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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气度与悲悯情怀

慷慨气度与悲悯情怀

慷慨气度与悲悯情怀
——赵虹主编《社会科学论坛》二十周年要略检测
吴励生

差不多我在办刊(《警坛风云》杂志)十年结束,赵虹先生才开始筹办《社会科学论坛》杂志,而我有幸结识他,却又是在他办刊第十年的2009年——到了眼下的2019年,我们之间的交往又恰恰是10周年。国人喜欢逢五逢十,讨个吉利。这里讨吉的意思当然也有,但更多的还是赶巧,需要的倒是该对其办刊经历做些回顾与检测。
因为自己办过刊物,办刊的甜酸苦辣基本都品尝过,因而当年我刚接触到《社会科学论坛》时,除了能够体味办刊人的良苦用心之外,即被刊物中所散发着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所吸引。那个时候,刊物还是以半月刊的方式运作:上半月刊为学术评论卷,下半月刊为学术研究卷。异于常情的是,一般刊物重视的大都是后者,《社会科学论坛》重视的却是前者。这当然跟刊物的定位有关:较早的时候,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的“光荣与梦想”有关;较为晚近,则可能跟知识界在新旧世纪之交掀起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有关——前者偏重思想文化评论,后者偏重学术批评。也许《社会科学论坛》创办的前十年倾向前者,后十年则倾向后者,但无论倾向于前于后,让人印象深刻的仍是独立的精神品格与淑世的知识分子情怀。尤为显豁而具体的则是刊物的自我概括和表述:“学术、思想、文化,思辩性,包容性,时代性,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理想的精神家园”。也便是因此,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由我策划了一组“关于精神家园的圆桌讨论”的笔谈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此乃后话。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我初识刊物和办刊人赵虹不久,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论坛》合作举行的一个内部座谈会上,即以同年中的一期刊物(2009年第4期)为例,发表了一些出自肺腑的观感和刊物上相关文章的读后感——之后,更是腾出专门时间,认真整理并扩写了这份发言稿。这篇题为《<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与品格》(扩写)的发言稿,由杨玉圣教授主持的学术批评网首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发言稿后来被“人大经济论坛”网站转载——转载的原因并非出于对文章的肯定与支持,而是相反,甚至大有一番文革意味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用意:批判、示众、挞伐……尤其是在网上论坛特有的所谓“一楼”“二楼”和若干“楼”的留言发布中,“无耻”之类的谩骂字眼算轻的,重的则是处处诛心,诸如因为作者被列入“编委”的缘故,或者是收了刊物的钱,就这样“无耻”地为刊物“鼓吹”云云……作为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代的我们,对此情形和言论早已见怪不怪,本来也即付诸一笑完事。
但平心而论,本来“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可在我们这样的文化心理与土壤之中,“民主”就未必是好东西,甚至常常还会演变成为灾难。因为:这种“民主”愿景下的“平等”诉求并非出于追求自由的需要,而是为了压迫与奴役而追求的“平等”,这种“平等”要不导致的是“平等”的共同贫困,要不就是高挂天理招牌下的私欲膨胀的“平等”的机会主义……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话说:“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定生而为奴”。因此,在这种“平等”的语境里,彼此互不服气的嫉妒心理和不顾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行为,就只能是必然结果。因此,上述那些谩骂者,窃以为这种表面上看来很堂皇的“平等”要求其实是出于私利——很显然的,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们发表文章曾被刊物(大概是“学术研究”卷)要求收费,或者因为不符合要求被退稿之类;也很显然,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在读研究生,估计是由于校方有硬性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有两三篇文章在学术期刊发表,而就在他们寻求发表的过程中碰到上述挫折,于是气不打一处来,上来就是一通骂。可是他们肯定骂错人了!他们首先应该骂的是校方无理规定,其次应该反思学术制度本身。人家是研究生刚刚在读,有何必要和理由硬性要求他们发论文?假如他们三年之中能够一心向学,专心于某领域的学习与研究,末了能够完成一篇高质量的硕士论文,并真正经得起学术共同体的检验,岂不是更为正当的标准和追求,对研究生自己又岂不是更为可欲的结果和正果?
