终究无法沟通,从而才导致这样的闹剧以及“阴谋”或“阳谋”。说直白了,这是一次强势话语系统对弱势话语系统的严重侵害。这没办法,因为而今中国问题确实就是整体性的,不仅是高校高度行政化,而且是行政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传统中国还基本是个“读书人社会”,尤其是还有着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才可在历朝历次世事变迁或时局动荡之中均能维持“斯文”于不坠。而民国以降,现代中国是个“干部人社会”,所谓“斯文扫地”在中国其实已超百年,“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程度,在这样的社会里再强调“斯文不坠”,就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也便是由于此,杨氏对法大校长的批评可谓义正辞严,而被批评的法大校长则可能会觉得委屈——既然高校也是个衙门,行政官员身兼数职或数十职乃官场通例,[27]假如不是少见多怪,那就是吹毛求疵或“挑事”。通常的想法一般是“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通常的说法那就是“刺头”了。坦率地说,除非校长先生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就像江平或者刘道玉这样的老校长,可这样的校长口碑虽好却常让体制觉得不可靠而好景不长。因此,关键还在于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能够真正形成“对话”,而不是“对抗”,前提是:至少还得有像李树忠副校长那样的思想觉悟,既褒有起码的学术良知,又有最基本的公共情怀,才会具备有“对话”与“互动”的良性基础。与此同理,彻底洞开中国公共领域并开辟出相应的公共政治事务,才有基本可能性。
实际上,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异常复杂,单凭哪一方的话语势力其实都难以奏效。公共知识分子的单方面努力,有时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很难有真正作为。至于遵循哈贝马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即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是立法者而是阐释者,在当下中国语境里就会显得文不对题。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连“对话”的资格也没有,“立法者”又从何谈起呢?然后再多的“阐释”,又有多少意义呢?好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公众舆论”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公共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公共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所谓网络“大V”)屡受打压,但大多数尚有良知的网民还是形成了相对公正的“公众舆论”。特别是,晚近以崔永元为代表所掀起的“娱乐圈风暴”最为典型。
一如前面所反复指出,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生产和活动是围绕国家限定的框架所展开的,文艺家们跟学者研究一样是围绕“主旋律”做文章。或者换句话说,在政府的框定或管控下,文艺家们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机会“变通”。“娱乐至死”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寻找国民的“痛点”、“麻点”和“笑点”则是一种更灵巧的“投机”——因为后者显然更具“卖点”,可以获取更多利润尤其是巨量票房。更为隐蔽的“变通”是,抓住种种特具“卖点”的题材,确立概念股盘,三五个联合做庄,把“卖点”炒大并吃下市面“流通盘”,以攫取暴利并暴富。于是乎,比台前“卖点”更刺激、更诡秘甚至更惊心动魄的“抄点”,也即金融大戏在幕后轮番上演……崔永元声称手握“一抽屉合同”,包括“阴阳合同”在内,就都成为了“引爆娱乐圈”的一根根“冰山一角”的导火索。在舆论场域一波又一波的倒逼冲击下,国家税务总局以及地方税务局分头出击,时隔不久即约谈并惩处了一批脱逃巨额税款的艺人们……