当然,骂别的跟自己没利害关系的人与事很安全,骂跟自己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校方就得掂量掂量了。至于刊物究竟是怎么运作和如何运作的,如果不是校方那些规定关他鸟事,骂就是了。即便他们有意给刊物运作一些尊重和理解,其实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因为国内社科单位毕竟不比后来高校,有“九八五”“二一一工程”之类,新世纪前后有着越来越大乃至巨量经费投入。然后想想看,“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又有心存高远的办刊理想,即便是由我自己来筹办,除非能够拉来大笔广告或赞助,否则能够想出来的,也唯有“以副养农”一途。加上有需求才有供给的硬道理,何况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出于“有钱好办事”以实现公共利益诉求的“光荣与梦想”——因此,该骂的是借此供需关系趁机敛财、大发其财并中饱私囊之人(时至今日,混学术的诸君还不是三天两头就能接到“发表中介”或者上不了台面的什么刊物的“约稿函”吗,人家不仅明码实价,而且发表神速),而不能更不该谩骂出于公益与公心就想着为大家办实事的人。更何况,在办刊经费有了一些着落之后,《社会科学论坛》很快即做出了有效调整,不再“以副养农”,并多次公开声明刊物发表不收费,直接与那些趁机敛财的无良刊物切割开来。尽管刊物的稿酬标准仍然偏低,但金钱并非一切,没钱时固然“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如上述“以副养农”),很多时候其实“钱是王八蛋”。在刊物质量上去了之后,哪怕没稿酬或者很微薄的稿酬,也能吸引来一拨又一拨的好文章。道理简单,精神的财富才是最大的财富:物质的财富永远有价,精神的财富永远无价!
因此,我基本坚持当年《<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与品格》一文的观点和立场(此作后来收入拙著文集《文与学反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而且有些观点而今会更加鲜明,这里仅征引当年文章中的一段便足以彰显:“就像我们看到的,假如说陈平原和秦晖分别为多少带有清儒遗风的王瑶和赵俪生的传人,他们的学术功力深厚大可理解,而像张远山这样的重点作者的发现和挖掘,《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眼光确实非同凡响。如所周知,义理、考据、辞章在国学功夫之中殊关紧要,除了极少数的专业性学者之外,那些传统的国学功夫几近失传,辞章之学可以在陈平原那里看到颇重要的发挥,考据性功夫还能在不少史学学者那里得到一些继承,尤其是在‘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陈平原语)方面,真正能够抉发出重大真相并能‘自坚其说’者而今实属罕见。张远山乃当下一大奇人也。据我所知,张远山的代表性论著《庄子奥义》一书中大多数篇章,均由《社会科学论坛》首发。之所以我用学术评论卷09年第4期为例,还因为该期上发表的丁国强先生关于《庄子奥义》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过《庄子奥义》的不少评论,甚至不乏名家如韩少功、叶兆言等,但我较为满意的唯有此篇能够说到点子上。由此也说明《社会科学论坛》的独具慧眼。另外所谓以‘一斑窥全豹’,《社会科学论坛》一以贯之的办刊风格和相关品格,也即真问题、真学术、真品格、真精神尽在于其中。”
当然,赵虹主编刊物二十年整,个人与他交往时间却只有他办刊的后半截即十年,我的观点和立场就难免带有“即时性”嫌疑。不像丁东先生,几乎一开始就参与到刊物的策划与运作之中,或者干脆我在此是就着丁东先生的话题继续往下讲。也即,丁东先生所说是刊物的创始,我在此所说则是刊物的发展(或者准确说应该是杨玉圣先生受邀参与策划刊物再次改版之后的事情)。毋庸讳言,丁东先生是后来大量涌现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先驱和楷模,无论是其个体精神抑或个体行为,或者是个人写作与编辑乃至推动重要著作出版,都值得人们脱帽致敬。这里引用他《赵虹办刊20年》文章中一段话:“赵虹待人诚恳,又讲义气,朋友越来越多。拿到第一批好稿,他甚为欢喜,舍不得一次用完。我说,只有多发一流的稿子,自己成为一流的杂志,一流的作者才愿意来发言。好稿子来了就要赶快上。”诚哉斯言!记得当年我自己在办《警坛风云》杂志时,当年也是整天操心着如何从全国各地搜罗来名实相副的作家,以撑刊物门面,让刊物质量更上层楼的同时,让刊物取得更大影响,同时也可以让刊物卖得更好(我们刊物当时基本属于自收自支性质)……坦率地说,也便是《社会科学论坛》一直秉持这一朴实有效主张,许多作者包括笔者在内,均因此而大受其惠——就说我自己,先后即有三部专著的容量在刊物获得连载(孙绍振文论研究、邓正来知识谱系研究和个人思想专著《天道绝对》)。
但不能不说的是,因为刊物联系着诸多知名人文学者,有时难免存在较彻底的人文性主张,这有时也会给刊物运作导入了一些误区。就像传统中国似乎确实文明灿烂,诸如典章、文物、制度以及思想,几乎俯拾即是,所有种种似乎都是人文主义的,而且跟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人文主义拉开了相当大距离,或者似乎本来就没有必要“人的自觉”似的。关于这个问题,似乎还是外国人看得比我们自己还清楚:“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个人尊严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社会性的问题。个体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人的价值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儒家道德生活的中心思想是‘仁’与‘仁爱’,虽然具有逻辑性,但显然缺乏基督精神,因为它要求按等级来爱别人,先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朋友。事实上,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上层阶级所享受的一种奢侈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见怪不怪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何让“人文主义”能够让包括普罗大众在内普遍享受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特别是,如何能够让所有中国人每个个体的固有本质(尤其是优秀品质)本来就是“人的价值”本身能够得以体认,并予以尊重,然后还要跟每个人的创造性挂起钩来……尤为重要的,如何能够让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固有权利和权益?仅靠中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根本无法奏效的。
当然不是说,人文学者们的人文主义主张就不重要,而是说:中国传统那种特有的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应该在现当代条件下向社会科学全面开放。只有这样,上述“人的价值”也好,“必需品”也好,乃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益,才能够在一种较为开放的社会与社会科学建构之中获得制度性建构与保障。不然,那些人文主义主张固然也能获得不同时期的时代性成果(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对我们自身的生活变革和社会变革可能并无助益。何况,《社会科学论坛》本身的刊名,即标示为“社会科学”的论坛,而并非“人文科学”的论坛。事实上,在我与赵虹和《社会科学论坛》的长期互动以及观察里,或者也是在此“就着丁东先生的话题继续往下讲”的内容里,早就有着一种“未意图拓展”的实际效果逐渐呈现了出来。这就是人文主义的追求早已被容纳进了社会科学的建构之中。有关于此,我曾在《<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与品格》一文中有过大略描述,后来由我出面组织的一组笔谈表述得就更为显豁了,我个人的表达中具体如:“我们该当如何建构一个不说幸福起码也属正当的生活家园,而后我们才能奢望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这样,我们或能避免单纯从思想史出发,哪怕从古到今或者从西到中的追问和梳理,思想本身可能迷失不说,剩下的常常只是表面上的引领研究风潮。至于我们自身的生存问题,一样没能解决甚至还有可能陷入被搁置的泥潭。所谓安身立命,在西方的意义上其实就是终极关怀。假如我们不关心生活世界,那么,最终也就丧失了精神世界的关怀可能。在这一点上,传统儒家孔荀、董仲舒尤其是宋儒们,对于人间秩序的关怀精神值得借鉴,问题在于儒家们构建的秩序既不正当也并不可欲。所谓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重交织,说白了,就是人间秩序安排的可欲性和正当性与否的界分。”
应该说,更为显豁而清晰的,还就是2018年刊物开始集中推出的“学术笔谈”栏目,其把人文科学的诉求整合进整体社会科学建构之中的效果尤其鲜明。我们不妨把这先后发出的八组笔谈文章扼要概括出来,就可见其大略,如:“房地产税改革与县域土地财政问题”(3篇,2018年第1期),“证据合法性规则与非法证据问题”(4篇,2018年第2期),“改革开放与世界体系”(6篇,2018年第3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问题”(4篇,2018年第4期),“大学体制与时代发展问题”(5篇,2018年第5期),“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问题”(3篇,2018年第6期),“人口统计与社会结构问题”(3篇,2019年第1期),“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命运问题”(4篇,2019年第2期),“关于精神家园的圆桌讨论”(4篇,2019年第4期)……需要点明的是其间有着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无论涉及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均为采取问题化处理。之所以要如此处理,是因为“问题导向”中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新塑建,其间涉及的不仅是人们关心的社会热点与难点问题,更是涉及生活变革、社会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和知识变革的中国全方位变革。所谓社会科学以及知识发展,本来就该是我们自身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发展、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有机构成的特别重要的部分,而不能仅仅是已有西方社会科学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知识的移植(或是“研究”)部分,更不能是仅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部分。这很关键,关键在于其关系到了中国人自身生活的重新建构与认知,关乎中国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之实现与体认的必要的制度环境。兹事体大,为了中国人这个“人的目的”本身,无论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中的哪个学科,均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开放的氛围与学科史、跨学科乃至无学科视界之中不断地进行问题化和理论化,才可望形成真正有效的知识积累,并切实做出中国自身的真正有意义贡献。