只是人们不禁要问:演艺界早已成为偷逃税的重灾区,为何政府税务部门对涉税信息迟迟不掌握,或者掌握了却不作为?杨氏主持的第二届“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中,发布有一篇法大法律硕士研究生郭志东的论文,题为《权力、信息与法治——政府部门间的涉税信息共享问题》,即可谓对症下药。人家还是个学生,就能如此深入地关注国家治理问题,确实值得赞许。不过如果更进一层,或许应该继续追问:既然我们一直标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国家税务部门所获得的巨额税收,究竟又有多少用之于民,比如教育与公共卫生以及涉及民生的“公共性项目”等[28]……也即为民众提供了足够“公共品”服务?或者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允许讨论,人们不能也不敢追问?又或者,恰恰是由于此,人们——特别是艺人们就干脆浑水摸鱼,与其糊里糊涂地把钱交出去,不如“三十六计逃为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有逻辑关系,如果有,那究竟是鸡生了蛋还是蛋生了鸡?由此可见,中国公共领域以及“公众舆论”场域,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应该看到,中国当下的公共领域确实在重新发育。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翻来覆去的情景,暂且忽略不计,而今的“公众舆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确有开始良性循环的迹象。尤其是晚近发生的一系列公众关心的案件,诸如“刘欢为母杀人案”、江苏“昆山街头砍杀案”以及福州“赵宇案”等等,[29]都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同时也常常出现舆论一边倒的趋势。特别醒目的进步是,政府的检察部门以及上级法院能够闻过则喜,随时检察纠正公安部门以及下级法院裁决的错误。“刘欢为母杀人案”和“昆山街头砍杀案”均有涉黑背景,法律裁断如果失当,就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道德判断:比如曾经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便是因为法律裁决与人们的道德感觉与判断相去甚远,尤其是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中碰到摔倒的老人“是扶还是不扶”的法律与道德感觉的两难选择。之后,发生在前不久的福州“赵宇案”,又让人们旧案重提,与南京“彭宇案”两相对比,也无不感叹社会的进步。人们普遍意识到,是“公众舆论”对此社会进步起到了十分正面的作用。其间还有个重要现象颇值关注,那就是无论“昆山街头砍杀案”还是福州“赵宇案”,检察机关不再仅仅被动批准,而是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主动提前介入,均及时纠正了公安部门的裁断错误。在有效平息公众舆论的同时,相对立体地体现了检察机关既检察又平衡的原本即有却又丧失已久的机构功能。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昆山街头砍杀案”发生后的那些天舆情汹汹之际,地方检察机关的专业工作人员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具体情节做出了颇为及时而又入情入理的解析,以正视听效果显著。[30]随后昆山市检方纠正公安错误,做出了受害者“正当防卫”的裁决。一锤定音,人们欢欣鼓舞,确实看到公平正义照拂了大地。我们知道,法律未必就能够使人们道德,但正义的法律却确实可以排除道德发展的种种障碍。
想想看,如果我们政府或者整个行政系统均能如此明智,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国人古今智慧,就不会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口号上”和“文件上”、“会议上”了。所谓价值重建,也就不会再是出于某些个人的“闭门造车”,然后上令下行由老百姓来遵守(久而久之就沦为“官样文章”乃至话语圈套),而是特别鼓励思想和思想贡献,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政治和思想能够双赢的“凯旋门”(所谓“凯旋门”意义并非在于“凯旋”,而在“鼓励”),思想市场就能够得到有效创建。思想市场的最大效用,就是能够正面引领“公众舆论”,而由公正的“公众舆论”所开辟出来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政治事务就将彻底呈现在国人面前,所谓“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等等,则势必水到渠成。
结语
也许,该在文末做个简单小结。杨氏舍身求法,置身于中国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多年,尽管其间多有坎坷与曲折,甚至有过官司缠身乃至涉险经历,但终究还是柳暗花明,[31]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从学术批评到学术规范研究,从小区善治研究到“县域法治”论坛,杨氏步步深入确应是渐入佳境。也许曙光就在前头,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已。特别可贵在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并获得政府真心合作和支持,是洞开中国公共领域的最重要也最关键一环。只是截止目前,略觉遗憾的是“法治青州”的内容偏少。当然有关故乡青州,杨氏还在下着一盘很大的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就是。中国的公共领域之路和杨氏自己脚下的路还长着呢!