当然,刊物能有如此种种作为,甚至还具备有某种“知识战略”,既不能也不可忽视的是办刊人的精神气度。人文学者办刊,常常喜欢引用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的说法:“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这种说法当然很精彩,也很独到,假如我们所有的办刊者都能有如此觉悟,就不至于全国数千家刊物千人一面,有如互相克隆。但除此主张的重要之外,办社科刊物,还得有相应的组织策划能力,如“鬼灵精怪”(陈平原形容赵虹语),得有相当程度的活动能力,如赵虹认识的“国内关怀公共事务的学者教授成百上千”(丁东语),如此等等。另外,似乎还有着一种精神开放与包容的特质,更加重要。这种精神特质体现在赵虹身上,尽管我跟他有着十多年的精神交往与互动,却居然一时找不出准确的词用以形容和概括。最直观的印象和感觉,其一边豪气干云一边又不动声色,这怎么描述呢?沉吟多时,觉得还是套用韩愈老先生在一千多年前的说法——“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比较靠谱,尽管后人已改为“慷慨悲歌”,但此处仍有“感慨”之意。也尽管,这块土地上自古英雄辈出,有“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的邯郸游侠;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地刺客荆轲;有“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威猛张飞;有刺配沧州道、雪夜上梁山的好汉林冲……等等,但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风流韵主要还在精神血脉的不息。比如无论燕、赵,均靠近皇城根,操心国家大事的人多,不像长江以南沉迷市井以及蝇头小利的人多;又比如华北平原广大,无论文武均可任情驰骋,文则悲歌悲情,武则慷慨豪情——也许这便是上述“一边豪气干云一边又不动声色”较准确的文俠形象描述吧?
有此印象,当然也跟个人的办刊经验有关:有时候,刊物的面孔就是主编的面孔。刊物显然跟主编一样有着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才可能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一种独立的精神、开放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和担当的精神,而所谓慷慨气度其实就是由这四种精神组成的。这个人也深有体验和感触,除了丁东先生说的“赵虹颇有文化见识,哪些作者优秀,哪些文章精彩,他一眼就能看出……”(《赵虹办刊20年》)之外,赵虹的开放与包容的慷慨气度,特别是个体担当精神尤其让人感佩。作为作者,个人虽然身上没有“长刺”,但头上肯定“长角”,文章言语犀利有时甚至有点“得理不饶人”,笔下就常常有点管不住。赵虹的审稿回复总是要言不烦,他告我说意思到了就行有时不必都说出来……然后刊物出来,我看自己那文章,“不必都说出来”的抹去了,但我要表达的意思却都在。这份包容和担当,还得加上“高明”二字才算完整。特别让人感慨系之的,是我曾对国内在新世纪之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论坛”颇有微词(原因是几乎所有“论坛”发布的“新”东西均跟无根的飘萍似的,大都是无根的“知识”,随着时过境迁,几无例外风流云散),于是专门致函赵虹,说《社会科学论坛》刊名中即有“论坛”字样,理当对全国所有的学术论坛存在的相关问题引起共同的注意,特别是在发表过新知识、新问题以及新思想之后,应及时对这些新的知识产品做出有效反应,并力所能及地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知识追究。与此同时,对思想文化评论这个办刊初衷也会是个较大的精神提升,并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与发展……即便后来刊物越来越重视学术评论,本来也是意图促进中国学术的进步与繁荣……等等。赵虹的回复仍然扼要,却一样给人警醒和智慧,他说其办刊,其实就是为大家“支上一个锅”……
赵虹的言下之意,就是他支起了这么个“锅”,至于是煮饭炒菜或者炒什么菜怎么炒,全凭厨师们的想法和做法。这样简单朴素的说法,让人想起俗谚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能让你会心一笑的同时,确实感到了一种真切的生存性智慧。这里想即刻指出的是,我们古人和今人的生存性智慧其实很多,可悲在于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消费这些古今智慧。比如为了写文章,或者“演讲”的需要,左一句格言,右一句谚语,只是为了表示自己文雅或者渊博,或者在文章里形成一种优越的“理势”,如此而已。至于在现实状况里面,这种种智慧其实没用的。赵虹之难能可贵,即在于完全把这些智慧贯穿在于自己的一系列刊物运作的学术践履之中去了。赵虹有没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呢?那是肯定的,而且这种主张大得不得了,即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有着这样的情怀还能不想着“发表”出主张吗?)——然而,赵虹不同于他们的地方,虽有很大的主张,却从不先入为主,更不以先知自居或以某种旗帜相号召。在我看来,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岂是那些只会消费古今智慧者们可比!