——2019年3月23日初稿,4月10日修稿


(删节版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6期,此处为全文)
 
[①] 这个综合批评系列已写就三篇:之一《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之二《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载《云梦学刊》2007年第5期,之三《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载《云梦学刊》2010年第1期。
[②] 全国此类事已多,人们耳熟能详,不再另行加注。
[③] 有兴趣者可参阅荣剑:《思想、知识与价值: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重导向》,载I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891?dailypop
[④] 参阅郑永年:《最让我失望的就是知识界》,见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15_12_14_344570.shtml
[⑤] 参阅郑永年:《争名逐利抢流量,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啦?》,此篇郑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溢于言表,无论议论还是批判均确犀利而精彩。请见凤凰文化网:https://culture.ifeng.com/a/20180613/58705047_0.shtml
[⑥] 所谓中期的学术共同体追求,杨玉圣有部文集书名即为《学术共同体》,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晚近的小区自治领域研究,其也有代表性专著《小区善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⑦] 此处以及以上几处引文均引自李树忠文章:《论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县域法治》。下引文章,除另外注明者外,均引自李树忠、尹洪阳、杨玉圣主编:《依法治国与县域法治》(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2017年。该书修订稿,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⑧] 参见江平:《依法治国是一个长期任务》。
[⑨]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5/c_128719305.htm
[⑩] 姚中秋著:《中国变革之道》,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1] 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2] 参见《触目惊心!炒房团如何把三线城市房价炒高两三倍》(作者佚名),见:即墨论坛:http://www.qdjimo.com/bbs/410706.html
[13] 有兴趣者可参阅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14] 杨玉圣、尹洪阳:《县域法治论纲》。
[15] 上述几段俞荣根的引文,均引自俞荣根:《县域法治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
[16] 同上。
[17] 有关于此,请参阅杨玉圣:《小区善治研究》,该著中有着精到的概括。
[18] 参阅科斯、王宁:《变革中国》,第239页。
[19] 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20] 崔永元之“一抽屉合同”公开举报事件众所周知,显然无须具体加注。
[21] 详见杨玉圣:《县域法治视域下的基层状况——基于一次以人格尊严为代价的被动田野调查》,首发于学术批评网2017年6月25日。
[22] 可参阅杨玉圣著《学术共同体》中收录的《以小观大——我观法大系列》(第225-244页)以及与相关学友、网友的学术对话系列文章(第550-619页)。
[23] 关于这个小系列,杨氏除了曾经发布在由他本人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外,还发布在他的个人实名微博@杨玉圣,并于2017年3月15日把《敦请黄进校长辞去法大校长的公开信》一文实名寄发给教育部陈宝生部长。
[24]2017年4月14日泸州市公安局专门致函杨氏(17日前后收到),此前(应该是)经北京市文保局同意,由昌平公安分局、松园派出所警察陪同泸州警方,专程到学校,保卫处处长亲自打电话,约见杨氏,被杨氏明确拒绝(4月14日晚上,有两万多干粉的@杨玉圣被封号,据说是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的指令)。
[25]解套过程也小有曲折,警方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要求杨氏认错并放弃追责等,校方各层级领导和杨氏一众朋友分成两拨,一拨与警方反复沟通,另一拨则做杨氏工作,其间多有令人动容处。至于涉及诸位领导和朋友,则不予具体列举。
[26]尤其是发生在法大内部的“小口角”,杨氏已向涉事保安当面道歉的情形下,警方仍然抓人。
[27] 前不久即有江苏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剑锋身兼46职,引起舆论关注。人家可是讲完全出于体现领导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以及工作协调的方便云云。可参阅迷雪儿:《副市长身兼46职,真是太震惊了》,见法律法规网:http://zx.lc123.net/html/2019-01-13/15473440781436938.html
[28] 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很多,只是不敢保证可靠,这里或可引用经济学家韦森先生的一段话具体阐明:“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见韦森著:《大转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29] 晚近发生的一系列公众关心的案件,由于众所周知,也不予加注。
[30] 及时对此案进行理性解读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李志宇检察官,参见《北京检察官解析昆山反杀案: 电动车主可能构成特殊正当防卫》,见:http://www.sohu.com/a/251126387_617374
[31] 据说,北京市公安局已对相关涉事警察均做出行政处罚,昌平分局也将通过合理的方式,给予杨氏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与此同时,该案发生后,北京市局举一反三,先后出台四份规范性文件,有的规范文本已在全市警察系统推行。用杨氏的话说,还真是“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为代价,以个案推进法治中国的伟大进程”。见杨玉圣著:《县域法治与县域善治研究》(书稿,该课题为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FX005])。至于法大内部,杨氏对此案的发生也并未放弃追责,据杨氏所说:他已向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实名发函,举报校方企图在十九大之前在高校通过该案对他打击报复、客观上制造首都高校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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