想想看,如果把这种智慧以及精神气度往社会层面乃至国家层面建构拓展,那么我们可以就此获得多少群策群力,并获得多少难以预料的殊关重要的“未意图拓展”?与此同时,不知又可去掉多少无谓的标语、口号乃至“会议”以及诸多的“官样文章”?或者进一步延伸成为政治智慧,梁漱溟先生曾经描画的“从前的国家不容人人有他的意思而只就一个意思为意向走下去,那很简易的。现在人人要拿出他的意思来,便走不得要散伙的。所以非大家来组织不可,由这组织而后各人的意思尽有而协调若一,可以走得下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蓝图,以及江平先生的“意思自治”理想,就可能成为现实,也即在这种政治智慧的引领下得到真正有效的建构与落实。更不用说社会科学以及涉及社会领域建构的科学,或者赵虹二十年如一日所一直践履着的学术运作主张里面,就能在一种自洽的氛围与自治的规则之中自觉形成有效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伦理。
坦率地说,我个人也即在这种赵虹特有的智慧和慷慨精神气度之中获益多多,得到太多的支持与扶持,由此也便让我对他一直秉持的开放与包容原则常怀感恩之心。平时几乎没多少机会向赵虹表达感激之情,后来我在写作《我的梦想:个人思想历程概述》一文时才有了机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可算是集中表达:“假如一定要说‘利见大人’,或可进一步用三角关系来说明:玉圣和正来二兄跟我的精神互动与交往可视为三角形的两个底角,那么《社会科学论坛》对个人的提携则可视作这个三角形的尖角,而最后真正成全这个三角关系的则是《社会科学论坛》的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说句老实话,此生每当忆及若此身上即有一股暖流涌现,感激之情无法言表。”当这篇文章被赵虹安排在《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2期发表时,我甚至突然有了一种“人生圆满”的感觉,于是在收到刊物的两本样刊后,我当即给赵虹发函致谢,在致谢中我说了一句诗歌般的话语:“此生已无憾,唯有感激兄!”绝无夸张,确是实情:因为那篇文章涉及个人近四十年的思想跋涉与苦苦求索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我若不为此永远铭记在心,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真心去铭记的呢?
最后想说的是,此生我拒绝众多的“研讨会”以及“论坛”活动邀请(因为始终觉得其除了给人们提供话语权和名利争夺的场所之外,无甚意义,而且人们一转身就忘掉并追逐新的玩意去了),唯有两次想去参加的研讨活动却因同样的个人及家庭的特殊原因未能去成,让我倍感遗憾!一次是去年在青州举行的杨玉圣教授高校执教三十周年纪念书画展,一次则是今年在石家庄举办的赵虹主编《社会科学论坛》二十周年暨期刊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这两次活动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研讨会,首先在于不是真朋友都不来,其次是不说些真话就都不讲。由此想象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场景,那才都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盛宴。这两场活动据说均隆重而热烈,而且都是二十年、三十年大吉——理应到场祝贺的我,无奈只能遥祝顺利成功。不过,聊可自慰的是,我在致函赵虹兄时表示,好在他们二兄(包括玉圣)均是我的终身朋友,哪怕一时半会儿形难相伴,神却永远同在。因为哥几个有着相同的价值理想,甚至希望达致理想的途径也相距不远,走着走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2019年12月13日初稿于福建聚龙小镇自适斋,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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